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还有别的批评家，他们指责我明摆着不公正。我为什么漏掉了爱尔兰、保加利亚和暹罗（今泰国）这些国家，而把荷兰、冰岛和瑞士这类国家强拉了进来？我的回答是：我没有生拉硬扯，它们是在环境的主要力量中把自己推进书里来的，我不过是无法排斥它们罢了。而为了让人理解我的观点，我现在就说明一下本历史书选择活跃成员时考虑的基点。
只有一条原则：该国家或该人物是否创造了一种新理念或者做出了一种新颖的行为，从而使全人类的历史发生了变化？这不是个人好恶的问题，而是一个冷静的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判断。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像蒙古人那样扮演过那么生动的角色，但从知识进步的成就的观点来看，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他们那样对其他人类价值更小的了。
亚述人提拉革·帕拉萨的一生中充满了戏剧性的华章。但对我们而言，他简直就像从未出现过一样。同理，荷兰共和国的历史之所以有趣，并非因为德·鲁依特的水兵们曾经到泰晤士河钓过鱼，而是因为这个北海沿岸的海滩小国成了在许多鲜为人知的命题上具有奇思异想的各式各样陌生人的慷慨的避风港。
确实，雅典或佛罗伦萨，在其光辉顶点的岁月里，只有堪萨斯城十分之一的人口。但这两座地中海洼地的小城若是不曾存在过的话，我们现在的文明就会大不一样了。但是密苏里河畔那座繁忙的大都会（请怀恩多特县的好居民们恕我直言）恐怕就不能这么说了。
既然我说的都是个人意见，请允许我再讲一个事实。
当我们去找医生时，我们事先就要弄清楚，他是个外科医生、诊断医生、顺势疗法医生抑或信仰疗法医生，因为我们想知道他会从哪个角度看待我们的病痛。我们在选择我们的历史学家时，应该和选择我们的医生时一样小心谨慎。我们会想，“噢，是啊，历史就是历史嘛”，这么想，也就随便放手了。然而，在苏格兰偏远地区的某处人家接受严格的长老会教育的作者，和他那个从小就被拖去听所有的天启魔鬼的敌人罗伯特·英格索尔的明智劝诫的邻居，在人类关系的一切问题上的看法都会大不相同。到了一定阶段，他们俩可能会忘记他们早期的训练，再也不会到各自的教堂或演讲厅去了，但那些印象深刻的岁月的影响都会在他们身上保留，不管他们写什么、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可能不表现出来。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已经言明我不会是个出不了错的向导，如今全书已近尾声，我还要重提这一忠告。我出生和受教育的地方是老式自由派的那种环境，追随达尔文和19世纪其他先驱的发现。我儿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一个叔父的身边度过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书籍收藏家，他的藏书中有法国16世纪伟大的散文家蒙田的著作。由于我生于鹿特丹，受教于高德，不断接触到伊拉斯谟，不知何故，这位宽容的伟大倡导师却占据了我这个不宽容的人的心。后来我发现了阿纳托尔·法朗士；而我首次读英语的经历来自偶然看到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那个故事给我的印象超过了用英语写的其他任何作品。
若是生在快乐的中西部城市中，我大概就会对我孩提时代听过的赞美诗有某种感情。但我对音乐的最早记忆要追溯到一天下午我母亲带我去听巴赫的一支赋格曲。那位新教徒音乐大师精确完美的作品对我影响之大，使我每次听到祈祷会上通行的赞美诗，都无法不感到内脏如焚的直接苦痛。
还有，若是生在意大利，感受过阿尔诺快乐山谷中阳光的温暖，我可能会喜爱色彩斑斓、阳光明媚的绘画，可是如今我却对之无动于衷，因为我最初的美术印象来自一个国度，那里是一片鲜有阳光照射而且堪称残酷地浸透了雨水的土地，把一切都抛入强烈的明暗对比之中。我有意提及这些事实，是想让你们知道本书作者的个人偏见，以便能够理解他的观点。
说罢这番简短又必需的离题话，让我们书归正传，谈谈这最近50年的历史。这一阶段发生了许多事情，但绝少在当时看似有重大意义。大多数强国不再只是政治上的代言人，而且成为大企业主。他们修筑了铁路，发现并资助了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线；把他们的各殖民地用电报线路相连；并稳步地在其他大洲增加其领地。非洲或亚洲的每一块现成的土地，都被对立的列强中的某一个攫为己有了。法国成了殖民宗主国，在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安南（今越南）及东京湾（今北部湾）获利。德国占据了西南非和东非的一些地方，在非洲西海岸的喀麦隆、在新几内亚和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上建立了定居点，还以几个传教士被杀作为入侵的借口强占了中国黄海的胶州湾。意大利到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碰运气，却被当地的皇帝尼格斯的士兵打得惨败，便占领了北非的黎波里的土耳其殖民地，聊以自慰。俄国在占有了西伯利亚全境之后，又从中国手中夺走了旅顺港。日本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战胜了中国，强占了台湾岛后，又于1905年宣称对朝鲜全境拥有主权。1883年，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殖民帝国英国声称对埃及施行“保护”。它最有效地执行这一任务，使那个自1868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一直受到外国侵略威胁的被忽略的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接下来的30年中，英国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打了许多殖民战争；经过3年苦战后，英国于1902年征服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独立的布尔共和国。同时还鼓励塞西尔·罗兹为一个南起好望角、北边几乎到了尼罗河口的一个巨大的非洲国家奠定基础，还把欧洲人剩下未占的岛屿或行省牢牢地抓在手里。
征服西部
比利时精明的利奥波德国王，利用亨利·斯坦利的发现，于1885年建立了刚果自由国。这个庞大的热带帝国原先是一个“君主专制国”，但是在多年可耻的错误管理之后，便被比利时吞并，在1908年成为殖民地，把那个只要象牙和橡胶、不顾百姓死活的肆虐的皇帝容留下来的陈规陋习一一废除。
至于美国，由于已经拥有广袤的土地，没有再扩张领土的欲望了。但西班牙在其西半球的最后一块领地古巴倒行逆施，实际上迫使华盛顿政府采取行动。经过一场时间不长又波澜不惊的战争，西班牙被逐出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波多黎各、菲律宾两国就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世界经济的发展完全是自然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境内工厂的数量增加之后，需要更多的原材料，而相应增多的欧洲工人也需要不断增长的食物。到处都在要求更多和更富的市场，更易于得到的煤、铁矿、橡胶园和石油井，更大量的小麦及谷物的供应。
在那些计划在非洲维多利亚湖上建立航线，或者在山东省内陆修铁路的人的心目中，欧洲大陆上单纯的政治事件已经降低到无关紧要的地位。他们知道，许多欧洲问题仍有待解决，但他们不想自找麻烦，由于他们这种漠不关心和粗枝大叶的态度，就给后人留下了憎恨和痛苦的根源。欧洲的东南角在数百年间始终是叛乱和流血的场所。19世纪70年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即黑山）和罗马尼亚再次掀起争取自由的斗争，土耳其在许多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则试图镇压。
1876年在保加利亚经历了一段残暴至极的大屠杀之后，俄国人失去了所有耐心。俄国政府被迫干涉，恰如麦金利总统不得不出兵古巴，制止魏勒尔将军在哈瓦那的射杀队一样。1877年4月，俄国军队渡过多瑙河，猛攻希普卡隘口，在夺取了普列夫纳之后，一路向南长驱直入，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土耳其向英国求援。有许多英国人谴责他们的政府站在苏丹一边。但迪斯雷利却决定出面干涉——他刚刚使维多利亚女王兼任印度女皇，而且他偏爱形象生动的土耳其人而憎恶在境内对犹太人施暴的俄国人。俄国于1878年被迫签订《圣斯蒂法诺和约》，而巴尔干的问题则留给了当年六七月间在柏林召开的会议。
这次著名的会议完全由迪斯雷利一人操纵。对于这个满头鬈发、油光可鉴、态度极端骄横，却又有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感和突出的谄媚天赋的机警老头，连俾斯麦都让他三分。这位英国首相在柏林关注着他的土耳其朋友的命运。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被承认为独立的王国。保加利亚公国取得了半独立的地位，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登堡的亚历山大公爵统治。由于大英帝国视土耳其领土为阻止俄国进一步向南扩张的必要的安全屏障，就特别担心苏丹的命运，使得上述4个国家无法按其自身能力开发资源，加强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