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美国入侵了委内瑞拉海边的加勒比小岛国格林纳达（人口只有11万）。这一入侵虽然蓄谋已久，却发生在刚上台的左翼派系要求美国撤出其岛屿之际。里根总统宣称岛上的美国医学生处境危险，并以岛上有古巴和苏联的顾问及军队为口实，使其入侵合法化。这一行径在美国大受支持，却在联合国招来包括一些美国最亲密盟友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劈天盖地的批评，痛惜其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美国的干涉虽然规模不大，流血不多，却让人联想起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表明两个超级大国为达到它们的目的可以不顾世界舆论。与此同时，美国公开行动，推翻了中美洲的尼加拉瓜政府，而苏联则在非洲采取了类似的行径。当年的马基雅维利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会引用那句谚语：“万变不离其宗。”
在伊朗，美国的支持无法让面对占压倒优势的反对力量的强大又富有的国王继续掌权。他于1979年被赶下台并先后在美国和埃及避难，最终客死他乡。伊朗革命后上台的是阿亚图拉·霍梅尼，他是力图创建伊斯兰教义国家的一位宗教领袖。原先痛恨国王的恐怖秘密警察的许多伊朗百姓，如今有理由畏惧这个新政权了，特别是他们若是共产党人或巴哈教派的话。
由于伊朗国王与美国关系密切，伊朗就出现了对美国及美国人的极大仇恨。1979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一群愤怒的群众冲进了驻德黑兰的美国使馆，抓走了150名人质。伊朗人把这些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关押，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美国虽然强大，却无法救出他们。一次武力解救的尝试失败了。最后，他们被囚禁了一年多才获释。
虽然当时中国仍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未曾宣布的敌人，却在1972年接待了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在随后的10年中，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改进。卡特总统成了第一位正式承认中国的美国国家元首。开辟了与西方改善关系的令人尊敬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于1976年1月逝世。20世纪的一个重要人物毛泽东也在同年9月去世。
在新的中国领导人物的带领下，中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农民对土地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他们积极劳动，生产便增加了。工业生产的水平惊人增长，仅北京一城生产的钢铁就是20世纪40年代初全中国产量的10倍多。中国的工业中心开始出产更多的商品，有些还销售到西方。不久前，商业广告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电视上。政府继续应对巨大的人口过多的问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10亿这个惊人的数字。中国想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也改进同美国的关系。在美中关系中仍有三个重大问题阻碍他们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分裂势力。其次，当中国人愿意美国与他们国家增加贸易时，美国的制造商却担心中国产品会以低得多的价格充斥市场。最后，中国不满美国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口一些敏感的技术设备。不过，抛开这些问题不谈，大城市里的中国人不再对美国游客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最不可思议的文明古迹而好奇，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光辉贡献，恰如其先辈曾使最早的欧洲来访者惊叹不已一样，他们当中就有几个世纪之前的马可·波罗和利玛窦。
20世纪70年代，中东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在苏联和美国紧张的关系之外，又增加了危险。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长期动乱的状态，继续笼罩着整个地区。1973年，在第一次阿以战争的6年之后，以色列的各阿拉伯邻国在犹太教赎罪日的那天，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他们在初期的一些胜利之后，便被占优势的以色列军队和空军打得大败。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给以色列支持，导致了阿拉伯的石油禁运，如我们已然看到的，这一禁运对西方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以色列和埃及最后开始商谈和平的可能性。1978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萨达特于1977年访问了以色列，由于他在这些艰难的谈判中的作用，一些阿拉伯国家对他产生了永久的敌意。他在1981年遭到暗杀。卡特总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戴维营协议》，使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
但中东和平并未由此而得。阿拉伯国家拒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及合法性，因为以色列的国土是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占据了几千年的土地中分割出来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大约320万巴勒斯坦人依旧是没有乡土的民族，成为在阿拉伯国家中难以相处的难民和以色列国内的二等公民。他们当中有数十万人在约旦河西岸及约旦境内的难民营中的非人条件下生活。在绝望和贫困之中涌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其激进的派别以暴力手段袭击以色列，在他们流血的进攻下，以色列无处能有安宁。
巴解组织的战术掩盖了这样一个现实：应该为巴勒斯坦人民做些事情。以色列扩张到约旦河西岸，谋求建立《圣经》中的那个以色列王国，这就必然使巴勒斯坦人进一步无家可归。1983年9月辞职的贝京总理的强硬路线政策阻止了任何让步。贝京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英斗争中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他下令进攻黎巴嫩，因为巴勒斯坦游击队能够从那里发动对以色列的进攻。1982年夏天，以色列人把包括其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内的许多巴解组织人员驱逐了出去。有了以色列人，黎巴嫩境内的基督徒武装取得了对穆斯林的不稳定胜利，并由基督徒在贝鲁特的萨卜拉和莎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屠杀了数百名穆斯林。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巴解组织的激进分子杀死了犹太人和以色列空袭贝鲁特的平民，巴勒斯坦问题并没有朝解决的方向前进一步。与此同时，黎巴嫩的悲剧还在继续。那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仍然存在着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尖锐对立。甚至在这两大宗教集团的内部，也不顾驻有国际维和部队，仍有武装精良的小派别为争权而互斗。1983年10月，大批炸弹撕破清晨，杀死了派去维持和平的2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和100多名法国军人。那次失去生命的美国人是越战以来美国军队在一天内遭受最多的伤亡，此事引起了人们对美国在中东作用的质疑。
在欧洲，1970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地中海沿岸诸国左翼上台，而在北欧，则是右翼占优。一场革命掀翻了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而自1939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即以铁腕统治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于1975年11月死去，比起他所佩服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活得长多了。凭着个人的威望和决心，胡安·卡洛斯国王在那个长期受困扰的国家中实现了向民主制度的惊人的和平过渡，1982年社会党人随之上台。在军官把西班牙议会控作人质之后，一场政变最终还是流产了。法国也在1981年5月选举了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担任总统；他接替了瓦雷利·吉斯卡尔·德斯坦，却比这位右翼的前任还要反苏。戴高乐派于1970年11月失去了他们的英雄戴高乐之后，其继承人乔治·蓬皮杜在几年之后越来越求助于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则在1995年当选为法国总统。在意大利，政府不断更迭。来自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的恐怖活动加剧了那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在希腊，1967年的一次军事政变把乔治·帕帕多普洛斯送上台。1973年，一次学生起义之后的另一次军事政变，组建了一个麻烦不断的社会党政府，使得美国为在那个战略要地国家的军事基地的命运忧心忡忡。
天主教会经历了一个变化时期。1962年，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同意教会内部可以自由讨论。在使人人都能直接听懂教义的努力中，会议规定，弥撒不一定要用拉丁文，可以用各国的语言。1978年，从传统的梵蒂冈大厦中宣布了使全世界7亿天主教徒震惊的消息：枢机主教们455年以来第一次挑选了非意大利人的教皇：波兰克拉科夫的枢机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新教皇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比以往前任访问了更多的国家，还逃过了1981年的一次暗杀。他以特殊的精力密切关注着祖国的事件，支持团结工会反对共产主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