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大陆，由于贫困、饥饿和国内战争而疲惫不堪。比夫拉要从尼日利亚独立出来的三年战争在死了200万人之后于1970年结束。白人占据优越地位的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权仍在南非继续。经过一场国内战争之后，罗得西亚完成了一次从少数白人统治到多数黑人统治的和平过渡，并更名为津巴布韦。由利比亚支持的武装在乍得打了一场反对以美国和前殖民主义宗主国法国为后盾的政权的国内战争。在乌干达，疯子独裁者伊迪·阿明的残暴统治震惊了文明世界，他于1979年被坦桑尼亚军队驱逐。
恐怖分子的爆炸
当然，并非所有独裁政权的政治暴行都针对其平民。政治谋杀仍是一时的悲惨迹象；对许多旨在反对强国来达到目标的团体来说，恐怖主义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暗杀肯尼迪总统（1963）、他弟弟罗伯特（1968）和伟大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1968）之后，接连又有试图谋害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1972）和两次刺杀杰拉德·福特总统的未遂事件。1981年，教皇和里根总统从暗杀的子弹下逃生。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哀悼了前披头土歌手约翰·列依，这位歌唱和平的人于1980年在纽约市被一名疯汉开枪打死。
恐怖主义是作为暴力集团的致命武器而出现的。堪称国际合作及和平竞赛象征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72年在联邦德国的慕尼黑举办。8名武装精良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将以色列运动员劫持为人质，当警察冲向拘留人质的大楼时，11名人质遇害。受到如此血腥行径和如此冷血地加害，并被谋杀惨况震惊的世界，还看到了其他这类悲剧。在北爱尔兰，始于1969年的暴力活动逐步升级，无法无天的天主教爱尔兰共和军常常野蛮地攻击他们的敌人——爱尔兰和英国的新教徒，要求北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新教徒集团也以牙还牙。20世纪70年代世界还目睹了许多攻击犹太人的流血事件。人们难以忘记1980年在巴黎犹太教堂门前或是犹太人聚居区陈尸的骇人景象。还有亚美尼亚人发动的多起袭击官员和客机的事件，他们抗议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土耳其人对他们同胞的屠杀。在意大利，极左派的红色旅发动了一系列反政府的血腥攻击。右翼恐怖主义分子则炸毁了博洛尼亚的火车站，杀死了近100人，他们还对1980年在慕尼黑十月节的谋杀性爆炸负有责任。恐怖分子似乎有能力攻击所有地方，甚至在伦敦的白金汉宫附近的游行也不放过。一些恐怖行动可以追溯到利比亚和独裁者卡扎菲的政权。1976年，以色列回击恐怖主义，一批突击队员解救了飞往乌干达恩特比机场的104名人质。有一两个铁了心的人宁可为他们认定的正义事业去死，这样就能够制造一种恐惧情绪，使敌对人群间的仇恨尖锐化，结果便使政治和国际问题的合理解决在我们这个麻烦丛生的世界上较前更加棘手。
人类恢复活力的主题当然对人类历史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被经济危机和环境恶化弄得千疮百孔，易于受到专制统治和恐怖主义伤害，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之争的夹缝中苟延的地球上的居民，在了解了人类如何从先前的危险中延续下来后，得到了许多慰藉。我们已经看到了好几座受损的美国城市的复兴，如巴尔的摩和底特律，还有一些一时遭到破坏的自然资源的再生，如英国的泰晤士河和美国的伊利湖。或许我们所面临的巨大的环境挑战能够以坚定迎接。我们应该从欧洲大规模的反对原子武器的运动中，从美国的日益高涨的支持生态的运动中，找到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能够敬佩许多把勇气、诚实和精力奉献给全人类的人，如雅各布·齐默尔曼，那位在阿根廷为遭迫害的犹太人和维护民主挺身而起的知识分子；如安瓦尔·萨达特，一个努力使他的同胞团结一致并为中东创造和平的人；如特蕾莎修女，那位小修女多年来匿名在加尔各答绝望的穷人中工作，后来荣膺诺贝尔和平奖，引起世人关注广大的南亚次大陆及其他地方的被遗忘的饥饿贫苦的人们；如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科斯，另一位从智利的专制统治下存活下来并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如剧作家阿托尔·富加德，他从南非的种族隔离世界中走出来，他的剧作使观众开心；还有里奇·瓦文萨，他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为自由而奋斗。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曾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无私地工作。将来面临的挑战越艰巨，我们就越应该同心同德。
[1] 美国人喜欢在看电影时吃爆米花，此处指已把影院搬到家中。
77
新千年
新的自由和全球联系。
20世纪的最后20年以政治突变为标志，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和平特色，结果就是专制统治的许多国家迎来了自由。与此同时，日益丰富且兴趣盎然的技术变化使这个世界仿佛变小了。可以肯定地说，后来一直影响人类的一些问题——饥饿、疾病、暴力和战争——仍然沉甸甸地压在千百万人的头上。不过，由于国家间的互相依赖和通讯上的重大改进，对许多人性问题有理由持乐观态度，未来确实是可以期许的。
毫无疑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颇具争议的近几十年中的重大事件，就是苏联和东欧。当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在20世纪80年代减少核武器的谈判中，隔桌倨傲地盯着对方时，谁也想不到，没过几年，苏联和东欧的制度会垮台，苏联会解体，其卫星国会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在相互联系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尽管承诺了经济上的富足，但东欧国家并未做到。再者，在苏联及其较小的卫星国中缺乏政治自由，这引起了许多人广泛而阴沉的不满。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并由此成为国家的首脑。与其年长的前辈相比，戈尔巴乔夫年轻而有活力。他认识到，如果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让共产主义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实施必要的经济甚至政治改革。他把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士引进政府，并下令放松长期以来束缚艺术和政治观点表达的审查制度。而且，作为一位苏联的领袖，他第一次公开谈论起这样一个冷酷事实：除非工人和农民有了真正的经济刺激去努力工作，苏联的经济是不能发展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要重组苏联经济，以提高效率和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他力主“我们需要一场头脑的革命”，号召在苏联增加私人所有制，并希望说服西方国家到苏联投资。与此同时，因与美国在军备竞赛中不能落后而造成的高额耗费，以及非法交易“黑市”的繁荣，动摇了苏联的经济。
80年代末，强大的民族运动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些北方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苏维埃帝国广阔的南方外延的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中，影响日益加剧。在苏联境内的许多地方，要求民主的呼声取得了信心，要求进一步的自由，并在一些地方与民族主义团体结合在一起。此时，苏联内部的经济危机加剧，生产率降至1988年的一半。这就使得苏联许多具有改革头脑的人确信，共产党系统内部的改革还不够，自1917年以来就实行的制度应该让位了。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极其成功地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到处受到朋友般的拥抱。戈尔巴乔夫开始结束苏联对阿富汗长期流血的内战的卷入。尤其是，当东欧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对经济的强烈不满中迅速壮大时，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苏联再不会派遣坦克和士兵去支持波兰、东德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镇压他们的平民。
摆脱了苏联干涉威胁的东欧各国，接二连三地发生变革。在反对派组织良好的匈牙利，在反对派与颇具影响力的天主教会紧密结合的波兰，政府领导都在寻求妥协。在匈牙利，具有改革头脑的领导人们在1988年就已掌权。如今，政府于1989年5月，搬掉了与奥地利边界的防御铁丝网。在波兰，政府在一年前就开始了与团结工会的谈判，那个政治反对派组织是从1980年港城格但斯克的造船厂罢工运动中崛起的。1989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波兰首次进行自由选举。由团结工会支持的候选人取得极大的成功，迫使政府分权。一年之后，当波兰共产党改变了名称，并和其他政党起着同样的作用时，波兰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