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糟糕的是，柏林会议允许奥地利从土耳其手中夺走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作为哈布斯堡的领土加以“治理”。事实上，奥地利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两个被忽略的省份和英国的殖民地一样管理得法，已经备受称赞了。但那里的居民多为塞尔维亚人。早先他们曾是塞尔维亚大帝国之一部分，早在14世纪，该帝国的首领斯特凡·杜尚就抵御了土耳其人的入侵，捍卫了西欧，其首都于斯屈普（今斯科普里）早在哥伦布西行发现新大陆之前的150年就已经是文明中心了。塞尔维亚人当然对他们古代的荣耀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嘛。他们认为，这两个省份从各种传统权利来说，都是属于他们的，因此对奥地利人待在那里心有不甘。
而正是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奥地利王位的继承人斐迪南大公于1914年6月28日遇刺。杀手是一名塞尔维亚大学生，他这样做纯粹出于爱国动机。
这次可怕的灾难虽不是唯一的原因，却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究其罪咎，是不能怪那个心智有些失常的塞尔维亚青年或死于他手下的奥地利的牺牲品的。应该追溯到那次著名的柏林会议：彼时欧洲忙于物质文明的建设，而忽略了在古老的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幽暗角落里一个被遗忘的民族的梦想与期待。
[1] 1868年于法国南部克罗马努山洞内发现，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新人的总称。
63
一个新世界
世界大战确实是为了更美好的新世界而进行的斗争。
在推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群为数不多的诚挚热情的人当中，有一名品格高尚的孔多塞侯爵。他为贫苦不幸者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曾是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编写著名的《百科全书》时的一名助手。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中，他一直是国民议会中温和派的领袖。
当国王及保王党的背叛给了极端激进分子以机会掌控政府并斩杀反对派时，他的宽厚仁慈和坚持情理使他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孔多塞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这个遭放逐的人就此成了每个真正的爱国者可以摆布的人了。他的朋友们冒着风险要把他隐藏起来。孔多塞却拒绝了他们为他所做的牺牲。他逃出巴黎想回家，也许在家乡会安全些。经过3个晚上的风餐露宿，他身上流着鲜血，疲惫不堪。他走进一家小酒馆，要了些吃的。怀疑他的乡民搜查了他，在他的衣袋里翻出了一本拉丁诗人贺拉斯的诗集。这表明他是个有教养的人，在那个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被视为革命政权的敌人的时刻，他是不该出现在公路上的。他们抓住了他，捆绑起来，还塞住嘴，然后扔进了一座乡村拘留所，但天亮之后，士兵们来把他押回巴黎砍头时，啊！他已经断了气。
这个人奉献了一切，却没得到任何东西，他有充分理由对人类丧失信心。但他写了几句话，至今仍像130年前一样回响着真理。我抄录在此，以飨读者。
“大自然赐予我们无限的希望，”他写道，“人类挣脱了枷锁，正以坚定的步伐走在真理、美德和幸福的大道上的画面，为哲学家提供了一幅前景，使他从至今仍玷污和折磨着大地的错误、罪行和不公中得到了慰藉。”
这个世界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的极度痛苦，与之相比，法国革命不过是一场过眼烟云。这场大战的震撼如此之大，把千百万人胸中希望的最后一点火星都扑灭了。他们正在高歌进步，4年的厮杀继之以他们对和平的祈祷。他们说：“为了那些尚未完成最早的穴居人进化阶段的人的福祉而受苦受累，这值得吗？”
战争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值！”
世界大战是一场大灾大难，但并不意味着什么事都完蛋了。相反，它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撰写希腊、罗马或中世纪的历史是容易的。在那个早已被遗忘的舞台上扮演过角色的演员们都已死去了。我们可以用冷静的头脑评价他们。为他们的行径喝彩的观众也已不复存在。我们的说三道四不可能伤害他们的感情了。
但要真实叙述当代事件就十分困难了。和我们共度一生的人们脑子里想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撰写历史时，若不想大肆吹嘘，就需要公正地描写，那些难题会使我们大受伤害或者大为高兴。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设法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同意可怜的孔多塞所表达的他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前面我曾再三告诫你们，不要听信所谓的历史时代而产生错误的印象。我们把人类的故事分为4个部分：古代世界、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现代阶段。最后这个提法最为含混。“现代”这个词暗示，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人，处于人类成就的顶峰。50年前，以格拉斯通为首的英国自由派人士认为，真正代议制民主政府的问题，已由第二次大改革方案永久性地解决了：该法案赋予了工人在政府中与雇主拥有同等权利。当迪斯雷利和他的保守派朋友谈及这是“在黑暗中向前跃进”的危险措施时，自由派做了否定的回答。他们对自己的做法深信不疑，并且相信，从今以后社会各阶级将携手合作，使他们共同的国家的政府成为一大成功。从那时起，发生了许多事情，少数几位仍旧健在的自由派人士开始醒悟：他们错了。
对于任何历史问题，都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每一代人都该进行新的奋斗，否则就会像史前世界那些不肯进取的动物一样遭到淘汰。
一旦你把握了这一伟大的真理，你就会具有崭新的、宽阔的人生观。然后，再往前走上一步，设想你自己处在公元10 000年时你的后代子孙的位置。他们也要学习历史。但是他们如何看待我们在这短短的4 000年中记载下的我们的所思所为呢？他们会把拿破仑当作亚述征服者提拉革·帕拉萨的同时代人；他们也许会把他与成吉思汗或者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混为一谈。刚刚结束的这场世界大战看来就像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长达128年的争夺地中海霸权的长期商业冲突。19世纪的巴尔干的矛盾——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门的内哥罗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他们看来就像是由大迁徙造成的无序状态的继续。他们会看着刚刚被德国大炮轰塌的兰斯大教堂的照片，就像我们看着250年前在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的战争中毁掉的古希腊雅典卫城照片一样。他们会把在许多人中间依旧十分普遍的对死亡的恐惧，看作是一种幼稚的迷信，那种迷信在不晚于1692年还在烧死女巫的那族人中间大概还是很自然的。哪怕我们引以为荣的医院、实验室和手术室，他们看来也就像稍加改进的炼丹术士和中世纪外科医生的工作间。
而这一切的道理是很简单的。我们现代的男男女女根本就不“现代”。相反，我们依旧属于穴居人的最后几代。新时代的基础不过在昨天才奠定。人类在有勇气怀疑一切，并使“知识和理解”成为创建更富情与理的人类社会的基础时，才会得到第一次机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世界大战正是这一新世界的“成长中的痛苦”。
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人们会写出大批的书论证是这个人、那个人或其他某个人造成了战争。社会主义者会出版一部又一部的著作，指责“资本家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发动了战争。而资本家们则会回答，他们打的这场战争是极大的得不偿失——他们的孩子是第一批走上战场并死在那里的——而且他们还会表明，在每一个国家里，银行家如何竭尽全力防止敌对行为的爆发。法国历史学家会翻遍从查理大帝到霍亨索伦的威廉各时代日耳曼人的罪恶记录；而德国历史学家也会以怨报怨，历数从查理大帝到普恩加莱总统（1913——1920）时代法国人的滔天罪行。然后他们会自我满足地认定，对方便是“造成战争”的首恶。各国的政治家，不论是已死的还是活着的，会坐到打字机前，解释他们如何尽力避免敌对行为，而他们恶毒的对手又如何把他们逼进了战争。
今后的100年，历史学家们不会去理会这些道歉和辩白。他们会理解真正的内在原因，他们深知，个人的野心、个人的恶毒和个人的贪婪，与战争的最终爆发并没有什么关系。犯下对这一切苦难难辞其咎的根源性错误，是在我们的科学家开始创造一个钢铁、化学和电的新世界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人的脑筋比寓言中的乌龟还要慢，比著名的树懒还要懒，只能在一小伙勇敢的领袖后面跟着走上100到3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