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指望在乡村地区获得对他政策的一些支持，便于1642年1月离开伦敦。国王和议会双方各组织了一支军队，准备为自己的绝对权力公开作战。在这一对抗中，英格兰最强大的宗教势力叫作清教徒（他们是英格兰国教的教徒，曾努力将其教义达到最大程度的净化），他们很快就奔赴前线。由奥利弗·克伦威尔指挥的“铁骑军”军团，以其铁的纪律和对其目的的神圣性的无比信念，当即成为反对派全军的楷模。查理两次战败。1645年的纳西比战役后，他逃往苏格兰，而苏格兰人则把他出卖给英格兰人。
随后是个以阴谋互斗的阶段，苏格兰长老会教派的信众更以起义反对英格兰的清教徒。1648年8月，在普雷斯敦的3天激战之后，克伦威尔结束了这第二次国内战争并夺取了爱丁堡。此时，他那些厌倦了继续谈判，不愿把时间浪费在宗教争议上的士兵，决定自行其是。他们把不同意他们清教观念的人全部逐出议会。于是，由余下的老议员组成的“残余国会”宣告国王犯下叛国罪。上院拒绝出席法庭，便指定一个特别法庭并宣判国王死刑。1649年1月30日，查理国王平静地从白厅的一个窗户走上断头台。那一天，那个君主国的臣民通过他们自选的代表，第一次处决了一个不明白自己在现代国家中的地位的统治者。
查理死后的那一时期统称奥利弗·克伦威尔时代。起初，英格兰的这位不合法的独裁者在1653年被正式指定为护国公。他统治了5年。他利用这一时期继续执行伊丽莎白的政策。西班牙再次成为英格兰的头号公敌，而对西班牙人的战争就成了全国的神圣之举。
英格兰的商业和商人的利益被置于百业之首，新教徒本质上最严格的教义被毫不通融地保持了下来。在维护英格兰的海外地位上，克伦威尔是成功的。不过，他作为社会改革家，却极其失败。世界由众多的人民组成，他们难有相同的想法。从长远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准则。一个由全体居民中的某个单一成分组成又只为他们谋利的政府是不大可能存在下去的。新教徒在试图纠正滥用王权时，堪称一支办好事的主力，但作为英格兰的绝对统治者就令人难以容忍了。
克伦威尔于1658年去世之际，倒是斯图亚特王朝轻易复辟之时。事实上，发现新教徒温和的桎梏和查理王的专制同样难以忍受的人民把他们当作“救世主”来欢迎。只要斯图亚特王室甘心忘却他们伤心的父辈神授的君权，而且承认议会的最高权力，人民便承诺做效忠的顺民。
两代人都设法使这一新的安置得到成功。但斯图亚特王室显然没有汲取教训，无法放弃他们的劣性。1660年回国的查理二世倒是和蔼可亲，却是个无能之辈。他懒散成性，苟且偷安，屡屡靠说谎侥幸成功，得以逃避了他和臣民之间矛盾的公开爆发。他运用1662年的《统一法案》，将一切不信奉国教的教士逐出其教区，打破了清教教士的权势。他又运用1664年所谓的《秘密集会法案》，妄图阻止不信奉国教者出席宗教集会，并以流放到西印度群岛相威胁。这种做法与昔日里的“君权神授”看来何其相似，人们开始流露出众所周知的积怨，议会又突然经历了为国王提供经费的困难。
查理既然从不情愿的议会那里拿不到钱，就悄悄从邻居和表亲法王路易手中借贷。他出卖了他的新教同盟者，换取了每年20万英镑，还窃笑议会是可怜的傻瓜。
经济上的独立突然让国王对自己的力量增强了信心。他在多年的流放中，寄寓于他的天主教徒亲戚中间，暗中喜欢上了他们的教派。说不定他还能把英格兰带回罗马呢！他颁布了一项免罪令，暂缓执行反对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的旧法令。这件事就发生在据说查理的弟弟詹姆斯改宗天主教之时。这一切都令人生疑。人们开始担心这是教皇的什么可怕的阴谋。一种新的惴惴不安进入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想防止另一场国内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王室的压迫和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唉，哪怕是神授君权呢——也强似国人之间的一场新厮杀。不过，另一些人却不那么大度，就是那些担惊受怕的不信国教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带头的是好几位大贵族，他们不想看到绝对王权的旧时代复辟。
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辉格党（由资产阶级组成，这一可笑的名称源于1640年一伙苏格兰的辉格莫，即赶马人，在一名长老会教士的率领下进军爱丁堡，反对国王）和托利党（源于针对爱尔兰保皇派的称呼，现用于国王的支持者）彼此对立，但双方都不想带来危机。他们宽让查理在病榻上平静地死去，还允许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于1685年接替兄弟继位。但是詹姆斯继以外国式的“常规军”并由天主教徒的法国人指挥威胁到国人之后，又于1688年颁布了第二道免罪声明，还下令在所有的国教教堂宣读，这样他就稍稍越过了那条敏感的界限，那是只有最受拥戴的君主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能超越的。7名主教拒不遵从圣旨，被指控为“煽动性诽谤罪”，并被送上法庭。但陪审团宣布他们“无罪”，从而大受公众赞同。
在这一不幸时刻，詹姆斯（在其第二次婚姻中迎娶了天主教的摩德纳埃斯特家族的玛丽亚）有了王子。这就意味着，王位要归一个天主教的男孩而不是新教的公主玛丽和安妮。人们又一次心中生疑：摩德纳的玛丽亚已过生育年龄！这完全是一场阴谋！一个来历不明的婴儿由某个耶稣会的教士带进宫廷，以便使英格兰能有一个天主教徒的君主，如此这般。眼看着一场国内战争又要爆发了。这时，辉格和托利两党的7位知名人士写信要求詹姆斯长女玛丽的丈夫、荷兰共和国的首脑威廉三世来英国，接手虽然合法却全无人气的君主，治理这个国家。
1688年11月15日，威廉在托贝上岸。由于他不想让他的岳父成为殉道者，就助其安抵法国。1689年1月22日，新王召开议会。那一年的2月13日，他和王后玛丽宣布为英格兰的联合君主，国家得到拯救，仍为新教主政。
已经不再是国王的咨议机构的议会，借机掌握了更多的权力。1628年那份旧的《权利请愿书》又从档案馆中被遗忘的角落里翻了出来。第二次更严苛的《权利法案》要求英格兰君主必须是英国国教教徒；并进一步声明，国王无权中止法律或允准某些享有特权的公民违背某些法律；还规定“不经议会同意，不得任意征税，不得建立军队”。这样，英格兰就在1689年获得了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闻所未闻的相当程度的自由。
不过，入主英格兰的威廉并不仅仅由于他采取的伟大的自由施政而被载入史册，他在生前，还创建了一种“责任”内阁制。当然，没有一个国王是靠孤家寡人来统治的，他需要一批信得过的咨议人员。都铎王朝就曾有由贵族和教士组成的大咨议团。这一机构后来由于过于膨胀，便压缩成小型的“枢密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演变成枢密官在宫中一内室中与国王会面的惯例，由此称为“内阁枢密院”。不久之后就有了“内阁”这一称谓。
威廉如同大多数他的前任君主一样，从所有的党派中挑选他的咨议。但随着议会权力的加强，他发现辉格党人在下院中占多数时不可能由托利党人协助执政。因此便撤销了内阁中的托利党人而完全由辉格党人组成。几年之后，辉格党在下院失势，国王为便利起见，不得不寻求占主导地位的托利党人的支持。威廉在其去世的1702年之前，一直忙于与法王路易作战，无暇顾及英格兰的政务，一切重大事务实际上都交由内阁处理。当威廉的妻妹安妮于1702年继位时，这种状况仍在持续。她在1714年过世时（不幸的是，她的17个子女都先她而死），王位由詹姆斯一世之孙女索菲的儿子、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继承。
这位有些土气的国王从未学过一个英文单词，他完全陷入了英格兰政治格局的迷宫之中。他把一切事情都交付给内阁，连内阁的会议都不参加，因为他连一句话也听不懂，只有心烦。这样，内阁主政便形成了治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惯例（苏格兰国会于1707年并入英格兰国会），而无须去麻烦国王，而国王也乐得在欧洲大陆上度过大部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