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统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保守主义者的知识论，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知识。关于知识其实一直有两个传统，一个叫建构论，一个叫扩展论。建构论就是说人类很牛×，我们是有能力用理性的光芒照亮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有可能去设计一个天堂。面对北京城，我们说这边是海淀区的学校，那边是朝阳区的工厂，然后进行设计，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美的图画，这叫建构论。
还有一种叫扩展论，就是说人类其实很卑微，每个人知道的东西、人类的理性光芒能够照亮的地方只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扩展论并不悲观，它认为如果让这些细碎的知识自发生长，一点一点地拼接，没准儿也会长出一个很繁盛的东西。
简单地讲，建构论就是我想建造一个天堂，而扩展论是我要等待一棵大树的生长。这是对人类知识的不同前景以及不同禀赋的两种认知。
保守主义者当然属于后者，他们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点。比如说撒切尔的执政方略当中就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当时就欧洲统一的局势，有一个方面她非常赞成，就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她凭着英国小业主的经验，觉得搞共同市场是对的。但是一听别人说要搞欧元，撒切尔就赶紧摇头—这个不行。
她后来会下台也有这个原因，因为她坚定地反抗这样一个用人类理性设计出来的、跟传统完全脱节的一个天堂般的图景。她有一次在下议院做讲演的时候说：“我的政府只相信英镑，因为英镑是人类历史一点一点靠经验、知识堆出来的一个东西，而欧元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东西。看上去不错，但我怎么知道到底好不好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的态度。
埃德蒙·伯克当年就是这样，他在《美洲三书》《法国革命论》里批判法国大革命，说这帮第三等级，拿着几本知识分子的书就天天要闹革命，你们有什么经验？你们的知识系统与这个国家怎么对接，你们自己搞清楚了吗？路易十六看着也不是很坏，你们杀他干什么？要想学宪政，先看看我们英国人怎么玩的，我们从来不搞什么宣言、宪法，到现在英国也没个宪法。我们英国所谓的法律都不是为了建造天堂而设立的，我们都是为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一代一代根据一件件最具体的事设计出来的。所以让我们英国人把现有的法律系统打翻，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办不到。
人类历史上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路径就此出现了。相信理性的力量的一派，觉得人类迟早有一天会把知识搞清楚，有了牛顿这样的底子，总有一天世界的真容会暴露在我们面前。
但是保守主义者不相信这一套，他们老觉得那个设计出来的东西不可靠。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教训，几次成功的改革的共同特征就是，没有一整套完善的理论设计。比如唐代的杨炎改革，明代的张居正改革，都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就是根据当时具体的情况，一点一点拱，搞出了一点成就，完成了一个盛世或者王朝的起死回生。
那些轰轰烈烈、有伟大理想的革命，反而结果都不太好。最著名的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王莽觉得，我们还搞什么理论设计，圣人周公当年玩的那个《周礼》不就够用了吗？后来经历史学家考证，《周礼》不过是战国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写的。但王莽不知道，他觉得既然是圣人写的，那还有错吗？就照着做，结果天下大乱。
王安石是不信什么圣人的，他只信自个儿—我聪明，你们都傻，我要来设计一套东西。我严重怀疑王安石是现代搞金融的基金经理“穿越”回去的，因为他那套东西太具有现代金融学的雏形了，实在太牛了。但是又如何呢？最后一推演下去，发现面目全非。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王安石变法最后是怎么变形的，因为这个会导出保守主义者关于知识论的一个认知。
王安石变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叫青苗法，什么意思呢？政府粮仓里放着银子，放着钱，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去生点儿利，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也需要借点儿钱。正好，我们搞一个互联网金融，把这笔钱贷给老百姓，等秋天长出粮食来，老百姓加点儿利息再还给我，这样官府也收到点儿钱，老百姓也得利，多好。王安石在家里打着草稿，越想越兴奋，最后开始在全国推行。
可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很好的理性的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次变形。先看第一次变形，那些地方上的官老爷一看，王相公要搞青苗法，我们的前程都攥在王相公的手里，当然要执行好了。假设你是一个宋代的县官，你会怎么把款贷下去呢？你怎么知道哪个老百姓需要贷款呢？很简单，摊派，把各个地方的乡长、保甲长全叫来进行摊派。因为缺乏需要贷款的农户的具体数据，所以好的法令产生了第一次变形。
第二次变形紧接着就出来了，那些保甲长拿着这个任务回到村里，平时看张三不顺眼，就对张三说，朝廷有令，让你们贷款。张三敢不贷吗？不需要也必须贷。这成了害人的一种手段。
第三次变形，有些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觉得，这一进一出，就可以从中挖上一勺，利润就是他们的了，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
有些老百姓被迫贷了款，秋天的时候把自己的口粮都还进去了，导致没饭吃。怎么办？只好找当地的土豪劣绅、地主大户借高利贷，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这是第四次变形。
所以，王相公在东京汴梁自己家书房里设计出来的完美无比的大方案，在民间发生了几次变形后，就全完了，这次变法走向了它的反面。
这话当时有没有人说？当然有人说，富弼、司马光、苏轼、范纯仁这些有经验的大臣，早就跟皇上讲过，王安石这套搞不得，想得挺好，一下去就会完全变形。皇上不听，偏要相信理性设计，结果搞得一塌糊涂。
在这几次变形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保守主义者的一个担忧—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不要指望有一个天纵英才的圣人出世，了解所有的情况，然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不可能的。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个经济学家叫周其仁，有一次他到湖南长沙开会，开完会，几个经济学家包了一辆车去岳阳游览岳阳楼。到了岳阳，长沙的司机不认路。这时候周其仁说，不认路没关系，你放我下去。周先生下了车之后，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后面人说：“跟着我的车走。”然后跟师傅说：“走，去岳阳楼。”
这个简单的情景里其实包含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不要觉得知识这个东西只有大知识分子才有，周其仁这样的大经济学家固然知识丰富，但是怎么走到岳阳楼这个具体的知识，周其仁不知道，怎么办？还得向劳动人民请教，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知道。
哈耶克这一派经济学家就认为，知识是分散的，是扩展秩序下的一种知识的结网和积累过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你不要看不起胡同口炸油条的，他可知道怎么炸出让人放心的油条，用什么样的油，以及哪个居民楼的张大爷起得早，可能买第一根油条，哪个大妈爱吃回锅油条。这些知识都是市场的一部分，而这些知识的掌握者是一个个具体的市场参与者，而不是那颗中心化的大脑。
如果你不信这一套，觉得人类很理性，我们可以靠手段、靠科学、靠计算机、靠大数据，那么，你还真错了。比如说《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搞的一套东西，一家养几头猪、几只鸡，全部分配得好好的。可是后来计算机专家一分析，认为《天朝田亩制度》在太平天国时期根本没有实行。因为即使用现代化的计算机计算每家每户应该养几头猪、几只鸡，也无法分配得那么均匀。《天朝田亩制度》的口号是“天下无一处不饱暖，无一处不均匀”，这根本做不到，现代化的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
我们再看苏联，当年它也是迷信理性的力量，想靠计划经济来排除资本主义那些弊端，通过中央计划部一点一点地弄好，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可是前苏联不仅生产能力不行，生产的产品也很丑，为什么呢？你想啊，它的信息只能止于一个非常浅的层面，它能算得出来今年老百姓需要多少台电冰箱，可是大家需要什么颜色的、需要什么款式的，是双开门的还是单开门的，有几个冷藏箱的，它可就算不出来了。
我们假设今天苏联还在，它有可能花重金把乔布斯弄去生产一台苹果手机。可是它怎么知道全世界现在有几百万种苹果手机壳呢？这些知识、偏好是属于每一个消费者一时一地的决策，中央计算机是算不出来的。所以自由市场经济最后遵循的原理，是扩展派的知识建构的原理。
看到这儿，你可能就会理解撒切尔夫人当年为什么要说“我们的政府只相信英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