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乔托（约1266——1337），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的画家和建筑师，他突破了拜占庭的绘画艺术，对彼时及后来的欧洲画坛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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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时代
人们开始感到有必要把他们新发现的生活乐趣表达出来。他们以诗歌、雕塑、建筑、绘画和印制的书籍等形式展现他们的幸福生活。
1471年，一位虔诚的老人辞世了。在他91岁的一生中，有72年都是在伊瑟河上古代荷兰汉萨同盟城市之一的兹沃勒镇附近、圣阿格尼斯山修道院隐蔽的围墙里面度过的。人们都称他托马斯兄弟，而由于他出生在肯彭村，人们又把他叫作托马斯·肯皮斯。他12岁的时候，就被送到德文特，那儿有一个由巴黎大学、科隆大学和布拉格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以游方教士著称的格哈特·格鲁特建立的共同生活兄弟会。会中纯朴的好兄弟都不是教士，他们试图过着耶稣早期门徒那样的简朴生活，操着普通的木匠、漆工和石匠的固定职业。他们办了一所出色的学校，让穷苦出身的应受教育的男孩子学习教会神父们的智慧。在这所学校里，小托马斯学会了拉丁文动词的变化和抄写手稿。之后他发下誓言，背上他那一小捆书籍，一路跋涉来到兹沃勒。随着一声叹息，他关上了大门，与对他没有吸引力的喧嚣世界隔绝了。
托马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瘟疫肆虐，人们会突然死亡的时代。在中欧的波希米亚，英格兰宗教改革者约翰·威克里夫的朋友和追随者，约翰·胡斯的忠实门徒们，以可怕的战争为他们敬爱的领袖之死复仇。胡斯曾得到康斯坦茨会议的承诺，只要他肯到瑞士向聚在那里讨论宗教改革的教皇、皇帝、23位枢机主教、33位大主教和主教、150名修道院院长和100多位亲王和公爵们阐述他的教义，就颁予他安全通行证，但也是这同一个会议，下令把他烧死在火刑柱上。
在西欧，法兰西为了把英格兰人逐出其国土，已经和英格兰打了100年仗，就在这时，由于贞德的出现，这个国家才幸运地得到了拯救，免除了彻底失败。这场战争刚刚结束，法兰西和勃艮第又彼此扼住喉咙，为争夺西欧霸主的地位，进行了一场生死之战。
在南欧，罗马的一位教皇祈求上天降祸于驻在法国南部阿维尼翁的另一位教皇，而后者也以牙还牙，施以同样的报复。在欧洲的最东端，土耳其正在摧毁罗马帝国的最后残余，俄国则进行了最后的征战，粉碎鞑靼主子的权势。
约翰·胡斯
但是这一切都不为退隐在安静的密室中的托马斯兄弟所闻。拥有自己的手稿和见解，他对此已经满足。他把对上帝的敬爱倾注到一本小书中，起名叫《效仿基督》。该书自问世以来，是除去《圣经》之外，翻译成各种文字最多的书，其阅读人数之广，也堪与《圣经》相比，它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作者将其最高的生存理想表达为简单的愿望：“他可以坐在一个小角落里，手捧一本小书，宁静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好心的托马斯兄弟代表了中世纪最纯洁的理想。在胜利的文艺复兴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伴随着人文主义者高声宣布现代时代的到来，中世纪集聚起力量，做最后一次突围。修道院进行着改革。僧侣们放弃了财富和恶习。单纯、直爽和诚挚的他们，以自身无瑕和虔诚的生活为楷模，试图把人们带回到正直和对上帝意旨恭谨顺从的道路上。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新世界从这些好人身边冲过去，静修的岁月已然逝去。伟大的“表现”时代业已开始。
请允许我在此时此地抱歉地说，我只好使用如此多的“大字眼”。我倒是满心希望我能够用一些单音节的普通用词来书写这段历史，可惜不成。不涉及斜边、三角形和长方体就没办法写出一本几何教材。除非你弄懂这些术语的意思，不然就别去碰数学。在历史中，而且在一切生活中，你不可避免地要学会许多陌生的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词语。何不从现在就开始呢？
当我说文艺复兴是一个表现的时代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人们不再满足于正襟危坐，聆听皇帝或教皇训诫他们该想什么、该做什么。他们要做生活舞台上的演员。他们执意要“表现”他们个人的想法。如果一个人像佛罗伦萨人、历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一样对政治感兴趣的话，他就可以“表现”自己：在其著作中展现他自己对一个成功的国家和一个无能的君主的观点。如果，在另一种情况下，一个人喜欢绘画，他就可以在画幅中“表现”他对美丽的线条和可爱的色彩的热爱，绘画就使乔托、安杰利科修士、拉斐尔成了名。而在人们学会了珍惜那些表现了真正和持久的美的东西时，也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普通用语。
如果这种对线条和色彩的热爱又同对机械和水利的兴趣结合起来，便会成就列奥纳多·达·芬奇，他画画，试验气球和飞行器，为伦巴第平原的沼泽排水，并以散文、绘画、雕塑和匠心独具的引擎，“表现”他对天地之间万物的喜爱与兴趣。当一个像米开朗琪罗那样具备巨大精力的人，发现画笔和调色板对他那双强壮的手过于轻柔时，他就会转向雕塑和建筑，把沉重的大理石凿出最奇妙的人像，为圣彼得大教堂绘出蓝图，把教会胜利的荣光最具体地“表现”出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整个意大利（很快就遍及全欧洲）都充满了活力四射的男男女女，在尽其所能地为我们累积知识、美好和智慧的宝库添砖增瓦。在德国的美因茨城，约翰·古登堡发明了一种新的复制书籍的方法。他研究了旧有的木刻，完善了一种将软铅做的单独的字母排列起来，组成单词和整页书的体系。事实上，在一场印刷术发明权的官司中，他损失了全部钱财，并死于贫困，但“表现”他的独特发明才能的活字印刷术，却在他身后长存。
手抄本和印刷本
大教堂
不久之后，威尼斯的阿尔杜斯、巴黎的埃提安、安特卫普的普拉丁和巴塞尔的福洛本，就分别以古登堡《圣经》的哥特体字母、意大利斜体字母、希腊字母和希伯来字母印制他们精心编辑的古典作品，使之风靡于世。
随后，全世界都成了那些有话要讲的人的热心听众。知识只为少数有特权的人垄断的日子结束了。当哈勒姆的厄尔泽维尔开始印制他的廉价的普及版本之时，无知的最后借口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维吉尔和贺拉斯及普林尼等一切古代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只要花上几枚小钱，就能成为人们的忠实朋友。人文主义使全人类在印刷的文字面前都自由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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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发现
既然人们冲破了中世纪狭窄的局限，他们就有了更多的漫游空间。欧洲的天地对他们的雄心来说过于狭小。伟大的航海时代到来了。
十字军东征是一门实实在在的旅行技艺课。但很少有人冒险超越从威尼斯到中东雅法这条用脚踏出的著名的道路。在13世纪，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穿越了蒙古大沙漠，爬过月亮那么高的大山之后，循路来到中国强大的皇帝、元朝可汗的宫廷。他们兄弟俩中一人的儿子名叫马可，写了一本叙述他们冒险的书，前后包括了20余年的时段。瞠目结舌的世界凝视他对陌生的岛屿日本（意大利拼法为“Zipangu”）的金塔的描述。许多人想东行，以便找到这片黄金的土地，发一笔横财。但路途遥远又危险，他们只好作罢，守在家中。
当然，走海路总是可能的。但在中世纪，海路并不畅通，理由不胜枚举。首先，船只太小。麦哲伦历经多年才完成其环球航行的船只不过和今日的渡船一般大小。船载20至50人，他们住在矮得直不起腰的脏臭的舱房中，水手们只能吃制作低劣的食品，因为厨房设备简陋，而且天气稍有不适，就不能举火。中世纪人们已经知道如何腌鲱鱼和晒鱼干，但还没有罐头食品，而且只要一离岸，菜单上就从不见有新鲜蔬菜。淡水装在小桶里，不久就变得腐臭，喝起来还有烂木头和铁锈味，长有又滑又黏的生物。由于中世纪的人对细菌毫无概念（罗杰·培根，那位13世纪博学的僧侣，似曾怀疑有细菌存在，但他明智地缄口不言），他们时常饮用不洁净的水，有时全船人都会死于伤寒。事实上，最早的航海人在船上的死亡率高得吓人。1519年离开塞维利亚跟随麦哲伦进行那次著名的环球航行的200名水手中，只有18人返航。迟至17世纪，西欧与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十分活跃时，从阿姆斯特丹至巴达维亚再返回的航行中，40%的死亡率并非不寻常。死者大都死于坏血病。这种病由缺乏新鲜蔬菜造成，影响到牙床，再使血液中毒，直至精力衰竭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