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有些人是不可救药的酒鬼一样，抵押交易师是一群永远也喂不饱的饿鬼。除了在吃饭时被打断，再也没有比吃不到东西更令他们愤怒的了。
行善非本愿，施恩必图报。
——古西西里格言
1985年1月，马蒂·奥利瓦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他参加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培训项目并且顺利通过。现在，好消息和坏消息一起来了。好消息说，他得到抵押交易部的一个美缺。坏消息是，在头一年里他得忍受别人的恶作剧。高级抵押交易师们顽固地认为，捉弄实习生是最好的启蒙，有助于剥开实习生的伪装，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世界上最低贱的动物。毫无疑问，交易师们要为马蒂·奥利瓦此后即将遭受的磨难负全部责任。
有几个交易师总是要马蒂帮他们取午饭。他们冲着他喊：“喂，小子，搞点儿吃的来。”如果这天他们情绪不错，也许会换一副友好的腔调：“马蒂，到时间了，是吧？”当然，他们用不着对马蒂客气，因为他只是一个奴隶。你甚至用不着告诉他买什么，每个实习生都知道，抵押交易师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得下任何东西。
就像有些人是不可救药的酒鬼一样，抵押交易师是一群永远也喂不饱的饿鬼。除了在吃饭时被打断，再也没有比吃不到东西更令他们愤怒的了。换句话说，他们可不是那种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胖子，整天小心翼翼地啜饮减肥可乐，引得人们不禁猜想：“他怎么会这么胖，从来也没看见他吃东西啊？”但他们也不是人们常见的那类整天兴高采烈的胖子，这种人对所有人都无害，也因此受到欢迎。抵押交易师们从肚腩的深处发出不满的哼唧声，他们才不在乎自己的体重呢，个个都像日本的相扑选手。如果他们开口要吃的，抵押交易台边上的实习生总是带回尽可能多的东西，准保没错。
在那个要命的1月份里，可怜的马蒂得从交易厅爬5层楼到上面的咖啡间，他怕别的实习生看到自己这副实在的奴才相。跟他比起来，分到别的部门里的实习生的处境几乎可以称得上自由人。马蒂快手快脚地在提篮里装满油炸食品、汉堡包、可口可乐、糖果和几十个巧克力薄脆饼，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餐厅以经常受到纽约市卫生检查部门的警告而闻名于华尔街。马蒂蹑手蹑脚地躲过警卫溜了出来，分文未付。你可以称之为小小的胜利，或称之为备受折磨的灵魂发出的一声小小的自由呼号。当然，也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省钱。交易师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餐室里大吃零食不是什么稀奇事，把食品从咖啡间里偷出来也算不上多么了不起的事，可他万不该向一个肥仔交易师吹嘘他干的好事。
这天下午，马蒂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特殊项目部”的。此人解释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处理华尔街上各家餐室的投诉，他正在调查一桩举报案件，有关所罗门兄弟公司咖啡间三盒食品失窃一案。问马蒂对此是否知道点儿什么。
“哈哈。”马蒂笑道，感到很好玩。
“不，”这位官员说，“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华尔街的道德标准适用于各个层面。”
马蒂又笑了起来，然后他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马蒂上班时，发现迈克尔·莫塔拉在等他。迈克尔是部门经理，抵押交易部的头头。在培训课程中，就是由他代表那个部门来出席的。交易厅里的聪明人常喜欢模仿莫塔拉，其形象介于《教父》中的马龙·白兰度和《欲望号街车》里的马龙·白兰度之间。
莫塔拉看上去无精打采。他把马蒂请进自己的办公室。“马蒂，我刚接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特殊项目部打来的一个电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从我们咖啡室里偷出了食品，是真的吗？”
马蒂点点头。
“你是怎么搞的？我真的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好吧，你先回去，我会再找你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莫塔拉说。
整整一天，马蒂的表情就像一个已经中了乐透彩头奖，却发现自己把彩票弄丢了的家伙。虽说他是一个年轻的、备受折磨的实习交易师，但他毫无疑问已经站到了“大老二”俱乐部的门口。美国抵押债券市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市场发展得都要快，抵押债券交易因此也成了公司里最吃香的业务。既然它在1985年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厅里是最受人羡慕的，那么很有可能也是整个华尔街上最热门的业务，因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厅左右着整个华尔街。
只要能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干上两年，年轻的抵押债券交易师就会接到一大批公司的邀请：美林公司、贝尔斯登、高盛、德崇和摩根士丹利，它们都想弄清所罗门兄弟公司抵押魔术的瓶中之秘。这些邀请中大多包括一年至少50万美元的薪水保证，外加交易利润提成。马蒂现在还只是头一年。4年之后，他的工作将会得心应手，税前年收入可能高达100万美元。对于一个22岁的年轻人来说，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和更理想的工作了。马蒂经过自己的努力，靠着运气的帮助，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可是，突然之间，眼看这一切就要被咖啡室事件给毁了。情况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其他抵押交易师看到他魂不守舍的样子，给他放了一天假，让他自己回去品味生活中的大起大落。
第二天，马蒂被告知要到古特弗罗因德的办公室里去一趟。马蒂从未见过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他也不应该见到。有一个抵押交易师曾告诉马蒂：“古特弗罗因德从不会在低级员工身上瞎耽误工夫。”如果古特弗罗因德要见他，那说明偷东西的事已经东窗事发了。古特弗罗因德的办公室离马蒂的座位大约有20米，里边一般是空着的。你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干白了头也未必有机会跨进去一步。坏消息总是从那个办公室里的黑暗角落传出来，落在远比马蒂有本事的人头上。当马蒂看见莫塔拉坐在古特弗罗因德的边上时，他知道种种猜测全都破灭了，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他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古特弗罗因德先是长篇大论地谴责了一番偷东西的行为，然后说道：“马蒂，刚刚我和执行委员会进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艰苦讨论，我们最后的决定是（一个长长的停顿），让你先留下来看看再说。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们还得再去华盛顿跟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涉这件事，回头我再找你。”
在市场里混，最重要的资本就是自己的言论和信誉。在每年的培训课上，约翰·古特弗罗因德都要重复这一套。马蒂还是这一行里的新手，他对这句话想必更是诚惶诚恐。不管怎么说，马蒂想这下自己可要完了。只要他还留在华尔街，小偷事件的阴影就总也挥之不去。每当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内部交易或偷食品的事件，马蒂都会是一个可疑的对象。他已经留下了案底，成了别人嘴里的是非。
当马蒂回到自己的抵押交易台时，脸上的表情就好像他刚刚见到了世界末日。在场的20多名抵押交易师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试图把窃笑藏在行情记录仪的后面。马蒂环顾四周，吃惊地发现人人都在笑，而且，更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全都在笑他。在这个部里有一种叫“找蠢货”的游戏，现在他就是牺牲品。这本来是莫塔拉的鬼点子，后来他又出面说服古特弗罗因德出场增加整个游戏的可信度。马蒂怎么也想不到古特弗罗因德竟会玩这种把戏。“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蠢货！”一个抵押交易师喊道。这再一次证明了，实习生的轻信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想想看：证券交易委员会怎么会到公司咖啡室里去逮人？！
马蒂理解不了这种幽默。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就仿佛一个人刚刚经受了假枪毙的残酷考验，他开始哭起来，然后逃出交易厅，跳进下行电梯。他再也不想回来了。没有人站起来留他，交易师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古特弗罗因德和莫塔拉在古氏的办公室里笑得喘不上气来。最后，更多的是出于责任而不是同情心，一位名叫安迪·斯通的高级抵押交易师动身出去找马蒂。他之所以觉得自己有责任是因为马蒂是分配给他做奴隶的。斯通本来也是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交易师，他在大堂里给马蒂买了一杯啤酒，试图安慰他说刚才的一切只是大家喜欢他的一种表现。如果他们看不上你，根本就不会拿你寻开心。在大街上徘徊了几个小时之后，马蒂还是决定回去。
我不知道马蒂怒气冲天地在南曼哈顿大街上兜圈子时的心情。不过平静下来之后，他想必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他已经被金手铐铐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抵押交易部里了。那几个让这位哈佛毕业生吃尽苦头的交易师牢牢地掌握了1/3的债券市场，他们很可能是美国公司里最赚钱的雇员。他们可以教给马蒂怎样控制市场。斯通没讲真话，他们可不是只拿自己看得起的人寻开心。他们对任何人都是如此。有时，残忍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它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好在只要熬过1年，马蒂就可以主客易位。到那时就轮到他躲在行情记录仪后面笑个不停了，也会有新的实习生奴隶向隅而泣。不，在1985年的1月，你找不到比迈克尔·莫塔拉和他手下那一小撮富豪兄弟会占据的更好的地界了，所罗门兄弟公司抵押交易师的魅力无法阻挡。
1978—1981
华尔街撮合了货币的借贷双方。1978年春季，所罗门兄弟公司成立了华尔街上第一家抵押债券交易部。在此之前，“借款人”一词在华尔街上指的是大公司，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其中不包括房屋所有人。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多尔（也有人叫他“鲍勃·多尔”）的合伙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因为成长最快的借款人集团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而是房屋所有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立法机构就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鼓励美国人借钱买房。抵押贷款利息支付的税收减让政策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项，另一项则与储蓄和贷款协会有关。
储贷协会为普通美国人提供了所需的购房贷款的主要部分，同时它还接受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储贷业享受种种特惠，诸如存款保险和税收饶让，这些做法间接降低了抵押贷款的利息成本，因为它使储贷协会降低了筹资成本。储贷协会的说客们在华盛顿向国会争取这些特惠条件，每一次他们都大声诉诸民主、国旗甚至苹果派。他们高举“居者有其屋”的旗帜。在他们嘴里，“居者有其屋”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要在国会里站出来反对“居者有其屋”计划，在政治上所冒的风险几乎就像叛国一样。在有利的公共政策的推动下，储贷业开始发展起来，未偿还抵押贷款从1950年的550亿美元上升到1976年的7000亿美元。到1980年1月，又增加到1.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抵押债券市场的市值超过了美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
尽管如此，在1978年的华尔街，住房抵押将成为大买卖的想法仍然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与住房抵押有关的一切似乎都是细小和琐碎的，至少在那些经常向首席执行官和政府首脑提供咨询的人看来是如此。储贷协会的总裁通常是小集团中的领导者。他是那种会出面赞助小镇游行花车的人，这就说明了一切，不是吗？他穿涤纶套装，收入高达5位数，而每天的工作时间则不超过10个小时。他加入狮子会、扶轮社，还有储贷业内部的非正式团体“3–6–3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名字的来历是：用3%的利率借款，以6%的利率贷出，每天下午3点去打高尔夫。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培训项目中，每年都会有4个推销员在课堂里表演向得克萨斯储贷协会推销债券的情景剧。两个人扮演所罗门兄弟公司推销员，两个人则扮演另一方——一家储贷协会的经理。情节是这样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推销员到达的时候，储贷协会的经理正要出门，一个手上拿着网球拍，另一个已经背上了高尔夫球包。储贷协会的人打扮得颇为另类，他们上身穿大翻领花格涤纶夹克，下身穿花格长裤。所罗门兄弟的人向储贷协会经理摇尾乞怜。他们甚至赞美起其中一位身上夹克的大翻领。不料，这却惹怒了另一位经理。“这种小玩意儿也叫大翻领？才这么一点点大，”他用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讲道，“如果你从背后看不见，那它就不是什么大翻领。”然后他转过身来，千真万确，大翻领看得清清楚楚，就像是从他肩膀上长出来的翅膀。
闲扯一阵之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推销员拉住他们的客户要做生意。他们建议两位经理买入价值10亿美元的利率互换合约。储贷协会的经理很显然不懂利率互换是什么东西，他们对视一眼，耸了耸肩。一位所罗门兄弟推销员试图向他解释。他们不想听，他们要去高尔夫球场。但所罗门兄弟的推销员总是在最后一分钟缠住他们不让走。“好了，我们就买进10亿美元利率互换合约好了，要不我们就来不及了。”终于有一个经理耐不住了。演出到此结束。
这就是掌握着住房抵押业务的人，在华尔街的牛仔大人物眼中，他们不过是邻家放羊的牧场主。牛仔们干的是债券交易——公司债和政府债。他们在交易时为之手挥足舞的都是债券。他站起来冲着整个交易厅大喊：“我手上有1000万IBM8.5（利率8.5%的债券），101美元成交（期望销售价），现在他妈的就要。”你永远也无法设想一个交易师喊道：“我买下了默文·K. 芬克尔伯格6.2万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101美元成交。20年后到期，利率9%。地点就在诺沃克外面，有3间小卧室。这桩买卖划得来。”交易师没法把房主拿来做讲头。
实际问题当然不会像情景演示的那么简单。抵押合约不是可以用来交易的纸片，它们不是债券。它们是一笔笔的贷款，只能待在做这笔贷款业务的银行里。在习惯于大进大出的华尔街人士眼里，单笔住房抵押业务过于琐碎。没有哪个交易师或投资者愿意跑遍市郊去调查那个刚刚借了钱的房主是不是有足够的信用。住房抵押要想成为债券，首先必须非个人化。
一开始要做的工作是把该抵押贷款同其他人的抵押贷款集中到一起。交易师和投资商相信统计法则，他们可以一次购入某一储贷协会做成的数千桩抵押贷款，从概率上讲，其中可能违约拖欠的只有很小一部分。以此为保证，可以发行一些票据，持票人按比例对抵押贷款集合产生的现金流量拥有所有权，就像从一块大饼上切下来一部分。可以依照这种原则组织数百万个抵押贷款集合，每个集合都是内部同质的。例如，面额小于11万美元，利率为12%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投资该集合的持票人可以获得12%的年收益外加抵押购房房主偿还的本金。
经过标准化处理后，这些票据就可以卖给美国养老基金、东京信托公司、瑞士银行、住在蒙特卡洛港口游艇上逃税的希腊船王，或者任何有钱用于投资的人。一旦实现了标准化，它们就变成了可交易的票据。交易师眼里只有债券，他想要的也只有债券，可以拿在手里上下挥舞的债券。在市场的中央，有一条永远也不能逾越的分界线。一边是抵押贷款购房的房主，另一边则是投资人和交易师。这两伙人永远也不会见面，这听上去有点儿滑稽。借钱给人买房是一项非常个人化的业务。在这个过程中，抵押贷款购房的房主面对的只是当地的储贷协会的经理，钱从他们那儿来，最终也回到他们那儿去。投资者和交易师手里的只是纸片。
鲍勃·多尔第一次对抵押购房业务产生兴趣时，他还在为一位名叫威廉·西蒙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合伙人工作，西蒙此后曾在杰拉尔德·福特的政府中任财政部长（再后来，他靠着以低廉的价格从美国政府手中买下储贷协会而成了亿万富翁）。人们一般认为，西蒙在培养抵押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出了大力，但多尔的说法却是：“再也没有比他更漠不关心抵押债务市场的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西蒙为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美国国库券。他喜欢站着工作，一杯接一杯地喝冰水。那时，在外人看来，喊价叫价促成债券交易并不是一项时髦的工作。“我刚入行的时候，交易师并不是一个受人敬重的职业，”他后来这样告诉那位名叫L. J. 戴维斯的作家，“我一生中从未雇到一个商学院的毕业生。我总是对手下的交易师说：‘如果你们不做债券交易就去开大卡车吧。别指望在市场上当个知识分子。干好自己的活儿！’”
西蒙不是哈佛毕业生，他出身于拉斐特学院，一路冲杀爬上顶层。在他去大学和商学院演讲时，从来也没有成群结队充满渴望的交易师给他捧场，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人。他的所作所为也绝不会引起《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的关心。在20世纪70年代，谁会在意国库券呢？不过，他的自我感觉倒还挺好。重要的是所罗门兄弟公司自己人的态度，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内部，国库券交易师无异于王子。国库券是所有债券中最好的券种，而操作国库券的交易师也是所有人里面最吃香的。
西蒙对住房抵押市场的反感源自1970年他同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即吉利美，Ginnie Mae）的一次过节。吉利美为不够富裕的公民抵押贷款购房提供担保，这样他们的贷款就获得了与国库券一样的可靠性和信用等级。任何符合联邦住房和退伍军人管理协会（FHA/VA）的规定抵押贷款购房的公民（大约15%的美国购房者符合这一条件）都可以获得一张吉利美印花。吉利美打算把它辖下的贷款汇集起来发行债券。西蒙就是在这个阶段插进来的。作为美国政府最精通债券业务的顾问，他是培育发展债券市场的当然人选。
像大多数抵押贷款一样，吉利美担保的贷款也要求在一定期间归还本金。当然，借款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全额归还本金，这一点也同大多数抵押贷款一样。而在西蒙看来，这恰恰是吉利美抵押债券的缺陷所在。同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的购买者相比，购买这种债券的人对一个关键问题并不知情——他们不知道债券何时到期。如果借款人偿清抵押款，那么原以为自己持有30年期抵押债券的持票人就会发现自己变成大把现金在手。
此外，如果利率下降，借款人会转而以更低的利率为30年期定息抵押贷款融资。结果抵押债券的持有人手上的债券就提前变成了现金。如果投资者可以按原始贷款利率或更高的利率再投资，现金倒也无所谓。但是，如果利率下降了，投资者就会吃亏，因为他的钱再也拿不到从前那种回报率了。对购房者来说，在利率下降时为住房进行再融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可以在更低的利率水平下获得新贷款。换句话说，投资于抵押债券的钱是在对贷款人最不利的时刻还回来的。
西蒙试图说服吉利美保护抵押债券购买者（贷款人）的利益。他认为，不能简单地让抵押贷款购房者把现金还给债券持有者，而应该仿照普通债券的做法确立一个固定的偿还期限。否则谁会出钱买这种债券？谁会愿意买下一种偿还期限不明的债券？又有谁愿意接受这种随时可能偿付本金的不安定感？但吉利美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因此西蒙下决心不理睬吉利美。他指定一个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内部被称为“咕噜”的人（公司金融部分析师）负责在新的抵押债券市场中制定收费原则。但咕噜向来不会做收费业务，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根本就做不起来。
鲍勃·多尔的工作是借钱，为西蒙在美国国债市场上下的赌注融资。多尔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买卖货币，以最低利率借入、最高利率贷出。但是他的借贷活动仅限于1天的期限范围。第二天又从头再来，周而复始。货币买卖与债券交易可大不一样，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吃香的活儿，即使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内部也无人青睐。货币是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的商品中波动性最小的一个品种，因此风险也最低。
货币交易毕竟也是交易。做这个活儿至少得有一只铁睾丸以及与债券交易一样的奇怪逻辑。试看：一个早上，多尔需要入市购买（借入）5000万美元。经过一番征询，他发现货币市场利率为4%~4.25%，这意味着他可以用4%的利率买入（借得）或在4.25%的利率卖出（借出）。然而，当他开始下单试图以4.25%的利率从市场上买入时，利率已经变成了4.25%~4.5%，大手笔的购入惊动了卖家。多尔报出了购买价：以4.5%的利率买入。市场又变了，这次变成了4.5%~4.75%。他再提高自己的买入价，情况又是一样，如此几番下来，结果没有丝毫改变。于是他跑到西蒙的办公室去诉苦，说他总也买不到需要的货币量。卖家们就像小鸡一样跑掉了。
“那你就当卖家好了。”西蒙说。
这回多尔成了卖家，尽管他应该是买家。他在5.5%的水平卖出5000万美元。接着，又在同一水平卖出同样的数额。正如西蒙所预料的那样，市场崩溃了。人人都想当卖家，场内再也没有一个买家。“现在买回来。”当市场跌到4%时，西蒙下了指令。多尔不仅在4%的价位上买到了他需要的5000万美元，而且从先前高价位卖出的生意中赚了钱。这就是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师的思维方式。无论他要做什么，首要的事情就是放下这个念头。意念守一，然后感觉一下市场的脉动。如果市场躁动不安，场内人士饱受惊吓、灰心丧气，他会像牧羊人一样把他们带到一个安全的角落。然后，让他们为自己的不安支付代价。他就坐在市场里等着它吐出金币，只有到了这时他才开始考虑自己到市场来的目的。
鲍勃·多尔喜爱交易。尽管他无须对吉利美负官方的责任，但他还是开始做这种债券的生意——总得有人做。到了1977年9月，他已经成了所罗门兄弟公司里的抵押债券权威。他和德崇证券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弗雷德·约瑟夫的哥哥斯蒂芬·约瑟夫一起主持了首次抵押债券的私募。他们劝说美国银行出售它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以债券的形式。另一方面，他们又劝说投资者，例如保险公司，来购买新型的抵押债券。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之后，美国银行拿回了它一开始借给那些抵押贷款购房者的现金，而这些钱立刻又可以用来再出借。抵押贷款购房者继续向美国银行归还抵押贷款款项，但是这些钱只是在美国银行过一过手，就支付给了购买美国银行所发行债券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客户们。
多尔心里有底了，这代表着未来的潮流。他认为购房需求的高涨将导致资金短缺。人口年龄在增长，人均住房面积迅速增加。整个国家越来越有钱，想买第二套房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储贷协会的发展满足不了对贷款的需求。他还注意到，人口从铁锈地带（Rust Belt）向阳光地带（Sun Belt）的稳定转移，导致了系统性不平衡。阳光地带的储贷业只能吸收到少量的存款，但购房者对贷款的需求却很高。多尔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通过购入阳光地带储贷协会的抵押债券，铁锈地带的储贷协会可以有效地把款项贷给阳光地带的购房者。
应所罗门兄弟公司执行委员会的要求，多尔撰写了一份三页纸的备忘录，总结了他对开发这一市场的信条。正是这份备忘录促使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将吉利美的债券交易从政府债券交易部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专门的抵押部。那是在1978年春天，古特弗罗因德刚刚被他的前任威廉·所罗门指定为公司董事长，后者的父亲是当年创建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多尔停下了买卖货币的工作，改坐到离他以前那张桌子几英尺远的一个座位里，开始考虑未来几年的计划。他认识到，自己需要一个金融家帮他同银行和储贷协会谈判，劝说它们效仿美国银行出售它们手里的贷款资产。这些贷款可以转化成抵押债券。斯蒂芬·约瑟夫是从事这一工作的理想人选，他在美国银行的那桩生意里同多尔有密切的合作。
此外，多尔还需要一个交易师为约瑟夫创造的债券组织一个交易市场，而这个问题可能更麻烦一些。交易师绝对是个关键人物，他负责在市场里买卖债券。一个大牌交易师可以激发投资者的信心，他的出场本身也有助于市场的成长发育，而且他还能给所罗门兄弟公司带来利润。正因为如此，大牌交易师是众人仰慕、关注和热衷于结识的人。多尔一直都是抵押交易师，而现在，因为要出任经理，他必须从公司债券部或政府债券交易部借来一名公认的赢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如果某个部门允许它的人离开，那一定是它想开掉此人。如果想从别的部门挖人，他们给你的只能是你不想要的人。
但是，因为有约翰·古特弗罗因德撑腰，多尔还是如愿以偿，弄到了他最想要的人：刘易斯·拉涅里，一个30岁的公用事业债券交易师（负责交易公用事业的债券，如路易斯安那能源与照明公司）。拉涅里转入抵押部是债券交易师黄金岁月到来前夕的一个关键性事件。1978年年中，他被指派到抵押部工作。从此，抵押市场的发展便成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内部的传奇。
多尔当然知道为什么要选择拉涅里。“我需要的是一个强悍的交易师。刘易斯不是普通的交易师，他拥有创造一个市场所需的意愿和斗志。他是个沉得住气的人，只要有必要，他会当着经理的面隐瞒100万美元的亏损。他不会因为道德上的考虑而裹足不前。当然，道德这个字眼用得并不合适，不过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没见过脑子动得比他还快的人，不管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没受过教育的。最棒的是，他还是一个梦想家。”
当古特弗罗因德告诉他公司任命他为新筹办的抵押债券部首席交易师时，刘易斯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我是公司债券部里最红的交易师，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一调动使他离开了热闹的交易中心。公用事业债券正在赚大钱。如果一个人赚不到佣金，那就休想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往上爬，在这一点上绝无客气可言。到年底时，他要指着那堆钱大声说：“看，那是我赚的。”收入意味着权力 。在刘易斯看来，如果去抵押部干，年底根本就不会赚到多少钱，也就不会有升迁的机会。现在想起来，他当初的担心荒谬得可笑。6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拉涅里得意扬扬地宣布，他的抵押交易部赚的钱比华尔街上所有别家公司的抵押业务部加在一起还多。谈到抵押部的成就时，拉涅里不由得趾高气扬起来。他后来当上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副董事长，仅次于古特弗罗因德。古特弗罗因德总是把拉涅里的名字挂在嘴边，把他当作接班人的人选。不过，1978年的时候，拉涅里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在接到任命时，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我仿佛听到他们正在议论：‘恭喜恭喜，我们想把你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不打算违抗，这不是我的行事风格。我只是缠住约翰一味地问他：‘为什么是我？’甚至在调动完成后，也不断有朋友来问我什么时候得罪了约翰。交易亏损，还是违反纪律，要么还有别的事？”就像西蒙一样，在拉涅里眼中，抵押交易市场就像是后娘养的丑儿子。谁会要买这些债券？谁会愿意借钱给一个随时可能偿付本金的抵押贷款购房者？何况，那儿也没有什么债券可交易的。“只有几种吉利美债券（再加上一份美国银行的合约），没有人看得上眼。我的任务就是发掘别的可以用来交易的品种。”
拉涅里童年时的梦想是在意大利餐厅里当厨师长。可是后来他在布鲁克林的斯内克山上出了一次车祸，头部受重伤，留下哮喘的病根，从此再也闻不得厨房的味道，由此，梦想破灭了。1968年，他正在圣约翰大学英语专业读二年级，当时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邮件中心找了一份夜急送的兼职。所罗门兄弟付他的薪水是每星期70美元。上班几个月之后，他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他不能指望从爹妈那里要钱（父亲在他13岁时就已经去世了），而他的太太卧病在床，医药费单子上的数字越来越大。他当时只有19岁，名下的全部财产就是每周支付的薪水。
最后，他走投无路，只好去找一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合伙人，虽说他们的关系仅仅是认识而已。“要知道，”今天，回忆起这件事，拉涅里讲道，“我可以肯定自己会被开除，我真的是那样认为的。”出乎他的意料，合伙人告诉他公司会负责。拉涅里以为这笔钱会从他的周薪中扣除，而没有薪水他肯定活不下去，于是他开始抱怨。“公司会负责的。”这位合伙人重复了一遍。所罗门兄弟公司在3个月里为邮件中心职员的太太支付了1万美元的账单。没有人为此举行委员会会议来讨论这样做是否得当。拉涅里找的那个合伙人在答应下来之前甚至都没有犹豫一下。他只知道公司应当支付账单，别无其他理由。
谁也不能肯定已经去世多年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合伙人当年究竟说过哪些话，但拉涅里却牢记于心：“我们会对刘易斯·拉涅里负责到底。”这一做法深深地感动了拉涅里。当他谈起忠诚，谈起所罗门兄弟和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时，总会提到这件事。“从那时起，”一位他手下的抵押交易师说，“刘易斯爱上了公司。”在他眼里，所罗门兄弟公司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了。“这个公司对雇员负责，”拉涅里说，“有些话人人都会讲，诸如‘做好人比当好经理更重要’。但这里的人却是认真的。我们都是手足兄弟。正如人们所说的，这是一种神圣的契约。”
口惠总要比现实来得轻松。你可以像拉涅里所说的那样向公司付出自己的信任和忠诚，但拉涅里却不会因此而要你。“我信仰上帝，但绝不会当圣人。”拉涅里曾经这样告诉《绅士》杂志的一个采访记者。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做人的原则，但他坚信有时目的比手段更重要。此外，他对个人利益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在他和公司债券部之间（是公用事业债券交易的上级管理机构）存在关系紧张的种种迹象。1977年9月，他的死对头比尔·佛特晋升为合伙人，而他却未能如愿。“刘易斯听到消息之后气急败坏。”斯蒂芬·约瑟夫说。一位20世纪70年代曾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过的债券推销员回忆说：“刘易斯属于那种为争待遇而大吵大闹的公司债券交易师。刘易斯一口咬定公司支付给他的薪酬比不上他的贡献。他当时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在这儿可以为所欲为，我早就不干了。’”
他身材难看，阔嘴巴，又是个暴脾气。为他服务的后台职员还记得，他当年站在桌子上一边挥舞手臂，一边用最大的音量尖声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干的情景，活像个拳击比赛裁判。不过，他也有可爱之处，至少他希望别人喜欢他。“我没有私敌，”他说，“连我的竞争对手也喜欢我，即使他们抱怨我独揽生意，不给他们机会。”
拉涅里初到所罗门兄弟公司时，邮件中心里的职员多半是刚刚移民到美国还不会说英语的人。他们工作效率不高，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发出的信件上贴太多的邮票。他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削减成本，这多少有点儿讽刺性，因为事实上他从未真正关心过成本，因为他无暇顾及细节。“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把美国地图钉在墙上，用荧光笔画出邮政区的边缘。因为这个举措，我被提升为主管。”担任白天快送的主管之后，他立刻搬出了圣约翰。“这对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回忆说。接着，他从邮件中心的主管进入职员后台办公室，从而使他获得了直接接触交易和交易师的机会。到1974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公司债券部公用事业债券交易师的位子。
1985年，当马蒂·奥利瓦从哈佛大学进入培训项目，再从这里出发转入抵押交易部时，在后台和前台之间早已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培养交易师的程序也严格地系统化了。首先你得有一份简历。大学毕业是起码的要求，最好在商学院镀过金。重要的是看上去要像个投资银行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还不兴这一套，拉涅里大学没毕业，没有履历表，他看上去更像意大利餐馆的厨师长而不是投资银行家。用他从前的合伙人的话来说，拉涅里是个“肥胖而粗鲁”的人。不过，显然这些都无所谓。“如果交易厅里有什么人离职不干了，他们会冲手边最近的家伙喊一嗓子：‘喂，你来干。’”汤姆·肯德尔回忆说，他自己就是从后台进入刘易斯·拉涅里的抵押部的，“一个交易师会说：‘嗨，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坐下，坐在那儿。’”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孩子，就像拉涅里，你就会从此发迹。
在进入抵押部之前，拉涅里在工作过的每一个部里都是绝对主力。公司鼓励野心和挑战，它的原则是从不干扰自然的丛林法则。就任新成立的抵押部首席交易师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拉涅里已经把这个部牢牢地攥在手心里了。大家要顺着拉涅里的野心，连多尔都要让他三分。多尔生了病，经常不在公司。在他离开期间，拉涅里自作主张成立了研究部（“抵押交易要靠数学”，他本人虽然没有读完大学，但却坚持这一点），邀请一位大师级数学家迈克尔·沃尔德曼出任该职。沃尔德曼回忆道，他的邀请是以“刘易斯式的强迫方式”提出的。
接着，拉涅里劝说公司给他组织一支销售队伍，开展天知道的抵押债券交易工作。突然之间，十几名销售人员发现自己换了座位，不得不开始想办法取悦拉涅里。里奇·舒斯特以前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芝加哥办事处当负责储贷协会业务的债券推销员，现在则变成了替拉涅里工作的抵押债券推销员。“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商业票据交易部却错拨到了抵押部。刘易斯刚好接到这个电话，他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向我大吼：‘你他妈的干吗要卖商业票据？公司付你薪水是为了让你卖抵押债券。’”在拉涅里的驱赶下，推销员们开始专注于抵押交易业务。
斯蒂芬·约瑟夫是唯一一个可能接替多尔的竞争对手，但他却是一个公司金融专家而不是交易师。正如他所说的，“那时，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你不可能想象把一个主要的交易部门交给一个公司金融专家去管理”。相反，你却可以将一个主要的金融项目交给交易师指导。斯蒂芬自然挡不住拉涅里的升迁之路，拉涅里反过来嘲笑公司金融部是一个吃闲饭的部门，连女人都要。（抵押部里从来就不会有什么性别平等的念头。一位曾经想加入抵押交易业务但遭到拒绝的女士后来讲道：“要想坐上抵押交易台，非得是白种男人不可。”直到1986年，抵押债券交易部里从来都没有女交易师。）
鲍勃·多尔消失了，尽管他本人直到1984年才离开所罗门兄弟公司。他发现自己无事可干，雇用了拉涅里几个月之后，他就被挤了出来。这种事情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可谓司空见惯。挑战者逐渐变得更有活力，更熟悉客户，对同事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不知不觉中，那个被挑战者似乎是蒸发掉了。他好像变成了过时的废物，就像汽车上的手摇曲柄。管理层对此不闻不问，输家最后只能离开。
“古特弗罗因德从来没有跟我打过超呼，说他想要刘易斯·拉涅里接替我，”多尔说，“我就这样被挂了起来，足足6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里没我什么事了。”拉涅里至今还把抵押债券市场称为“鲍勃的远见”。1984年，多尔离开了。他先是到摩根士丹利，然后又去为斯蒂芬·约瑟夫工作，后者已经离开所罗门兄弟公司去了德崇证券公司。“假如我不信仰资本主义体制，那么我绝对不能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的确信仰它：适者生存。”多尔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斯特恩戈尔德时讲这番话的。后者试图了解所罗门兄弟公司过去那些合伙人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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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古特弗罗因德正式任命拉涅里为整个抵押业务的负责人。此后两年半的时间里，在外人眼里，抵押部更像一出闹剧而不是一项认真的事业。拉涅里按自己的形象招募人员：意大利人、自学成才者、大嗓门和肥胖者。像拉涅里一样，第一批人员来自后台办公室。其中只有一人拥有大学学历，是曼哈顿大学文学士。抵押交易台的创建之父除了拉涅里之外，还有约翰·德安东纳、彼得·马罗和曼尼·阿拉瓦奇，最后则是比尔·埃斯波西托和罗恩·迪帕斯奎尔。他们相互间直呼其名或昵称：刘易、约翰尼、彼得、曼尼、比利和龙尼。听起来更像棒球场上的内野手而不是投资银行家。“有关我在邮件中心的种种传闻全部所言不虚，”拉涅里说，“我掌管抵押部之后，开始不无虔敬地从后台选拔人才。起初我是出于道德原因这样干的，但是效果很不错，他们喜欢这份工作。他们不会理直气壮地认为社会欠他们一份工作，因此他们也显得更为忠诚。”但拉涅里同样也希望从所罗门兄弟培训项目中招募有活力的年轻人。接下来的一幕是，抵押部迎来了第一个实习生，也是第一个MBA、第一个瘦子、第一个犹太人——杰弗里·克隆塔尔。
克隆塔尔回忆说，他是1979年所罗门兄弟公司培训班里唯一一个以普通职员身份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分到其他部门的人都有了推销员或交易师的头衔。克隆塔尔甚至不是首席办事员，他只是屈居于彼得·马罗之下的低级职员。作为低级职员，他的首要责任是跟踪约翰·德安东纳负责的债券头寸。
克隆塔尔刚刚从五年制的沃顿商学院毕业，包括本科教育和MBA课程——美国最接近于金融家所需要的交易学校，他有远比德安东纳的头寸更感兴趣的事。这一点让约翰尼颇为不快。德安东纳有时会靠在靠背椅上发问：“杰弗里，什么是债券头寸？”
杰弗里会说：“我不知道。”
德安东纳回头向拉涅里嚷道：“这家伙他妈的是干什么的？他说他不知道头寸是什么。”
拉涅里会接着冲彼得嚷：“这家伙他妈的是干什么的？你手下的人不知道头寸是什么。”
彼得又对着杰弗里喊：“为什么你不知道头寸是什么？”
杰弗里只是耸耸肩算作回答。
杰弗里不会把这放在心上，理由有两个。第一，他知道拉涅里喜欢自己，而拉涅里是老板。克隆塔尔同意加入抵押部，这给了拉涅里一个面子。根据克隆塔尔的回忆，在他的班里，人们对羽翼未丰的抵押部敬而远之。“这肯定不是MBA毕业生的去处，抵押交易师都是唐尼·格林之流的人物。”他说。
唐尼·格林之流指的是那些让实习生不好过的人。他们对任何没有给公司赚来大笔现钞的人都怀有敌意，并且极为粗鲁地对待他们。
“唐尼·格林之流在你凑过去坐在身边时不会同你打招呼，而在你走开的时候也不会道再见，他对你视若无睹。没有实习生够胆坐在唐尼·格林身边。”克隆塔尔说。唐尼·格林曾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当过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师，那年头，交易师胸口的毛比头上的还要多。大家都记得，他有一次叫住了一个正准备出门搭纽约去往芝加哥班机的毛头小子。格林抽出一张10美元的票子塞到这个推销员手里。“嗨，拿这钱给你上点儿坠机保险，受益人填我的名字。”他说。“为什么？”推销员转向他。“我觉得今天特别走运。”格林说。
“谁也不愿意走进抵押部。”克隆塔尔说。甚至连拉涅里也承认，杰弗里自愿加入抵押部的决定是极其愚蠢的。那么克隆塔尔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干？“我当然有自己的考虑。首先，我只有23岁，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算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次，公司想必对抵押交易业务寄予厚望，否则他们不会让刘易去负责这一摊。”
克隆塔尔之所以不把上司们的大吵大叫放在眼里，另一个原因是拉涅里本人并不看重职员的工作。“刘易常说我是他见到的第二个最差的职员，而第一个就是他自己。”克隆塔尔说。不过职员也的确没有多少事可做。在这个意义上还可以说，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事可做。抵押交易市场就像金融市场里的鬼城：一切都静止不动，什么交易也做不成。这意味着他们不赚钱。拉涅里意识到，为了弄到债券来交易，他必须打开一条路，劝说所罗门兄弟的客户们来玩这个游戏。他也许得先扮作赌场的促销员，引诱客户走进这个场子。但为了把自己从交易台上解放出来，拉涅里需要找一个“首席交易师”。他匆匆做出了人选决定，请马罗出任此职，这是一个小小的判断错误但却相当有趣，也许不是他的第一次，不过可以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马罗是从美林证券公司来的，他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塞缪尔·萨克斯说，后者是1979年进抵押部的债券推销员。部里的交易师们个个衣冠不整，马罗却穿了一身三件套的涤纶套装，胸前挂着一根晃来晃去的金表链。他的仪表无可挑剔，头发一丝不乱。萨克斯说：“他会斜侧着身子问刘易：‘你看好它们（指的是债券市场）吗？’刘易可能会说：‘我很看好！’马罗就会附和道：‘是的，我也看好，我也看好。’15分钟后，他又会斜侧着身子问刘易：‘你现在觉得它们怎么样？’刘易可能会说：‘我一点儿也不看好。’而马罗也会来个180度大转变：‘我也不看好，一点儿也不看好。’”马罗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抵押交易部头头的位置上待了将近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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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交易师的位置不能总空着。1980年5月，迈克尔·莫塔拉（“肥脚”）从伦敦办事处被调回。他在那里当交易师，现在回来补马罗空出的缺。莫塔拉以前在伦敦的一个同事还记得他打好行李包后那一副惶惶不安的样子，不知道回去之后会怎样。时至今日，莫塔拉仍声称那时自己对回来后的工作胸有成竹。想当初，他可是有苦说不出。整整1年没有赚到钱，抵押部成了所罗门兄弟内部的笑柄，它的前景看来实在不妙。在这一小撮教育不足的意大利人和公司其他部门之间，嫌隙在一天天增长。抵押交易师们对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交易师深恶痛绝。
钱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报酬机制，就像它对实习生的工作分配一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年终奖金的发放并不是同此人所赚取的利润直接挂钩的，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罗门兄弟公司报酬评定委员会对该员工价值的感觉。年终奖的发放原则是高度主观性的，朝中有人和交易业绩同样重要。而抵押部既赚不到钱也没有人出头为他们说话。“我手下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拉涅里说，“他们被看成是二流的人物，但他们是黑绵羊中队 [7] 。”最让交易师痛苦的不是报酬的绝对值而是他们同其他债券交易师的差距。“你感觉好像公司是在可怜你（才给你发几个钱）。”一个叫汤姆·肯德尔的前抵押交易师如是说。
“如果你问他们，”拉涅里说，“他们会告诉你，公司债券交易师赚的钱比你们多一倍。”一般来讲，奖金数目属于管理层的秘密。话是不错，但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要想瞒住一大笔奖金就像是在高中男生的更衣室里保住一次艳遇的秘密一样不可能。只要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交易师们就会知道别人的奖金数额。
如果抵押交易师和别的债券交易师之间的矛盾仅仅是钱引起的，那么它最终还是可以修复的。现在的问题是，双方在文化上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罗门兄弟招聘政策的制定者吉姆·马西决定，公司有必要提升它的人员素质。“他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能总是让一批不上档次的乡巴佬坐在交易厅里。”斯科特·布里滕汉姆回忆道。1980年时，他是马西手下的招募官，后来转入抵押部当交易师。
所罗门兄弟公司开始向华尔街上的其他公司看齐。它也像高盛公司和摩根士丹利一样招入MBA毕业生，其社会效果显著，而公司的集体智慧也同样提到了提升。就像戈德曼、萨克斯、雷曼、库恩和洛布等家族的人一样，所罗门兄弟的人总觉得自己属于像作家斯蒂芬·伯明翰所说的“我们的一伙”，尽管我们还没走到要在大都会博物馆里树立自己天使般的塑像那一步。公司以前一向是由犹太人经营的，现在则由一群先后到来的WASP [8] 掌管，一群面色苍白的WASP，他们从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形象的提升刚好发生在1981年公司出售给商品交易商菲利普兄弟那段时期。所罗门兄弟不再由合伙人所有，它变成了一家公司。合伙人从这次销售中平均每人获得了780万美元的补偿。就像他们自己讲的，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了，“现在我们有钱了，下一步干什么？”拥有了一个帝国？社会身份显赫？去巴黎度周末？去圣詹姆斯宫赴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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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别的部门相比，不管是政府债券部还是公司债券部，抵押部的文化更为丰富并且脚踏实地。其他部门逐渐获得了一种新的人格，抵押部却保持了一种鲜明的风格。拉涅里将两类迥然相异但风格同样鲜明的族群融合成一个统一的风格。所有的交易师大致来自两种背景：创办抵押部的意大利人和刚从培训班出来的拥有MBA学位的犹太人。我不能肯定他们是否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具有真正的种族特征，但他们是受压迫的少数。他们个性鲜明，收敛可不是他们的风格。应该说，他们属于后排人物。
从外部标准来看，抵押交易部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是够严重的：几乎没有黑人和东方人，而且一个女性也没有。不过，同别的部门比起来，抵押部可以算得上是联合国。所罗门兄弟公司年度报告上的照片透露了内幕。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年度报告看上去就像呼吁世界和平的广告。一幅幅照片，有黑人、黄种人、白人，男男女女在洒满阳光的会议桌旁和谐地工作着。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所有的黑面孔、黄面孔和女性形象都像变戏法似的不见了。年度报告上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
抵押部变成了白人兄弟会分会。其中有一条心照不宣的协定，拉涅里会尽其所能地为他的交易师争取利益，以此换取他们对自己的忠诚。相对而言，他们的责任比拉涅里轻一些。更多的交易师出身于商学院，而不是邮件中心。许多人在经济上拥有独立性，他们不需要拉涅里在这方面的关怀，而拉涅里喜欢待在他能有所贡献的圈子里。他喜欢部里的人，但他更喜欢“拉涅里的人”。他愿意为交易师支付他们付不起的医药费开支。比尔·埃斯波西托看好一套房子，但还差1.9万美元，拉涅里让所罗门兄弟公司出钱补上。“他很抱歉，原本他是想自己掏钱的。”埃斯波西托说。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打动了不少人。1979年，从沃顿商学院毕业的汤姆·肯德尔加入抵押部，在后台做了短暂停留。1980年，克隆塔尔在沃顿大学优秀毕业生联谊会里的学弟梅森·豪普特，还有从斯坦福大学来的史蒂夫·罗思也相继加盟。1981年，又有两名哈佛人——安迪·斯通和沃尔夫·纳都尔曼进入抵押部。在他们眼里，他们在公司里的地位同拉涅里没有什么两样。正如纳都尔曼所言，“汤姆·斯特劳斯（政府债券部里正在崛起的台柱子）和他手下的一伙打着爱马仕的领带，个个能上铁人三项比赛，拉涅里这边的人则更像一个意大利家庭。政府债券部的人吃得少，裤管打晃”。抵押部的人对此的看法则是：“为什么他们一天只吃两餐？是因为不喜欢吃吗？你可曾见过一个胖点儿的政府债券交易师？当然不会。他们又瘦又狡猾，他们歧视肥胖。是的，我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自己就很胖。”
“看得出来，尽管公司里别的部门的人容忍我们，但他们心里却满是不屑，”汤姆·肯德尔说，“他们会问：‘你们这些坐在角落里的家伙靠他妈的什么来赚钱？’”作为实习生，安迪·斯通最难忘的记忆是有一次他指着拉涅里部门的方向问一个公司债券交易师，那里是些什么人。“什么也不是，”这位交易师回答，“抵押部，一个什么都算不上的部门，没人愿意去。”所罗门兄弟公司政府债券交易部的头头克雷格·科茨曾经问斯通：“为什么你会考虑去抵押部，你本来有机会进政府债券部的？”即使是在上层，肥胖一族也认为瘦子一族对他们不怀好意。前部门经理莫塔拉说：“公司内部就像被划分为一块块的领地。其他部门的人在意的全都是怎样保住自己的业务，谁也不去动开发新业务的脑筋。”
抵押部对外界的敌意在1980年早期尤甚，当时风传别的部门要求关闭该部。抵押部不赚钱。华尔街上别的公司，如美林、第一波士顿、高盛，它们的抵押业务部门全都流产了，几乎还没等到开业就关门大吉了。流行的看法是抵押业务不适合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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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业务正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严峻考验。1979年10月6日，保罗·沃尔克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短期利率一飞冲天。如果一家储贷协会的经理打算发放30年期的住房贷款，他最多只能拿到10%的年利率。而同时，他的筹资成本却高达12%。这样一来，他只好停止发放新贷款，这正好遂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愿，它的本意就是让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新的房屋建造率一直降到了战后的最低点。在沃尔克发表讲话之前，斯蒂芬·约瑟夫的抵押金融部创造了将近20亿美元的抵押债券。一个小得可怜的数目，还不到全美国未偿付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2‰。但这至少还算是一个起步。沃尔克讲话之后，交易干脆停了下来。只有在储贷协会愿意发放贷款的前提下，拉涅里的抵押部才能发行债券。现在，这个前提丧失了。这个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的行业正在崩溃。1980年，美国尚有4002家储贷协会。3年之后，其中的962家将会消失。就像汤姆·肯德尔所讲的那样：“人人都要蹲下舔伤。”
拉涅里除外，他不退反进。为什么？天知道。也许他手上拿着可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也许他认为部门规模越大，被撤销的可能性就越小。不论出于何种动机，拉涅里继续留用被别的公司炒掉的抵押债券推销员，建起了自己的研究部，把交易师的数目增加一倍，保留了进入休眠状态的抵押金融部。为了增加抵押债券的潜在购买者，他在华盛顿聘请了大批的律师和说客。“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拉涅里讲道，“只有3个州承认美国银行那桩交易（鲍勃·多尔的第一个智慧产品）是合法的投资。如果聘请一批律师挨个州做工作去修改法律，那恐怕得花上2000年的工夫。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到华盛顿去的原因。只有越过各州，直接请求联邦的许可。”
“如果刘易不喜欢某项法律，他就会设法进行修改。”拉涅里手下的一位交易师这样说。就算拉涅里能够随心所欲地修改法律，投资商还是对抵押债券敬而远之。汤姆·肯德尔还记得自己1979年到所罗门兄弟公司旧金山办事处拜访拉涅里的首席推销员里克·博登时的情景，博登当时正在读一本自我激励的书。“他当时一遍又一遍地唠叨：‘这些狗娘养的吉利美债券，利率走高它们变成长期债券，一旦利率走低又变回短期债券，没人想要这种东西……’”
更糟糕的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信贷委员会越来越不愿意同正在崩溃的储贷行业做生意了。愚蠢的客户（市场里的傻子）会提供一笔绝妙的财产，但是，当无知达到某种程度时就变成了负担：他们破产了。何况，有时储贷协会也表现出不同于一般愚蠢客户的能力。有一家名为“惠益标准”（Beneficial Standard）的储贷协会，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它对一桩在电话中已经确认的向所罗门兄弟公司购买债券的交易不认账，而所有债券交易师都是通过电话来确认交易成立的。在此后的诉讼过程中，这家储贷协会辩称，抵押债券业务纠纷应适用不动产法，而不是证券法。在不动产法中，口头协议不具有约束力（数年后这家协会还是输掉了这场官司）。这大概就是所谓最后一根稻草了吧。
所罗门兄弟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认定抵押债券市场没有什么出路。他们对它不了解，也不打算去了解它，只盼眼不见心不烦。他们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切断同储贷业的联系。储贷协会陷入了全行业危机，必须切断与其的信贷联系。而切断同储贷业的业务联系就等于关闭了抵押部，因为储贷协会是抵押债券的唯一买主。“我差不多是拿自己的身体挡在信贷委员会和储贷协会之间。”拉涅里回忆道。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执行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人支持拉涅里的全部决定，但他的支持具有极大的分量：约翰·古特弗罗因德。“约翰保护了我。”拉涅里说。
抵押部与两大实权部门（公司债券部和政府债券部）交恶的结果是，抵押部的一切都是独立的：抵押销售、抵押金融、抵押研究、抵押营业部和抵押交易部。“处处独立的原因是没有人肯帮我们。”拉涅里说。
这种说法略有混淆真相的嫌疑。在某种程度上，抵押部有意选择了这样的结果。拉涅里并不曾真的向公司里别的部门求助。而鲍勃·多尔也一向坚持他在最初交给所罗门兄弟执行委员会的三页纸备忘录中的条件，抵押部应当独立，他还记得自己以前的老板西蒙对待刚出现的抵押债券的态度。他说一旦将抵押部与政府债券部放在一起，“那么抵押市场永远也别想打开，它将处处受掣”。如果将所罗门兄弟公司里那几个将拜访大公司首席执行官视为日常工作的金融家分到抵押金融部，“那他们一桩交易也做不成。在公司金融部的人看来，抵押债券太低级，配不上他们的身份”，多尔这样解释道。
但是，在拉涅里的心目中，抵押部之所以事事独立完全是因为无人相助。他筑起了高墙保护自己人不受敌意侵害。他的对手已经不再是华尔街上别的公司的抵押部门了，因为它们早已消失殆尽。现在，他的对手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自己。“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拉涅里说，“公司总是指着抵押部说：‘看，我们多么富于创新精神！’但事实却是，公司对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持否定态度。这个部门能够成长起来不是靠公司的帮助，而是因为它无视公司的非议。”
[7] 美国“黑绵羊”战斗机中队成立于1943年，成立以后，很快成长为太平洋上空的王牌飞行队。——译者注
[8] WASP，“White Anglo-Saxon Prostestant”的缩写，指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