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在位期间，相继由辉格党的大人物（其中的罗伯特·沃波尔曾主政达21年之久）组阁。其领袖终于被承认为官方领导人：不仅在掌实权的内阁中，也在议会多数派政党中领袖群雄。乔治三世试图亲自主政，不想让他的内阁染指实际工作，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此再未重蹈覆辙。从18世纪早期以来，英格兰始终采用由各行其责的政府部门执掌国务的代议制。
说实在的，这一政府并不代表社会各阶级。不足十二分之一的人才有选举权，但它却是现代代议制政府的基础。这种体制平和有序地从国王手中接管了权力，置于人数日益增长又受拥戴的代表手中，虽说没给英国带来太平盛世，却使国家免受欧洲大陆各国在18和19世纪饱经灾难的革命爆发的影响。
[1] 设于威斯特敏斯特宫中，以滥刑专断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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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均衡
另一方面，在法国，“君权神授”却煊赫一时，统治者的不甘寂寞只是在新出现的“势力均衡”法则面前才有所收敛。
作为与上一章的对照，现在讲一下当英格兰人为其自由而战时，法国发生的事情。在恰当的国家、恰当的时刻有一个恰当的人选，这种巧合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就法国而论，路易十四实现了这一巧合，但别的欧洲国家会因没有他而更加高兴。
这位年轻的国王应召继位的国家是当年人口最多也是最为辉煌的法国。路易登基之时，恰逢马扎然和黎塞留这两位伟大的枢机主教刚刚把古老的法兰西王国打造成17世纪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路易本人是个能力出众的人。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人依旧处于“太阳王”光辉时代的记忆的包围之中。我们的社交生活是基于路易宫廷中完美的举止和优雅的语言之上的。在国际和外交关系中，法语依旧是聚会上的官方语言，因为两个世纪之前，这种语言就达到了词句优雅、表达精到的水准，非其他语言可以媲美。路易王的剧院仍在教育我们，使我们只恨难以企及。在其治下，法兰西学院（为黎塞留所创）在学术界所占地位使其他国家以效仿为荣。我们可以把这一清单列成几页。我们现在的菜单仍用法文印制绝非偶然。美味佳肴的烹饪艺术是文明的最高展示，最初也是由这位伟大的君主奉献的。路易十四的时代灿烂优雅，至今仍为我们的楷模。
不幸的是，这幅明亮的图画中还有不那么振奋人心的另一面。境外的光荣往往意味着国内的悲惨，法国亦非例外。路易十四于1643年继父登基，他逝世于1715年，就是说，法国政府在一人之手足足有72年，几乎经历了两代人。
充分掌握“一人专权”的概念是有好处的。在许多国家一系列的王朝中，建立我们称作“开明专制”的高效独裁这一特定政体的，路易堪称第一位。他并不喜欢扮演身为君主却把政务变成身心愉悦的野餐那种角色。在那个启蒙时代，许多国王都比其臣民要辛苦。比起别人，他们更加起早贪黑，把“神授职责”看得和“神授君权”同样重要，只是不会因君权独揽而不和臣下商议。
当然，国王不可能事必躬亲。他身边需有几位助手和参议，一两位将军，一些外事专家，一些聪明的财经人士，照他的旨意行事。但这些高官也只能仰仗君王才能有所作为。他们不是独立的存在。对人民群众来说，君主神圣的个人本身就代表着他们国家的政府。祖国的荣耀也就是一个王朝的荣耀。这和我们美国的理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法国就是属于波旁王朝，由其统治并为其利益服务的。
这一体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国王逐渐成为一切。大众化作乌有。年长而能干的贵族渐渐被迫放弃了他们在省政府中先前占有的名额。一名小小的皇家官僚，此时手指上染着墨水，正坐在远离巴黎的政府大楼里泛绿的窗后，从事着100年前属于封建爵爷的工作。而封建爵爷被剥夺了所有工作，迁进巴黎，在宫廷中恣意享乐。没过多久，他的领地就开始患上叫作“地主缺位所有制”的十分危险的经济病症。不出一代人的时间，精明强干的封建官员就成了凡尔赛宫中举止优雅却一无所能的闲人。
路易10岁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签订，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了在欧洲的支配地位。一个心怀大志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利用这一时机为自己的王朝赢得原先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种种荣誉。1660年，路易迎娶了西班牙公主玛丽亚·特蕾莎。不久之后，其岳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族半痴的国王菲利普四世去世。路易马上宣布西属尼德兰（即比利时）是其妻的部分嫁妆。这样一笔不义之财会给欧洲和平带来灾难并对新教诸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在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的外务大臣扬·德维特的倡导下，瑞典、英国与荷兰于1664年签约，结成了第一个伟大的国际联盟，可是不久就散伙了。路易用金钱和许愿收买了英王查理及瑞典议院。荷兰遭盟友出卖，落了个孤军奋战的下场。1672年法国入侵低地国家，直捣其腹地。防护堤再次被掘断，法国的“太阳王”在荷兰的泥滩内落脚。1678年签署的《尼姆威根和约》无济于事，只是导致了另一场战争。
1689至1697年的第二次入侵战争以《里斯维克和约》告终，依旧未能满足路易的欲望——获得欧洲事务的支配地位。他的旧敌扬·德维特被荷兰暴民所杀，但他的继任威廉三世（上一章中曾提及）遏制了路易要使法国统治欧洲的努力。
西班牙王位继承大战始于1701年，此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国王查理二世刚刚去世不久，结束于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同样未解决任何问题，却毁掉了路易的国库。法国人在陆地上节节获胜，但英荷海军却使法国人最后胜利的希望付诸东流。而且，长期的斗争催生了国际政治的新的基本准则：从那时起，单独一个国家即使一时统治全欧或全球也就不再可能了。
这就是所谓的“势力均衡”。虽然未形成法律条文，却在300年间为各国像对自然法则一样恪守不渝。这一理念的首创者力主：处于民族发展中的欧洲，只有在全欧诸多利益冲突的绝对均衡中才能存在；绝不允许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王朝在任何时候控制他国。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就是实施这一准则的牺牲品，而且是不自觉的牺牲品。在那场战争中，这一问题笼罩在宗教之争的云光中，使人无法看清那一场伟大冲突的主要倾向。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认识到，严酷的经济因素及预测如何在国际大事中压倒一切。我们发现，一种有摆弄计算尺和现金出纳机嗜好的新型政治家正在崛起。扬·德维特就是他们中第一位成功的开拓者。威廉三世则是第一位伟大的学生。而名声显赫的路易十四却成了第一个自觉的牺牲品。从那之后，也不乏其后继者。
势力均衡
[1] 1648年10月24日由神圣罗马帝国、法国、瑞典及新教各国签订，宣告三十年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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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崛起
神秘的莫斯科公国突然跃上欧洲政治大舞台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那年初，一个叫舒纳普斯的蒂罗尔人[1]，为蒂罗尔主教率领一支科学考察队，还带着对他充满溢美之词的几封介绍信，出发前往莫斯科城。他未能成功。因为在他抵达仿佛存在于欧洲最东端的浩瀚的莫斯科公国的边境时，就遭拒返回了：外国人一概不准入内。于是舒纳普斯就去访问了异教徒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以便了解些情况在考察返回时向他的教士东家汇报。
61年之后，理查德·钱塞勒一心想找到去往印度的东北通道，却被一阵暴风吹进了白海，到达了德维纳河口，发现了莫斯科公国的村庄霍尔莫戈里，那里距1584年建立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只有数小时的路程。这一次，这些外国访客应邀来到莫斯科，并被引见给大公。他们去后签下了俄国和西方世界的首次商约，然后回到英格兰。其他国家迅速步其后尘，这片神秘土地的一些情况开始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