这是个离奇的故事。它是一本囊括13世纪的人全部所做所感所惧和所祈的手册。贯穿全书的是被佛罗伦萨流放的那个孤独的身影，他的行进始终伴随着他自己绝望的影子。
看啊！当死亡之门正对这位中世纪的诗人关闭时，生命之门却对注定要成为文艺复兴第一人的孩童开启了。他就是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阿雷佐小镇上公证人的儿子。
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但丁属于同一政党。他同样遭到了放逐，因此彼特拉克便没有生在佛罗伦萨。他15岁时被送到法兰西的蒙彼利埃，期许他能操父业当一名律师。可是这男孩不想干这行，他痛恨法律。他想当一位学者和诗人——正因为这个念头胜过一切，他也就成功了，有坚强意愿的人总是如此。他长途旅行，在佛兰德斯、在莱茵河沿岸各修道院、在巴黎和列日，最终在罗马抄录手稿。而后到沃克吕兹的野山僻谷中隐居、研究和写作，不久就以韵文和学识闻名于世，巴黎大学和那不勒斯国王都请他去任教。在他奔赴新工作的途中，他不得不途经罗马。他由于编辑了几位渐被遗忘的罗马作者的著作而知名，当地人就决定授予他荣誉，在帝国古老的广场上，彼特拉克被戴上诗人的桂冠。
从那时起，他终身荣誉与赞扬不断。他写的东西都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大家已经厌倦了神学辩论。可怜的但丁只能在地狱中尽情遨游，但彼特拉克写的是爱情、自然和阳光，从不涉及前辈人似乎习以为常的阴郁东西。当彼特拉克来到一座城市时，人们万人空巷前来迎接，如同欢迎一位凯旋的英雄。若是他刚好带着他年轻的朋友，讲故事的薄伽丘，就会更受欢迎了。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人物，充满好奇心，愿意读各种书籍，在被人遗忘的发霉的图书馆里东翻西找，以期能够发掘出维吉尔、奥维德、卢克莱修或任何其他古代拉丁诗人的又一部手稿。他们是真诚善良的基督徒。他们当然是啦，人人都是嘛。但是没必要因为某一天会死去，就耷拉着长脸，穿着脏外衣。生活是美好的。人们就该享受幸福。你需要证明这一点吗？好啊。拿起一把铁锨往土里挖吧。你发现什么了？美丽的古代雕像、漂亮的古瓶、古代建筑的废墟。所有这一切都是空前伟大的帝国人民制作的。他们统治世界达1 000年之久。他们强壮、富有、英俊。（只要看看奥古斯都大帝的半身像就成了！）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也绝不能进天堂。他们充其量只能在炼狱中打发时光，但丁不是刚刚造访过他们嘛。
可是谁又在乎这些呢？生活在古罗马那样的世界里，对任何会有一死的凡人来说，已经与天堂无异了。何况，人生只有一次。让我们快快活活、高高兴兴地仅仅为了生存而享乐吧。
简言之，这就是开始充斥在许多意大利小城狭窄曲折的街巷中的精神。
你们都知道我们所说的“自行车热”或“汽车热”。有人发明了自行车。千百年来都只能缓慢而艰难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步行的人们，如今看到靠飞快转动的车轮就能轻而易举地翻山越岭的前景，自然会被它冲昏了头。后来又有一位聪明的机械师造出了第一辆汽车。再也不需要蹬啊蹬的了。你只消坐在那里，用几滴汽油替你卖力就行了。这时人人都想有一辆汽车了。大家都在谈论劳斯莱斯、福特、汽化器、里程和耗油。勘探队员们深入不知名国度的腹地，指望能够发现新的油源。苏门答腊和刚果生长着可以为我们提供橡胶的森林。橡胶和石油身价剧增，人们为占有这样的资源而发动战争。全世界的人都成了“汽车爱好者”，连小孩子在学会说“爸爸”“妈妈”之前都能说“汽车”了。
在14世纪，意大利人为新发现的地下埋藏的罗马世界的美丽而发狂。他们的热情不久就被全西欧的人民分享了。发现一部未知的手稿变成了市民度假的理由。写出一本语法书的人如同今天发明了一种新的火花塞一样大受欢迎。将时间和精力奉献给研究“人”或人类（而不是将时光耗费在劳而无功的神学探索上）的学者，即人文主义者，被视为比刚刚征服了所有食人生番岛屿的英雄还要愈加荣耀并应享有更高的尊崇。
就在这场知识剧变之中，发生了一件对研究古代哲人和作者十分有利的事件：土耳其人对欧洲发动了新的进攻。罗马帝国残存部分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极大的压力。1393年，曼努埃尔·帕里奥洛格斯皇帝差遣伊曼努埃尔·赫里索罗拉斯赴西欧陈述古拜占庭帝国的绝望处境并要求援助，援军始终未曾派出。罗马天主教世界宁可看到希腊天主教世界等待这一邪恶异端的惩罚。但是不管西欧对拜占庭的命运多么不关心，他们仍对特洛伊战争之后5个世纪内，沿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起来这座殖民城市的古希腊人兴趣有加。他们想学会希腊文，以便阅读亚里士多德、荷马及柏拉图的原著。他们渴望能学会希腊文，但他们既没有教科书，又没有语法书，也没有教师。佛罗伦萨的行政官们听说了赫里索罗拉斯到访一事，而该城的市民又处于“学习希腊文的狂热”之中。他愿意来教他们吗？他答应啦，瞧啊！第一位希腊文的教师向数以百计的热切青年教起希腊字母，这些学子一路行乞来到阿尔诺河畔的城市，住在马厩或脏黑的阁楼，只为学会动词“教”的变位，以便跻身索福克勒斯和荷马之间。
此时在大学，那些教授古老神学和旧日逻辑学，讲解《旧约》中隐藏的神秘故事，讨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阿拉伯——西班牙——拉丁转译版中的奇特科学的老派经院教师们，怀着惊惧的心情在一旁观望。接着他们便动了气。这事太过分了：青年人撇下了正规大学的课堂，去听某个目光狂野的“人文主义者”讲解什么有关“文明再生”的异想天开的观念。
经院教师们就去当局抱怨了。但是人们不可能强按着马头要它饮水，也不可能强制不自愿的耳朵去听不感兴趣的东西。经院教师很快就站不住脚了。他们会偶尔取得短暂的胜利。他们与不肯看到别人享受对他们的灵魂来说是异己的快乐的那种狂热势力相联合了。在伟大的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新旧秩序之间进行了一场恶战。一个对美恨之入骨的阴沉着脸的西班牙多明我会的僧侣成了中世纪卫道士的领袖。他进行了一场英勇的战斗。他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宽敞大厅里日复一日地狂喊上帝神圣愤怒的警告。他吼道：“忏悔吧，忏悔你们心无上帝的邪念，忏悔你们对不神圣东西的享受吧！”他开始听到闪过天空的声音并看到冒火的宝剑。他向儿童布道，以免他们陷入导致他们父辈毁灭的过失。他组织童子军队伍，自封为上帝的先知，要竭诚为上帝服务。被他吓昏了头的人们，在一时的狂热之中，答应要为他们对美好和欢乐的罪恶爱好苦修赎罪。他们把他们的书籍、雕像和绘画全都搬到市场上，以神圣的歌曲和最不神圣的舞蹈，狂野地庆祝“虚荣的狂欢节”，而那位萨伏纳罗拉则把他的火炬抛到堆积成山的艺术珍品之上。
但是当灰烬冷却下来之后，人们开始醒悟到他们失去的东西。这次可怕的狂热使他们毁弃了他们曾经视为高于一切的东西。他们转而反对萨伏纳罗拉，把他投入监狱。他备受折磨，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概不忏悔。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一心想过圣洁的生活。他曾心甘情愿地毁掉那些蓄意与他对立的人。只要他看到了邪恶，他就认为自己有责任将其消灭。在这位教会的忠心耿耿的儿子看来，热爱异教徒的书籍和美，就是一种邪恶。但他只是孤身一人，为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孤军奋战。罗马的教皇始终没动过一根指头来拯救他。相反，当佛罗伦萨人把萨伏纳罗拉拖到绞刑架前，绞死他，并在暴民的一片欢呼嚎叫声中焚烧他的尸体时，教皇赞许了他那些“忠诚的佛罗伦萨人。”
这是个可悲的结局，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若是在11世纪，萨伏纳罗拉就会是一位伟人了。而在15世纪，他只是一个失败事业的领袖而已。好也罢，坏也罢，当教皇转而成为人文主义者，梵蒂冈变成罗马与希腊文物最重要的博物馆时，中世纪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