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集思广益能够解决一切困难，这种看法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在许多重要的岁月中，这样做往往妨碍了个人的力量。内克尔没有在这一紧急关头把政府抓在自己手里，反而对一切放任自流。于是又爆发了就改革旧王国的最佳方案为题的激烈辩论。各地的警力都削弱了。巴黎郊区的人民在激励人心的行家的领导下，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开始扮演在这些大骚动的年月中属于他们的角色，此时便采取了血腥的暴力行动，这本是那些实际的革命领袖们用合法方式无法得到的那一切时会付诸使用的手段。
为了安抚农民和资产阶级，内克尔决定让他们在三级会议上获准有双重代表。就这一问题，西哀士神父当即写出一本著名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他在文中得出结论：第三等级（指资产阶级）理应相当于一切，过去他们什么都不是，如今则要算数了。他表达了心怀国家利益的大多数人的感情。
最后，在不堪设想的最糟条件下进行了选举。选举过后，308名教士、285位贵族和621个第三等级的代表整理行装前往凡尔赛。第三等级不得不带上外加的行李，其中包括备忘录，上面有他们的选民写下的许多申诉和冤情。舞台即将上演拯救法国的最后一幕。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召开。国王的心情恶劣。教士和贵族放风说，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哪怕一项特权。国王命令三伙代表在不同的房间开会，分头商讨他们的苦情。第三等级拒不遵从旨意。他们于1789年6月20日在为这次不合法的会议匆忙备就的网球场上就此庄严发誓。他们坚持要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在一起开会，并将此意向通知国王陛下。国王让步了。
巴士底狱
作为“国民会议”，三级会议开始讨论法兰西王国的局势。国王发怒了，随后又一次迟疑不决。他宣称绝不放弃他的绝对权力。接着便去打猎，全然忘记了国家的忧患。当他狩猎归来时，他又让步了。国王陛下惯于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做正确的事。当人民高叫着要求一件事时，国王训斥他们，什么也不赐予。之后，当王宫被一群嚎呼的穷人包围时，国王屈服了，按百姓的要求赐给他们。但是到了这种时刻，人民的要求又加了码。这出喜剧就这样反复上演。当国王在圣旨上签下名字，赐予他可爱的百姓经过加码的要求时，他们却威胁着要杀掉王室全体成员，除非他们得到经过再次加码的要求。如此这般，反复加码，直到国王被送上断头台。
不幸的是，国王总要落后一步，自己却不自知。即使在他把头放到铡刀之下时，他仍觉得自己是个备受凌辱的人，他曾尽其绵薄之力钟爱的人民，竟然如此无理地待他。
如我时常告诫的，历史上的“假设”从来都毫无价值。我们可以轻易地说，“假设”路易是个能力较强、心肠不软的人，王朝可能会得到拯救。但问题不仅在国王一人。哪怕“假设”他具备拿破仑那样冷酷的力量，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他的前途也会轻而易举地毁于他的王后之手——她是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公主，具有在当年最专制的中世纪宫廷中长大的年轻姑娘的一切特有的美德和恶习。
她决定采取某种行动，策划一次反革命阴谋。内克尔突遭解职，王军被召至巴黎。当人民听到这一消息时，便猛攻巴士底狱的堡垒，并于1789年7月14日摧毁了这一人们既熟悉又憎恨的独裁政权的象征。这里早已不是政治监狱，而是成了用来关押小偷和盗贼的城市拘留所。许多贵族闻风逃往国外。但国王仍一如既往地不见行动。在巴士底狱陷落的那一天他一直在打猎，由于打死了好几只鹿，感到兴致勃勃。
国民议会开始行使权力，8月4日那天，在巴黎群众不绝于耳的声浪中，他们取消了一切特权。随之便是8月27日发布的《人权宣言》，即第一部法国宪法的著名序言。到此为止，一切都好，但朝廷显然还没汲取教训。人们普遍怀疑，国王又在企图干涉这些改革，结果，在10月5日，巴黎又出现了动乱，并扩展到凡尔赛。人们不肯让国王留在凡尔赛，不把他带回到巴黎的王宫他们便不放心。他们要把他留在他们能够监视他的地方，并控制他和维也纳、马德里及其他欧洲宫廷的亲戚们通信。
这时在国民议会中，有一个叫米拉波的贵族成了第三等级的领袖，他开始在一片混乱中整顿秩序。但他还没来得及保住国王的宝座就于1791年4月2日去世了。这时担心自己有生命之忧的国王想于6月21日出逃。他因为印在硬币上的头像被人认出，在瓦雷内村附近被国民自卫队的人截获，带回巴黎。
1791年9月，通过了法国的第一部宪法，国民议会的代表们便回家了。1791年10月1日，立法会议召开，接手国民议会的工作。在这个新的群众代表的集会中，有许多极端的革命分子。其中最大胆的一派称作雅各宾派，因他们举行政治会议的雅各宾修道院而得名。这些年轻人（大多属于自由职业者）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当刊载这些言论的报纸传到柏林和维也纳时，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决定要采取行动抢救他们的好兄弟、好姐妹。他们当时正忙于瓜分由于政治派别造成混乱的波兰，那个国家已经到了任人占领一两个省份的地步。但普奥两国仍派出了一支军队进入法国去解救国王。
随后，一场惊慌失措横扫法国全境。由多年的饥饿和苦难积压而成的全部痛恨抵达了骇人的高潮。巴黎的暴民猛攻杜伊勒里宫。忠于国王的瑞士近卫军竭力保护主人，但群众正在撤退时，优柔寡断的路易却下令“停火”。喝多了廉价酒的人群，在喧闹声中杀红了眼，把瑞士卫队杀得一个不剩，然后冲进宫中搜寻路易。路易逃进了议会大厅，就在那里当场被拉下王位，又从那里被押送到丹普尔城堡。
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继续挺进，先前民众的惊恐变成了歇斯底里，男男女女都成了野兽。1792年9月的第一周，人群冲进监狱，杀死了所有的囚犯。政府没有出面。以丹东为首的雅各宾派深知这一危机对革命既不是成功也不是失败，只有最野蛮的铤而走险才能拯救他们。立法会议于1792年9月21日闭会，又召集了新的国民公会，该机构几乎囊括了全部极端革命分子。国王被正式指控为叛国，给带到了公会上。他被判有罪，以361票对360票（多出的一票是他的表弟奥尔良公爵所投）处以死刑。1793年1月21日，他安详地并且还带着几分尊严被送上了断头台。他始终不明白，这一切射击和骚乱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他也傲慢得不屑一问。
随后，雅各宾派转而反对国民公会较温和的吉伦特派——以南部的吉伦特地区而得名。新组成的一个特别革命法庭宣判21名为首的吉伦特派死刑。其余的全部自尽。他们都是正直能干的人，但都过于温文尔雅，在这样的恐怖年代，难以生存。
法国革命传播到荷兰
1793年10月，雅各宾派宣布在“宣告和平之前”宪法暂缓施行。一切权力落于一个以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小型的公安委员会之手。基督教和古老的年历被废除。美国革命期间由托马斯·潘恩大肆渲染的“理性时代”已经到来，随之而至的“恐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每天杀死七八个人的速度行进着，而被杀的人不分好坏也不管其是否中立。
国王的独裁统治被摧毁了，继之以少数人的暴政，他们对民主热爱到极点，认为必须杀死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法兰西变成了一座屠宰场。人们彼此怀疑，谁也没有安全感。少数几个原国民公会的成员知道自己将是下一批上断头台的人，单单出于恐惧，终于转过来反对罗伯斯庇尔，因为罗伯斯庇尔的大部分同事都被斩首了。罗伯斯庇尔这位“唯一真正又纯粹的民主派”试图自杀而未遂。他粉碎的下巴经过草率包扎，便被拖到了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根据奇特的法国大革命历法，即共和二年热月9日），恐怖统治终止，全巴黎欢乐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