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公开活动中说，他最近一年都待在美国，发现中国和美国的环境完全不一样。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有好多优惠政策、产业政策的支持，而美国很少有这方面的支持，政府扮演的角色特别弱。他说：“一个不成功的项目，在失败时，失败得越快越好；一个能够成功的项目，能够得到市场的支持、资金的支持，它成长的速度越快越好。本来一项技术和一件产品，在社会和市场上是不被需要的，但为了追求成功率，把一个不该存活下来的项目用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支撑下来），甚至没有房子给房子，这样的补贴，对社会的进步是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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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是提醒大家，不要老想着刺激
财政部前部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2016年11月27日在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上说，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独有的，需求侧并不存在结构性改革，“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是提醒大家，不要老想着刺激”。楼继伟还说，中国经济正处于“政府直接管理的市场配置资源”向“政府间接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如果长期处于政府直接管理市场配置资源阶段，会导致低效率和腐败，因此必须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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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繁荣的关键在于：一个能挖掘人类潜能的系统
巴菲特在2017年的年度信中，引用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的话说：“钱总在那里，只是装钱的口袋不断变化。”个人的财富可能受损，但是这部分财富只是转移到了另外一个人手中。“如果一个美国人违约，他或她的资产并不会消失不见或者不再发挥作用。所有权会转给借贷机构，然后该机构再转卖给下一个买家。国家的财富仍然完好无损。”巴菲特说，“市场系统是一个经济上的交警，指挥着资本、智力和劳动力的流动，这种流动创造了美国的富足。”他认为这个系统是美国繁荣的关键：“早期的美国人既没有比他们之前几个世纪辛苦劳作的人们更聪明，也没有更努力。但是这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前辈们创造出了一个能挖掘人类潜能的系统，他们的后辈也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这一经济创新将源源不断地增加我们后代的财富。当然，财富累积过程总会时不时被打断一段时间。然而，它不会被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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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以公司大小和市场上有几家公司来作为反垄断标准
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讨论会上说：“出租车市场原来有很多家出租车公司，但大家仍然觉得服务差、价格高，因为门是关着的。准入要放开，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而不是用数字的方式认为市场上应该有几个打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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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大爆炸的原因：想法、点子和创意的“交配”
过去两百年，人类的平均收入增加了十倍，全球每人每天的平均收入从3美元增长到了33美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系教授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说，这是由于各种想法、点子和创意的“交配”，释放了资本的生产力，而越重视自由价值的地区，越能促成各种想法的“交配”。她援引英国作家马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中的话说：“在过去两个世纪，‘不同的想法开始了交配’。比如，火车运输源自将高压蒸汽机与在铁轨上行驶的运矿车相结合，而除草机则是把缩小版的汽油发动机与缩小版的收割机结合。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发明皆如此。这些想法在脑海中的交汇，带来了各种改良机械的爆炸性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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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级增长的趋势将会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在亚布力论坛上说，人们很容易就“加速演变”达成共识，但对演变速度却意见不一。他引用了一组数据来说明这种速度，全球每一个领先行业排名第一的公司获得1亿用户所需的时间分别为：无线电，38年；电信，11年；社交网络（PC时代），3年；移动互联网，1年。而且，这种速度不仅仅是在互联网领域，在生物科学领域，基因测序的成本也从十年前的6万美元左右降到现在的几美元。“指数级变化对人类的适应构成巨大考验，因为人的心理习惯于适应线性变化。很多企业家、金融家的直觉判断正是基于线性的增长变化，指数级增长的趋势将会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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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富翁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国家繁荣
摩根斯坦利投资管理公司全球首席策略师鲁奇尔·夏尔马在他的新书《国家的兴衰》中，把亿万富翁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衡量国家兴衰的标准之一。亿万富翁的数量很重要。日本的亿万富翁掌握的财富占日本GDP的2％，夏尔马认为这个比例太低。日本的亿万富翁数量也太少，这意味着在日本，并不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他看来，这也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之一。然后是亿万富翁的质量：好的亿万富翁可以创造就业，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坏的亿万富翁通过政治关系和腐败来致富。好的亿万富翁的代表包括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家，坏的亿万富翁的代表是俄罗斯的寡头。夏尔马说，俄罗斯104名亿万富翁所持有的财富中，70％来自能源行业，这个行业又同政府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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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被硅谷的年轻企业家们骗了，富裕国家的商业领袖也在经历老龄化
《经济学人》商业编辑安德鲁·帕默说，不要被硅谷的年轻企业家们骗了，富裕国家的商业领袖也在经历老龄化。高管猎头公司史宾沙的一项调查说，1/3的美国企业为董事会成员设定的退休年龄是75岁。2005年时，只有8％的公司预计它们的董事会一直工作到75岁。如今在入选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中，约有2/5的董事会成员年龄在64岁及以上，十年前这个比例只有18％。世界范围内知名的老年商业领袖包括：巴菲特87岁，查理·芒格93岁，乔治·索罗斯87岁，卡尔·伊坎81岁，默多克86岁，李嘉诚89岁，达索集团的塞尔日·达索92岁，约翰·马龙76岁。《财富》杂志曾做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报道，说可能老年商业领袖要比年轻的CEO更勇于变革，杂志采访的一位老CEO说自己一点都不害怕变化：“他们能拿我怎么办，让我提前退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