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可能预言公元2500年的人们会对这场摧毁了欧洲文明并赐予轻信的美国人以人类领导地位的大动乱的内在原因怎么说。但根据自国家成为高度组织的生意机构以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两大竞争的商业集团之间爆发点什么绝对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注定迟早要发生。说得直白些，他们会承认：德国已经构成对大英帝国繁荣的威胁，绝不允许它进一步发展成世界多种需求的总供应商。
我们亲身经历了这场争斗，发现难以估计过去10年中事件的真实意义，如今7年已经过去，就可以得出几条相当肯定的结论，而且不致在我们和睦的邻居和朋友们中间引起过多的混乱。
500年来的历史确实是所谓的“领先的强国”为一方，那些希望夺取他们的幸运地位并取而代之成为海上霸主的为另一方，这两方之间的巨人之争。西班牙是跨过伟大的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和葡萄牙的死尸而得到光荣的。西班牙刚一建立起驰名遐迩的日不落帝国（有地理上的也有事实上的理由），荷兰当即要剥夺西班牙的财富，考虑到这两个国家面积上的差异，荷兰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可观的。但是荷兰刚刚得到在当时看来具有最大地获取眼前利益的最大机遇，法国和英国却又登上了舞台，要从荷兰人那里虎口夺食，抢劫他们新近得到的领地。法、英的这一目的达到之后，两者又为分赃而争，经过长时间耗费巨大的争斗，英国登上了顶峰。从那时起，英国主宰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它容不得任何对手。挡路的小国都被它踏在了脚下。其他大国虽然不会被它一举击败，却突然发现它们面对着一个神秘的政治联盟，而往日以玩弄外交手腕著称的英国统治者似乎掌握着其秘密。
考虑到这些众所周知的经济发展——在所有的初级历史教科书中都有可靠的描述，德国统治者在20世纪的前20年采取的政策似乎颇为幼稚。有些人认为战前的德皇应受到谴责，他们的论据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威廉二世是个有严格治理能力的诚实的人，但又是那种由于出身而被扶上强国宝座的人。他从神授的优越感的高峰上俯视天下，从而很快就失去了与普通人性的所有联系，从而成为帝王中常见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自我妄想狂的牺牲品。这是相当自然的：没有人曾经如此努力地赢取英国人民的好心，也没有哪个外国人曾经如此耻辱地不善理解英国人的真正本性。
北海彼岸的那座奇怪的岛屿靠贸易为生，他们仅仅属于也单单为了这一件事而奋斗。那些不干涉英国商业的人，即使称不上地道的“朋友”，至少也是“可以容忍的陌生人”。反之，不管地域上多么遥远，只要有可能威胁到大英帝国霸权的人或国家，便是“敌人”，只要一有机会，势必要予以摧毁。那位亲英的条顿皇帝发表的所有美好的演说和所有善意及友好的表示，一刻也没有让英国百姓忘记：德国人是他们最危险的竞争对手，迟早会把他们的廉价商品倾销到文明和未开化的世界各地。
海上霸主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最重要却未予尽数的因素造成了这场世界大战的大屠戮。
在铁路和电报问世前的幸福岁月里，各国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个固定的实体，沉重而坚定地沿着其自身的路线前进，如同大象推动马戏团的小车，争夺商业霸权的两大对立势力之间的争吵进展缓慢，旧派的外交伎俩可以使这一争吵不超出地域。不幸的是，1914年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国际工场。阿根廷的一场罢工很容易使柏林遭受损失。伦敦的某种原料涨价可能会成为千百万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苦力的灾难，尽管他们从没听说过泰晤士河上的那座大城市。一所三流德国大学中某个无名的“无薪教师”[1]的发明往往会迫使十几家智利银行关门，而古登堡一家老牌商号的经营不善可能会剥夺澳大利亚数百男女青年上大学的机会。
当然，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已到达了工业发展的同一水平。一些国家依旧是完全的农业国，还有一些国家刚刚从几乎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中崛起。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其工业化的邻国眼中成为合乎需要的同盟。恰恰相反，这样的国家通常都具备无限的人力资源，充当这样的炮灰，俄国的农民一向让人无法望其项背。
这些不同的、互相冲突的利益群体是以什么方式又是如何纳入相关国家的一个大集团，而且为什么在4年多的时间里它们会一致为同一目的而战呢——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最好留给我们的孙辈。到那时，关于战争的开端比起今天来要知道得更多，而目前我们尚不能对那些将欧洲大陆变成一座大屠场的被误导的爱国者做出评判。
在1926年8月这个炎热月份里，我们希望能做的就是关注被那些自诩为历史学家的人几乎必然要忽略的一个突出的事实，即：作为世界大战发端的欧洲的巨大冲突，以全世界的革命而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事务正常发展的短期中断（以往300年间的一切战争确是如此），而是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社会和经济纪元的起始。那些对《凡尔赛和约》负有责任的老人们都是他们既定的环境的产物，因此他们都无法承认这一点。
人力
他们的思维、谈话和行动，都是按照一个逝去的时代进行的。
这大概就是他们的辛苦只能被众人唾骂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对小国的权利和民主造成了灾难性的战争结果负有重要的责任，那就是美国参战太晚。
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觉得他们自己有5 000公里的大洋阻隔，完全可以安然无恙，对国外的政治从来不大关注。由于习惯靠标语口号、报纸标题及得意的无知来认识以往2 000年中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发展，威尔逊总统的大多数同胞只能间接地得到他们的历史资讯。协约国的宣传机构很容易借助德国陆海军将领某些滔天罪行的煽动，使美国朋友轻信：这场战争绝对是一场正确与谬误之间的斗争，是黑白分明的碰撞，是盎格鲁-撒克逊自主的天使和条顿专制的恶魔之间的决斗。直到善良又重情的美国人民（因此也易于走上唯情和残酷的奇特极端）感到若是再袖手旁观，就对他们自己气质中一切优秀和体面的品性不够忠诚信义了。于是，一股类似十字军的狂热和急切的热浪横扫美国。巨大的美国工业开始缓慢但稳定地运转，不久，200万人便匆匆奔赴欧洲，制止当代匈奴无可容忍的罪行。
这一来，上百万认真而热切的青年自然要尽力重新评估他们的战斗理念，并让他们的全体同胞得以理解。因此就有了“以战制战”的口号。也就有了威尔逊总统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国际正义的新“十戒”。也就有了小国民族自决的热情，对“使世界民主而安全”表现出强烈的欲望。
对贝尔福[2]、普恩加莱[3]和丘吉尔（且不提沙俄统治集团已被流放的领导人）而言，这类词语听着如同异端。若是他们本国有人如此呐喊，早就会经临时通告送交军事法庭的行刑队了。但作为200万人的总司令，世界所有财富的可靠的看门人，他的话就要人洗耳恭听了。于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为某种理想而战了。其实对那个理想而言，他们已经毫无作为，恰如对此时从克里姆林宫的城墙里由上百种不同语言发出的那些经济变革的奇谈怪论，他们也无能为力了。德国人对他们最畏惧的敌人——美国提出的合理条款惊喜过望，他们刚一推翻他们的皇帝并将国名从“帝国”改为“共和国”，军队缀上红色帽花，唱着《国际歌》向莱茵河撤退时，协约国的头领们立即抛弃了愚蠢而为难的美国理想，准备按照著名的“败者受难”原则来签订和约——那一原则从穴居人时代起就顺理成章，用于纪律严明的身体格斗。
宣传
若是威尔逊总统没有提出他要亲自直接参加1919年的外交谈判这样的不幸计划，欧洲诸国任务远不会那么复杂。若是美国总统待在国内，欧洲列强就会按照他们的正确和谬误的条款来签订和约了。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他们是错的，但对也罢，错也罢，他们的结论是一个确定的思维体系的真诚表达。可是迄今从未交融过的美国和欧洲的理念，如此可怕得交织在一起，什么也无法确定无疑地解决，协约国各方只落了个愤愤不平，和平事实上绝对比战争耗费还要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