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教堂不只是神殿，还是日常生活真正的中心，其建筑就要同人们自家的房屋有所差别。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庙宇只是当地供奉的神坛，在奥赛里斯、宙斯或朱庇特的神像前并不传经布道，因此其内部就没必要为大众设置宽敞的空间。地中海周围的古代居民都在露天举行宗教仪式。但在天气通常阴冷的北方，大多数活动都在教堂的屋顶下进行。
在许多世纪中，建筑师们都在为建造一个大得够用的教堂殚精竭虑。罗马传统教会了他们如何修建带小窗的沉重石墙——窗子小以避免墙壁失去强度。再在墙上放上沉重的石制屋顶。但到了十字军开始东征的12世纪，西方的建筑师已经见识了伊斯兰建筑的带尖的拱顶，他们发现这种新风格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建造为当年集中的宗教生活所需的那种教堂。随后，他们把这种陌生的风格加到意大利人轻蔑地叫作“哥特式”或“野蛮人的”建筑上。他们发明了由“拱肋”支撑的拱形屋顶，达到了目的。架上这样的屋顶，如果屋顶过重，就容易压垮墙壁，如同一个300磅重的男人坐到一把儿童椅上会使椅子散架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当时某些法国建筑师着手用“扶壁”进一步加固墙壁，就是用一堆重石头支撑受力的墙壁，使墙壁不会倾斜。为了进一步确保屋顶的安全，他们又用叫作“飞扶壁”的东西支撑屋顶的拱肋，这种建筑方式很简单。
用这一新的方法，就可以建造大窗户了。在12世纪，玻璃还是昂贵的稀罕物，极少有私人建筑镶嵌玻璃窗。连贵族的城堡也不防风，这是穿堂风长年不断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当年的人何以会在室内和户外同样穿皮衣。
所幸，地中海古代居民已经熟悉的彩色玻璃制造工艺尚未完全失传。彩色玻璃得以复兴，不久，哥特教堂的窗户上就用色彩鲜艳的小块玻璃拼成了《圣经》中的故事，再用铅制的长框固定到窗架上。
看啊，辉煌的新神殿里挤满了信众，使宗教顿有“活灵活现”之感，当真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神之殿和人之家来说，没人认为这里过分华美、过分靡费或过分奇妙。自从罗马帝国衰亡后就无事可做的雕塑家们，又姗姗返回他们的高贵艺术。正门、廊柱、扶壁和檐口上都布满了天主和升天的圣者的石雕。绣工们也动手为墙壁制作挂毯。珠宝匠使出最高的技艺装点祭坛，使之值得虔诚膜拜。连画家也献出绝活。可怜啊，由于缺乏合适的颜料溶剂，他无法尽展其能。
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基督教早期的罗马曾让镶嵌画布满神庙的墙壁和地面，甚至住宅都如此装点。但这种用彩色小片玻璃组成图画的手艺极其艰难。画家无法充分表达他的想法，就像所有试过用彩色积木堆出人像的孩子都了解的一样。这种马赛克拼画工艺在中世纪晚期渐次消亡，只有在俄罗斯，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拜占庭的马赛克艺匠找到了避难之地，继续为东正教教堂的墙壁做马赛克装饰，直到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不再修建教堂为止。
哥特式建筑
当然，中世纪的画家能够用石膏水掺进颜料，在教堂的墙壁上作画。这种在“新鲜石膏”上绘画的方法（“湿壁画”一词即由此而来）接连使用了好几百年。如今，这种壁画和手稿上的微型画一样都已经十分罕见了；现代城市中的几百名画家中，大概只会有一个人掌握着这种中世纪的技艺。但在中世纪时，这种绘画却是唯一的装饰形式，画家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活计，就都当上了壁画匠人。不过，这种方法有极大的缺点。石膏敷面往往几年之后就从墙上剥落了，要不就是潮湿损毁了画面，就像我们的壁纸受潮会坏一样。人们想尽办法来摆脱这种石膏衬底。他们试着使用酒、醋、蜂蜜和黏稠的蛋清来调色，但效果始终不能令人满意。这种试验延续了1 000多年。在书写手稿的羊皮纸上绘画，中世纪的画家十分成功，可一旦在大面积的木板或石材表面作画而要做到不剥落，他们就有些束手无策了。
在15世纪前半叶，这个难题终于在尼德兰南部由扬和胡伯特·凡·爱克解决了。这对著名的佛兰德斯兄弟用特制的油调和颜料，使他们能够在木板、帆布、石头或任何东西上作画。
但是到了那时，中世纪早期的宗教热情已经过去。城里的富户继主教之后成了艺术的恩主。既然艺术不可避免地要满足饭盒的需要，画家们也就转而为世俗的雇主工作了，为国王、大公和有钱的银行家作画。没过多久，这种新的油画方法传遍欧洲，各国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画流派，体现了需要这些肖像和风景画的主人的个人情趣。
例如，在西班牙，委拉斯凯兹画的是宫廷弄臣、皇家挂毯厂的织工，以及与国王和宫廷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而在荷兰，伦勃朗、弗朗斯·哈尔斯和维米尔画的都是商人住宅的仓前空场、他们邋遢的妻子、他们健康但肥胖的孩子，以及为他们带来财富的船只。在意大利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儿的教皇仍是艺术的最大恩主，米开朗琪罗和柯勒乔继续画着圣母和圣人。而在英国，贵族有钱有势；在法国，国王已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画家画的便是政府要员一类的显贵和国王陛下的女友，那些美艳的贵妇。
随着旧宗教被撇弃和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带来的绘画上的巨变，也反映到了其他的艺术形式中。印刷术的发明使作者能够靠为大众写书而赢得声名，于是小说家和插图家的职业应运而生。但有钱购买新书的人，不是那种晚上待在家里，眼望天花板或干坐的人。他们需要消遣。中世纪为数不多的游吟诗人满足不了娱乐的需求。自2 000年前初期希腊城邦时代以来，职业剧作家才算第一次重新有机会一显身手。中世纪对戏剧的认识仅仅局限于作为教会某些庆祝活动的一部分。13和14世纪的悲剧讲的是基督受难的故事。在16世纪期间，世俗剧才再次出现。的确，职业剧作家和演员起初的社会地位并不很高。威廉·莎士比亚曾被看作是以他的悲剧和喜剧愉悦乡里的马戏班一类的角色。但当他在1616年逝世之后，却开始享有他的邻人们对他的敬爱，演员们才不再是警察监视的对象。
莎士比亚的同代人，出众的西班牙人洛佩·德·维加曾编写了不少于1 800部世俗剧和400部宗教剧，这位贵族的作品曾受到教皇的赞赏。1个世纪之后，法国人莫里哀声望之隆，不亚于法王路易十四。
从那时起，戏剧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喜爱。如今，剧场是所有管理正规的城市的一部分，而电影这种“无声的戏剧”已渗透到最小的草原村庄。
然而，另一种艺术变得更受欢迎。那就是音乐。大多数老的艺术形式都要求相当多的专业技巧。要经过年复一年的实践，我们的笨手才能按照大脑的指挥在画布上或石头里再现我们的想象。要花上一生的时间才能学会如何表演或写出一部好小说。而且在大众方面，也需要大量的训练才会充分欣赏绘画、写作和雕塑作品。可是，几乎每一个人，只要没有完全耳聋，就能听懂一支曲子，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能从某种音乐中得到享受。中世纪除去教堂音乐外就再听不到别的了。圣歌要受严格的音律及和声的局限，很快就让人感到单调乏味了。何况，圣歌也没法在街道或市场上高唱。
文艺复兴改变了这一点，音乐再次回归成人的挚友，无论它是高兴还是悲哀。
游吟诗人
埃及人、巴比伦人和古犹太人都酷爱音乐。他们甚至把不同的乐器组成正规的乐队。但希腊人对这种野蛮的外国噪音只会皱眉。他们喜欢听人朗诵荷马和品达的庄重的诗歌。也允许朗诵者用里拉（最简陋的七弦琴）伴奏，那也只是在不致引起众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而罗马人则喜欢在他们的宴会和聚会上有管弦乐助兴，而且还发明了我们今天使用的大部分乐器（当然经过了极大的改进）。早期的教会对这种音乐很不屑，因为其中多有刚被摧毁的异教世界的邪恶成分。由全体教众演唱的歌曲全是3和4世纪的主教能容忍的。由于教众在没有乐器引导的情况下很容易跑调，后来教会就允许使用风琴了，那种乐器是2世纪时的发明，由一排旧式的潘笛和一对风箱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