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特征就是，保守主义者在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从来不相信革命。把传统全部斩断，然后跳跃式地进入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这件事保守主义者从来不信。说白了，保守主义者从来都是反革命。“反革命”这个词如果剔除它的负面含义，安在保守主义者头上，一点儿都不冤枉。
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埃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论》这本书里讲，你们干吗非得把国王杀了搞宪政，你们法国人搞什么宪政？你们不要羡慕英国搞宪政，我们那是站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有当年的大宪章，有所谓的光荣革命，我们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你们今天学我们，然后一下子就能跳跃到那儿吗？门都没有。你们有你们的传统，你们应该建立在你们的传统上，一点一点往前拱。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纵使一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句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很有保守主义的智慧。我们每天拱一步卒，也比一年来一次将军要强得多，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但是我们拿中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对比就会发现，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两个国家使用的手段和过程是有区别的。英国人当年也是王权一支独大，可是他们怎么把王权逐步搞掉呢？英国人就用切香肠的方法，把香肠搁在这儿，一小片一小片往下切，用的正是“日拱一卒”的手段。
比如说17世纪后期的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跑掉了，议会一商量，没国王传统就要断绝，不行，还得请一位国王来。一看詹姆斯二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在荷兰执政，就让他们回到英国来当国王，这一对夫妻高高兴兴地就来了。下议院跟他们说，你们这个权力是白来的，所以不妨让点儿步，给老百姓点儿权利，保护自由产权，等等，把王权限制住了一点。到了18世纪早期，英国的国王是从德国请过去的，就是所谓的乔治王。乔治王有好几代，最早的两代不懂英语，到下议院去的时候，大家都听不懂国王说什么。后来乔治王干脆不去了，把国王的权杖搁在桌上，说你们就跟它说吧。拱来拱去，把国王的权力又限制了一点儿。
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老太太在位的时间可长了去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丈夫的去世，她整日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英国那帮贵族一边安慰她，一边偷偷摸摸把女王的权力一点一点篡夺了。
其实英国人在所有领域基本上都是搞这一套。我们都知道法国启蒙时代群星璀璨，一堆大知识分子都在强调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英国虽然也有启蒙大师，可是基本上都是苏格兰传统里的人，比如说休谟、亚当·斯密。在英格兰传统里面还真的找不出几个大师，它的启蒙时代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就像今天的松鼠会搞科学杂志，只是给人讲点现代化的科学道理，根本没有大师，它就是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力量。
英国人搞科学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从牛顿当皇家科学院院长一直到赫胥黎当皇家科学院院长，这中间隔了200多年，请问其间有任何一任皇家科学院院长老百姓认识吗？都不太出名，为什么？英国很少出那种划时代的大师，他们往往愿意当老二，跟着别人学。
别的国家改朝换代，从君主制变成共和制，往往要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法国大革命就不用说了，埃德蒙·伯克天天吐槽，说最后弄出来的不还是个流氓嘛！王岐山先生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在讲，法国大革命搞来搞去好像没什么进步，法国社会的面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这个时候已经血流成河了。
我还记得雨果在《九三年》里面写道：“他们判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一个月又三个星期。人类嘴里的气息多么短促和可怕呀！”此时从历史后端倒回头来看，什么人落着好了呢？没有。
中国也一样，当年我们要搞革命，把满清皇帝的皇冠打落在地。这个理想当然是好的，救亡图存嘛。可是一旦所有的目标和手段都诉诸革命，我们就会发现，它会一点点地出现异化，让当时的人很纠结。
首先是手段上的异化，比如说1905年的时候，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这是要改革了。革命党一看，你哪能改革呢？结果，这件事情就延迟了。
更深刻的伦理上的纠结，发生在我老家安徽。那时候安徽的省会在安庆，1906年的时候，安徽的巡抚叫恩铭。说实话，此人并不是个浑蛋，不代表满清腐朽王朝，而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官员，上任之后就搞教育，推行各种新政。后来刺杀他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其实是被作为新派代表送到他面前的。恩铭一看徐锡麟是新派人物，就想重用他，不想却被他干掉了。
他们俩当时其实是恩师和弟子的关系，所以徐锡麟被逮着之后，马上就问：“恩铭大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审案的官员说：“你还有脸问，都是你害的，他待你不薄啊！”徐锡麟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关心他是属于我们的私人交情，杀他是属于国家正义。
这话虽也讲得通，但是你们不觉得这已经有一点儿伦理上的纠结，已经有一点儿强词夺理了吗？只要选择去做一个跨时代的革命者，这种难题就会留在具体的人和事里面，让当时的人面临艰难的选择。而保守主义那一套，慢慢来，切香肠，日拱一卒，反而没有这些烦恼。这就是保守主义者在社会进步上的价值观。
我们能从保守主义中汲取什么养料
还有一条，保守主义者是不是都是人呢？不相信伟大的理性，不相信辉煌的革命，像一只土拨鼠一样一点一点地打洞，往前拱，可不就是一群人吗？
听了刚才那两条，你们心里可能会想说，革命怎么搞、左右派怎么分关我什么事？我之所以会讨论保守主义这个话题，并不是想说“中国向何处去”这种高大上的命题。我想说明的是，当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在面临最具体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能从保守主义这个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当中汲取什么样的养料。
保守主义者的整套价值观听起来特别像中国人讲的那句话：“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是一种二流子哲学。因为他们既不相信理性，也不相信智慧；既不相信权威，也不相信圣人。那他们信什么呢？保守主义者会给你一个答案：信自己。所以保守主义恰恰不是一种贴地爬行的土拨鼠哲学，它是一种强者的哲学、鹰的哲学。
《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智慧之灯》这本书的作者刘军宁，在这本书里讲了几个有趣的观点，是出于保守主义理念的一套投资心法。比方说千万不要信什么宏观经济趋势，那个东西让经济学家去分析好了，就算分析出来跟你们当下的具体投资也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宏观经济形势也分析得出来，这种趋势和具体企业的盈亏关系也可以分析得出来，那计划经济不就搞成了吗？之所以搞不成，就是因为细碎的市场投资机会，是由分散在每个人脑袋当中的知识和具体的交易来决定的。这东西跟宏观趋势没什么关系，所以投资者千万别看宏观形势。
他还有一个观点，千万不要听内幕消息。股市红火的时候，卖菜的老太太都有内幕消息，但是都不要听。为什么？因为它会干扰你积累的经验。经验是唯一珍贵的东西，这个东西需要你去一点一点摸索，甚至交学费去获得，而不是靠内幕消息。内幕消息依赖得多了，会严重干扰你投资经验的积累，而且没准儿会把你暴露在一个巨大的、不可控的风险之下。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投资哲学，但你按这个方法投资亏了别怪我。
保守主义作为个人的一种选择，实际上是一个相信自己的强者选择。在互联网上也流传着一些版本，说这是穷人思维和富人思维的区别。
什么叫穷人思维？就是老是在存量里打主意，混得不好，就老觉得是富人剥削我，就跟富人对着干，最好富人多缴税，然后我们穷人多享受福利，这是左派的哲学。
右派的强者哲学不见得在道德和正义观上立得住，但是有自己的道德观，它认为如果自己穷，就应该想办法去挣钱。
所以你判断一个人是用穷人思维想问题还是用富人思维想问题，别听他怎么说，也别听他说自己喜欢什么—其实穷人和富人喜欢的东西差不多，都是金钱、美女、别墅、舒服的日子、和谐的环境—而是要听他说他恨什么和他怕什么。比如说一个人的手机丢了，穷人思维的人会恨这个社会，会恨小偷，会恨政府—你们警察都是吃白饭的吗？应该替我们把小偷管得好好的，我的手机才不会丢。
富人思维的人也恨，但他只恨自己—刚买的手机就丢了，我怎么就那么没本事，我应该努力挣钱再买一部手机。然后，他就会想办法挣钱了。这就是区别。
穷人思维的人怕什么？怕失去既有的。富人思维的人怕什么？怕自己被既有的东西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