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积累舞蹈经验，泰勒曾经在亨利街社会服务所舞蹈协会的季度活动上跳舞。那时，想要进行现代舞表演，只能通过从廉价商店买的东西和他人的捐款来准备演出服；只要是能偷偷溜进去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排练场地；而那些没有任何报纸会关注的舞蹈表演，“实际上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在考夫曼中心的演出的意义才显得更加重大。
当看到霍斯特的评论时，泰勒承认：“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路易斯的评论所占的位置甚至不是一块很大的空白，”他说，“但人们确实把我们优美的舞姿看成了梦魇。”在别人眼中，泰勒所认为的差一点成功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
泰勒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挫败感的人。“我当然喜欢它，我不觉得无聊。”在看了《七支新舞蹈》后，舞者艾琳·帕斯洛夫（Aileen Passloff）这么对我说。“我没有觉得烦躁，相反，我觉得这是一支充满生机的舞蹈。哦，这简直太美了，它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静止的看法，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中。”她左手抓着心口，右腿朝前倾，充满了热情，甚至差点儿从椅子上跌下来。“你知道的，”她停顿了一下，想了一会儿，说，“只要舞蹈不像自由的嬉戏一样，人们就会紧张起来。”
泰勒收到空白评论的消息传开了。一年后，他来到意大利一个名为翁布里亚的小镇，参加一个为期一个月的舞会。彩排的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在玫力苏剧院（Caio Melisso）待到了很晚。皮娜·鲍什舞蹈服的袖子穿不上，乐手们去了咖啡馆，泰勒在最后时刻增加了新的舞蹈动作。剧院的创始人吉安·C.梅诺蒂（Gian Carlo Menotti）告诉他们，那些挑剔的评论家都等得不耐烦了。什么评论家？泰勒压根儿不知道意大利还有评论彩排的习俗。于是，在百忙之中，泰勒把大家集合起来，找到乐手，为舞蹈团的演出做准备。当幕布拉起，泰勒走上舞台，却没有音乐声响起，因为乐手还没有到位，于是他又不得不示意拉下幕布。评论家纷纷离席，朝出口走去，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已经看过了泰勒又一支极简主义风格的作品。为了让他们不错过泰勒真正的舞蹈表演，引座员只得守住出口，直到舞蹈团重新做好准备。
像捕蝇纸上的苍蝇一样，泰勒被那个一片空白的评论粘住了，而且那个评论就粘在泰勒的心口。直到近50年后，这位已经80多岁的编舞家仍然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它。”
如何填补想法与作品之间的裂缝
到处都是批评、评论和评论。艺术家必然要感受到来自某个方面的尖锐攻击的刺痛。1966年，《伦敦标准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在对某一作品的评论中写道：“昨天晚上，三个女孩儿在艾伯特大厅演出，其中一个叫特怀拉·萨普，她被迫今天晚上也得去。”一些优秀的舞者在刚登台表演时，台下坐着的观众就像泰勒那次演出结束后留下的观众一样少得可怜。
如果说艺术是一种“交换”，是将艺术家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并传递给外部世界，那么根据批评的观点，这种交换不仅被世界谴责了，还被整个世界拒绝了。不过，这些把艺术家批得体无完肤的评论，也因其带刺的语言而给予了对方一份礼物。
《七支新舞蹈》的问题出在哪儿？问题不可能出在泰勒为演出所做的奉献上。为了能攒钱租下考夫曼中心，泰勒住在一间没有浴室、没有水、没有暖气、屋顶还开着大洞的公寓里。他用塑料盖住这个大洞，权当是一个天窗。冬天，他完全不需要冰箱，因为整个房间散发着和冰箱一样的寒意。他用铅笔写字，因为天太冷了，墨水会被冻住。他不怎么用煤气炉，甚至还担心邻居家成堆的垃圾和猫尿散发出的气味会引起爆炸。他有家具吗？如果那也算得上家具的话，那就是有，因为那不过是他在街上捡来的一些东西。他常常开玩笑说：“是物体就会有麻烦。”生活渐渐变得捉襟见肘了，于是他不得不从超市偷生活必需品、罐装狗粮，还有“为了维持尊严”而必需的鱼子酱。虽然这是不道德的，但他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晚上，他可以看着桌上的一只老鼠却小气地不给它一点面包屑，并为此而自嘲一番。实际上，即便是早些时候，他也一样一贫如洗。
冬天，在那间冰冷的公寓里，他和多尼娅·福伊尔（Donya Feuer）、托比·阿穆尔（Toby Armour）、辛西娅·斯通（Cynthia Stone）三位舞蹈演员一起，戴着帽子、穿着外套排练了整整8个月。当时，泰勒还做着一份工资少得可怜的工作，下班到家时已经很晚了，但他们还得排练，因为很难找到一段大家都不上班的时间进行集中排练。那段时间，泰勒做了多份工作，所以只要是能按照时间表排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高中毕业后，泰勒曾经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获得过游泳奖学金，不过，这是他退学跟肯宁汉和葛兰姆一起跳舞之前的事了。尽管那时的生活很清苦，但他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有足够的空间来排练自己的舞蹈。
问题也不可能出在泰勒的天赋上。在跳了《七支新舞蹈》的一年后，泰勒就因为在葛兰姆的代表作《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中扮演的一个小角色而备受赞赏，并且出了名。纽约市芭蕾舞团的联合创始人兼导演林肯·柯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邀请泰勒与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的舞蹈团一起表演一种新的芭蕾舞剧，不过，巴兰钦是现代舞的坚决反对者，尤其是反对柯尔斯坦所描述的泰勒那个“古怪的舞蹈天才”的现代舞。柯尔斯坦并没有借此机会夸大事实，他是这样邀请泰勒的：“怪胎，你这个大笨蛋，你又有机会了。”
如果说1957年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在人们眼中，一种常见的艺术状态被认为是一种失败。泰勒一直在努力消除达·芬奇所描述的、艺术家都知道的那种裂缝，也就是“当想法先于作品出现时”的裂缝。5
出现在作品和想法之间的裂缝，会成为艺术实践的推动力。艺术家陈貌仁（Mel Chin）说，正是由于这种裂缝的存在，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当大家都在第五大道附近的托尼中城画廊（Tony Midtown Gallery）为他举行庆功宴时，他偷偷地溜了出去，只为拿回一幅画作，以便能继续完善。也正是在这种裂缝中，当奥古斯特·威尔森（August Wilson）无法在诗歌中找到合适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想法时，在戏剧中偶遇了与他的想法相匹配的形式。也正是在这种裂缝中，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把写得糟糕的小说扔进了火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把小说缩减到诗歌的规模”，并且转而在诗歌领域如鱼得水。
在担任《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的外国编辑时，庞德曾收到诗人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的投稿，他毫不留情地向克莱恩讲述了自己之前的那种状态。这儿“全是鸡蛋”，庞德说，“也许还有更好的鸡蛋，你却没有一只母鸡或者一个孵化器”。当时18岁左右的克莱恩正处于这种裂缝之中，他所拥有的一切仍是原始的，还没有凝结成形。克莱恩的第一本诗集中有一幅庞德的画像，一则宣传《人物》（Personae）一书的广告，而这种巧合正好揭示了那封退稿信中的意思。直到离世，克莱恩都保存着庞德的退稿信，正如研究克莱恩的学者兰登·哈默（Langdon Hammer）所说的，“这就像一种文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是现代诗人中的一员”，因为这是庞德写给处于裂缝中的克莱恩的信。6
试图在作品和想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就像听歌只听音符而不听完整的曲子一样。就像烙印在脑海中的音乐一样，我们听到的歌曲片段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未完成的情节也常常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脑海中，直到找到完成它的方法。这有点像齐加尼克效应（Zeigarnik Effect）(7)，我们体验到重复播放的音符，然后试图利用它拼凑出完整的旋律。这种现象是布卢玛·齐加尼克（Bluma Zeigarnik）和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研究出来的，即并不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大脑在不停地“唠叨”，直到我们把事情完成为止。思考不完整的一小段歌曲或逾期未完成的任务，是无意识向意识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你能“制订一个计划”来完善它吗？“显然，无意识无法独立做到这一点，因此它需要刺激有意识的大脑来制订一个具体的计划，比如在什么时间、地点和时机。一旦有了计划，无意识就会停止提醒有意识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