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政治上说，英格兰殖民地的地位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法国人在16世纪便已发现了圣劳伦斯河口。他们从五大湖地区一路向南，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在墨西哥海湾建起好几处要塞。经过一个世纪的开发，一条有60个法国要塞的界线把沿大西洋而建的英格兰定居点与内陆隔开。
英格兰为不同的殖民公司开出的土地转让证给予了他们“两岸间的全部土地”。这样的一纸空文听着虽好，但实际上，英国的领地在法国防御线处就终止了。冲破这一界线固然可能，但需要人力和财力，并要引起可怕的边境战争，双方会在印第安部落的协助下屠杀白人邻居。
只要斯图亚特王室统治英格兰，就没有对法作战的危险。斯图亚特王朝需要波旁王朝助其建立专制君主制的政府和粉碎议会的权力。但在1689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末代国王从英国土地上消失了，继任的荷兰的威廉恰是路易十四的大敌。从那时起直到1763年的《巴黎条约》为止，法英两国一直在为印度和北美的领地作战。
朝圣者
白人如何移民北美
如前所述，在这些战争中，英国海军必然地打败了法国。与殖民地的海上交通一被切断，法国就失去了大部分北美领地。宣布和平之后，北美大陆便全部落入英国人手中，而卡蒂埃、尚普兰、拉赛里、马尔凯特以及20多个其他人的开拓大业就从法国丧失了。
这一大片领地上只有一小部分地区有人居住。从住有1620年登陆的“朝圣者”（他们是清教徒的一支，极其褊狭，无论在英国国教还是在荷兰的加尔文教中都不舒适）的北方的马萨诸塞，到卡罗莱纳和弗吉尼亚（这两州种植烟草，完全为获利而建），延伸为一条人烟稀少的狭长地带。但是住在这块天高气爽的新土地上要比在母国的兄弟们艰苦多了。在荒野中他们学会了自力更生。他们是勤俭耐劳的先辈的后代。懒惰畏缩的人在那个年代是不会远涉重洋的。到美洲移民的人痛恨在母国时备受限制、缺乏呼吸空间的十分不愉快的生活。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英格兰的统治者对此似是并不理解。政府惹恼了这些移民，而这些移民不满官方的这种骚扰，便开始激怒英国政府了。
不快的感情变本加厉。这里无须详细重述实际情况以及若是英王乔治三世不那么蠢，或者不让他的大臣诺斯勋爵那么昏聩不理，事情原本可以避免。殖民地的英国人认清了和平争论解决不了难题时，便拿起了武器。他们从顺民变成了叛逆，置身于一旦被德国雇佣军俘虏就会被处以死罪的境地——那些德国兵都是乔治按照当时受欢迎的惯例雇来替他打仗的，条顿的王公们会把整团的兵马出卖给竞价最高的人。
耸立在荒野中的堡垒
在“五月花”号的船舱内
法国人开发西部
在新英格兰度过的第一个冬天
乔治·华盛顿
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持续了7年之久。在大部分时间里，叛军最终获胜的希望似乎十分渺茫。大批的移民，尤其是住在城里的，依旧忠于国王。他们主张妥协，宁肯求和。但华盛顿这位伟人坚定地捍卫移民的事业。
几个勇敢的人是他的得力助手，他调动他的坚定不移但装备落后的军队削弱王军的战斗力。一次又一次，当失败似是不可避免时，他的战法逆转了战局。他的部队军粮不足。寒冬季节他们缺吃少穿，还不得不住在有损健康的战壕里。但他们对自己的领袖始终坚信不疑，直到最后胜利的时刻。
但是，更有意思的既不是华盛顿一次次的战斗，也不是在欧洲从法国政府和阿姆斯特丹银行家手中弄到钱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交胜利，而是革命初期发生的一件事。来自不同殖民地的代表聚集在费城讨论公认的重要议题。那是革命的第一年。沿海的大多数大城镇仍掌握在英国手中。从英国本土来的援军不断乘船而来。只有深信他们事业正义性的人才可能找到勇气在1776年的六七月间做出重大决定。
6月，来自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向大陆会议提出动议：“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是——也应该有权是自由独立的州，要取消对英王的一切效忠，与大不列颠之间的一切政治关联要——也理应要予以解除。”
美国独立战争
该动议得到来自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的附议，并于7月2日通过；7月4日随之发布正式的《独立宣言》，起草人是托马斯·杰弗逊，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精明强干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学者，注定要成为最著名的美国总统之一。
这一消息传到欧洲，并继之以殖民地人民的最后胜利和1787年通过的著名宪法（第一部成文宪法），引起了轰动。17世纪宗教大战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的王朝制度已达权力顶峰。各处的王宫建造得越来越宏伟，各王国的城市被快速增长的贫民区所包围。贫民区中的居民流露出了不安定的迹象。他们求助无门。但上层阶级——贵族和专业人士，也对他们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产生了疑虑。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胜利向他们表明：不久之前还被认为不可能的许多事情是可能做到的。
按照诗人的写法，莱克星顿的一声枪响“传遍了全球”，这有点夸大其词了。中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更不消说刚刚被库克船长——他因惹事被土人所杀——重新发现的澳大利亚人和夏威夷人了）就根本没听到枪声。但枪声越过了大西洋，落进了心怀不满的欧洲人的火药库，在法国引发了爆炸，震撼了从彼得堡到马德里的整个欧洲大陆，将旧的国家机器和外交手腕的代表埋葬在好几吨的民主砖块之下。
[1] 卡波特（1450——1498），威尼斯航海家，最早到达北美洲的人之一。
[2] 亦称公谊会或教友派。
52
法国革命
法国大革命向全球人民宣布了自由、博爱和平等的原则。
在我们谈论一场革命之前，最好还是先来解释一下这个词的含义。按照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而俄国人理应知道他们在这一领域谈论的内容）的话来说，革命就是“在短短几年内极其迅猛地推翻一个几百年来根深蒂固、不可动摇，连最激烈的改革家都不敢攻击的旧制度。就是在短期内令此前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要素土崩瓦解。”
这样的一场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彼时该国旧日的文明已经变得腐朽。在路易十四时代，“朕即一切”、“朕即国家”。曾经是封建国家的社会公仆的贵族阶级，已经没有职责可尽，沦为宫廷的社交装饰。
何况，18世纪法国的这种状态耗费了难以估量的大批资财。这笔资财只能来自税收。不幸的是，法王并没有足够的权势强制贵族及教士交纳他们那份赋税。这样，赋税就全部摊到了农业人口上。但居住在阴暗茅棚里的农民与先前的地主已不再有紧密的联系，而成为残酷无能的土地代理人的牺牲品，境遇日益悲惨。他们何必操劳得筋疲力尽呢？土地增收仅仅意味着更多的赋税而自己将毫无所获，因此他们便壮着胆子任凭土地荒芜了。
于是我们便看到国王穿行于王宫的宽敞大厅的虚饰之间，尾随着求官心切的人们，他们全靠不如牲畜的农民交纳的岁入养活。这是一幅让人高兴不起来的图画，但绝无夸张之处。不过，这个所谓的“昔日王朝”确实还有另一面，是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
一个与贵族紧密相连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常用的手段是富裕的银行家之女嫁给贫困的男爵之子），和一个由所有最善于寻欢作乐的法国人组成的宫廷，已经造就了最高级的优雅生活的种种礼仪。由于国家的精英不准投身于政治经济问题，只好把无所事事的时间消耗在谈论抽象概念上。
由于思维模式和个人举止恰如流行服装一样易于走向极端，当时最矫揉造作的社会，自然对他们所谓的“简朴生活”兴致盎然。国王及王后——法国及其全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绝对和无疑的主宰，以及他们的幕僚，便纷纷换上挤奶女仆或马童的装扮，住进可笑的小农舍里，玩起在古希腊的欢乐谷里牧人的游戏。簇拥在他们周围的是宫廷中的侍舞者、演奏动听的小步舞曲的宫廷乐师、煞费苦心地发明了昂贵头饰的宫廷理发师。直到闲极无聊，这伙凡尔赛宫（路易十四修建的远离喧嚣不安的城市的大游乐场）里装腔作势的人们才谈到离自己的生活最远的那些话题，就像一个饿汉除去吃食不会谈及其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