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是平的。
——理查德·弗罗里达
2017年10月，亚马逊公司收到了来自北美各城市和地区238个提案，争夺该公司第二总部。亚马逊承诺投资超过50亿美元，并为“亚马逊第二总部”创造高达50000个就业机会。亚马逊在要求提案时称，正在寻找一个拥有至少100万名居民的都市圈，靠近国际机场、方便的公共交通、优质的高等教育、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设施以及吸引和留住强大的技术人才的潜力。
很多城市在提案中表示，如果他们被选中，他们可以为亚马逊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如果亚马逊落户纽瓦克，新泽西州将给予7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亚特兰大郊区Stonecrest市长Jason Lary表示，将使用345英亩（约1.40平方千米）的工业用地来创建一个名为亚马逊的新市镇，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将成为其市长……
世界是平的吗？或者说，正在越来越扁平化吗？人们在任何地方得到的机会（主要是经济机会）是均等的吗？
“全球50大最聪明公司”榜单透露的信息：不是。既然企业的“聪明”程度不一，那么国家、地区、城市的“聪明”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从“全球50大最聪明公司”的分布，可以大致看出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如何映射在地理特征上。虽然大部分“聪明”公司是跨国企业，但它们总部的所在地仍然会得到更多创新和知识的溢出，得到更多“聪明”资本和高薪就业机会。
以2015年、2016年为例：美国企业69次上榜。其中以硅谷为中心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企业有35次，以波士顿为中心的马萨诸塞州的企业有10次。这两个地区的企业的上榜次数超过美国之外任何一个国家。以纽约为中心的纽约州的企业有6次，以西雅图为中心的华盛顿州的企业有5次，超过除美国、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企业上榜9次，超过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欧洲企业上榜13次。除中国外的亚洲企业上榜8次。非洲企业上榜1次。
亚洲的日本企业、欧洲的英国企业以及德国企业各上榜4次，亚洲的以色列企业上榜3次。
显然，世界在某些方面因为互联网和科技进步而趋向扁平，在另外一些方面则因为技术商业化在分布上的不平衡而变得更陡峭。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资本、企业，甚至个人，最担心的就是被边缘化，成为不平世界中的谷底。
而已经在这一进程中领先的“全球50大最聪明公司”将由近而远，推动所在国家、地区以及受其影响的市场跟上潮流。
代工与仿制的创新升级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奇迹可以直接归因于制造业。不过，从中国政府到企业，都希望在制造业经验积累和资本沉淀的基础上变得更“聪明”。
在中国，大约有1亿人从事制造业工作（在美国，这个数字是大约1200万），制造业为国家贡献了大约36%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最近几十年，各个制造业中心围绕长三角、北京以外的渤海湾和南方的珠三角展开。几百万名低技能工人离开家乡，来到这些巨型工厂，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从袜子到服务器。在1990年，中国制造的产品只占全球制造业的3%，今天，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包括全球80%的空调、71%的移动电话和60%的鞋子。对于全球消费者来说，中国制造业的大爆发意味着许多低成本产品——从买得起的iPhone到平板电视。
在20世纪末，华南制造业的工资是每小时58美分，仅为美国的2%。通用电气等许多厂商纷纷通过在海外制造来抢占所谓的劳资套利。2004年，波士顿咨询集团（BCG，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告诉客户，不必选择是不是离岸，要选择的是“多快”离岸。
近几年，中国的制造引擎开始放慢脚步。自2001年起，人工费用以每年12%的速度高速增长。在中国，劳动力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廉价了，尤其是与亚洲其他快速成长的制造中心比较。在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工厂，工资可能比位于中国城市的工厂的三分之一还低。中国南方城市的工资一直在快速上涨，很多地方达到每小时6美元。波士顿咨询公司建议“重新评估”中国。该机构估计，对于某些产品，中国的整体成本优势会在2015年之前消失。而现在已经2018年了。
2015年，中国的出口额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下跌。到2015年年底，一项广泛使用的制造业活跃度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连续10个月紧缩。
正如中国制造业的爆发喂饱了全球经济，中国制造业趋向紧缩的前景让全球金融市场紧张。对代工巨人——中国来说，技术创新是接棒廉价劳动力的必然选择。
选择之一是很多聪明公司正在实验的：用机器人来替代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重新启动制造业。CIG（剑桥工业集团）的首席执行官黄钢（Gerald Wong）20世纪80年代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学位。他希望在2016年用机器人代替公司原有3000名工人中的三分之二。再过几年，CIG公司希望工厂运营可以实现几乎完全自动化，创造所谓的“黑灯工厂”（因为基本上不需要劳动力，可以关灯走人，把工厂交给机器人）。
机器人代替人类工人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大部分工业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大量编程，要它们好好完成工作，那必须要求每一样东西都按部就班、不出意外。但是，工厂中的很多看似简单的生产工作都要求灵巧度、灵活性和人类工人具备的常识。举个例子，如果流水线上出现一个摆放角度歪斜的盒子，工人在贴标签时需要调整手的角度；几小时后，同一个工人可能在另一种盒子上贴另一种标签；第二天，这名工人可能转移去生产线上完全不相关的另一个岗位工作。
虽然挑战巨大，中国无数的制造商正在计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用机器人和自动化改变生产流程。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别无选择。如果中国可以用机器人和其他先进技术来改造从未有过自动化的生产类型，可能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变为高科技创新中心。
中国已经进口了大量工业机器人，但就机器人与工人比例方面，中国还落后于其他制造业大国。2016年，韩国每一万名工人就有478个机器人；在日本，这个数字是315；在德国，这个数字是292；在美国，这个数字是164。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只有36。
中国政府非常积极改变现状。2016年3月公布的新“五年规划”将为制造业拨款用于技术升级，包括先进的机械和机器人。政府还计划在全国建造几十个创新中心，展示先进的制造技术。
对机器人的需求为Rethink Robotics这类聪明公司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2016年，该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而中国大学和初创企业也在努力研发。
1979年，上海交通大学——这所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已经拥有国内最早的机器人学术实验室。现在他们得到了更多的研发支持。另一所中国顶尖技术院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下属哈工大机器人集团（HIT Robot Group）做了一个电池生产线的模型，模型本身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机器人。机器人汽车在各生产机器之间运送元器件。属于人类工人的位置只是在一条手工精度极高的生产线中间的一个控制房间。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估计新工厂可以减少多达85%的人力。
创业公司“地平线机器人”在探索机器学习如何将下一代工业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和灵活。公司创始人余凯之前是百度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负责人，在那里专注深度学习领域，训练大型神经网络识别数据中的模式。余凯认为，中国会在机器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结合领域更加有创造力。
除了机器人，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制造市场，中国也在开发更有技术创新含量的“中国制造”。比如在无人机市场遥遥领先的聪明公司大疆。大疆充分利用了中国正在崛起的创新能力和完备的制造业优势。两者结合，使大疆比需要在世界另一端建立生产线的美国公司有优势。大疆在深圳拥有自己的生产设施，工程师可以在邻近的设施中迭代和测试原型，完成从创意到产品的快速商业化。
试图对低端制造业进行升级的同时，中国渐渐提高了环境治理的优先级，这可能令新能源市场产生更多“全球50大最聪明公司”。
在中国清理煤污染的整个进程中，从 2000年年初开始到 2012年左右是脱硫技术阶段 （desulfurization）——限制传统污染物和 PM 2.5 的排放。现在正处在气化技术 （gasification）阶段。这个阶段指的是将固态煤变作合成气的过程，后者由氢气、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组成。中国国家能源局表示，合成气的产量在2020年将达到 500 亿立方米/年，这一数字是 2014年的 25 倍。合成气可以用来燃烧发电，或者生产石油化工产品。从环保角度来看，碳可以被收集并移除（尽管现在的合成气工厂普遍不会这么做）。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数据显示，经济放缓，以及清洁、低耗能工业带来的改变，还有关闭小型无证煤厂的治理措施，让中国 2014年的煤消费量下跌了 2%——即便是在GDP增长达到 7.4%的情况下（该数据10年来首次下跌）。2015年5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中国2015年前四个月的煤消费和2014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8%。如果2015年能够继续保持这一发展趋势，中国将会实现“有记录以来所有国家当中煤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最大规模的（年度同比）下降”。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却不是创新药的研发中心。国内新药自主研发匮乏。自2001年到2016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仅批准上市一类化学药13个、生物药16个。此外，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在2001年至2016年期间，发达国家有433种创新药上市，只有100多种在中国上市。
由四家医药行业协会在2016年发布的《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显示，美国创新贡献占全球一半左右，是全球第一；第二梯队是日本、英国、德国等，创新贡献在5%～10%；中国被归为第三梯队，创新贡献仅为4%。
中国是医药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据2015年统计的5000多家医药企业基本在生产原料药和仿制药，没有一家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国际型大公司。在12万个化学药批准文号中，95%以上为仿制药。仿制药利润低，核心竞争力弱。即使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厂梯瓦（Teva），也如履薄冰。比如，在2017年第2季度，梯瓦就出现了超过400亿美元的亏损。相反，制药企业中的聪明公司——吉利德（Gilead）、辉瑞（Pfizer）等，具有强大的新药研发或通过投资、并购获得新药的能力，在同一季度的净利润均超过200亿美元。
2015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将新药由现行的“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调整为“未在中国境内外上市销售的药品”。到2016年，总体药品的注册申请、申报和批准数量大幅下降，但新药注册的申请数量逆势增长。
2016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启动上市许可人制度试点，鼓励研究机构和人员开展药物研发；在优化审评机制方面，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新的优先审评审批的药品类别，鼓励和加快创新药以及有重大临床价值的药物研发。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还发布多个“征求意见稿”，意图简化境外创新药物在境内上市的审批流程，降低境外新药进入中国境内的政策门槛；实现中国新药的研发和上市与全球同步。
2017年6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该组织旨在协调不同国家间药品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技术规范，推动药品注册要求的一致性和科学性。2017年10月，又发布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市场相信，中国政府进一步推动创新药研发的努力会带来中国制药业由仿制向创新的根本转型。 [1]
创新大国的制造复兴
截至今天，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创新大国。但美国政府和企业也认识到，过去十几年制造业离岸外包对自己保持技术创新上的领先优势开始造成制约。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跨国企业近20年来采取一个简单战略：用廉价劳动力代替资本。美国在2000—2010年，损失了约6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占总数的33%，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成品生产国。2000年以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每年73.8亿美元。
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消失并不是公司质疑离岸制造业的唯一原因。自然灾害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但2011年，由于日本的地震和海啸中断了泰国的计算机芯片生产，造成下游得不到硬件供应。同时，油价上涨悄然提高了货运成本。而廉价天然气的一大资产使得美国本土成为制造许多基础化学品相对便宜的地方，并为工业提供了廉价的电力来源。
更重要的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Gary Pisano）和威利·施（Willy Shi）认为，制造业工序离岸外包的后果是不幸的，因为技术创新与制造业难以分离。没有了解生产细节，就不能真正设计出最具竞争力的产品。
2012年，通用电气在其位于肯塔基州的工厂扩建家用加热器和冰箱的生产线。2012年3月，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在《哈佛商业评论》著文解释，通用电气决定从中国和韩国撤回制造业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希望将电器设计师放在制造和工程师身边。杰弗里·伊梅尔特写道：“在上市速度是一切的时候，将设计和开发与制造分开是没有意义的。仅依赖劳动力成本的外包是昨天的模式。”外包模式最终会导致与对产品设计、材料理解相关的企业核心竞争力面临风险。
1950年，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为40%，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30%以上。1979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接近30%。198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0.5%，离岸外包的“去工业化进程”使该比重每年下降，到2008年萎缩至12.3%。2009—2015年的均值为12.2%。2016年，再次下降到11.7%。同时，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也只有9%。
虽然美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甚至低于房地产业，但制造业在总研发开支中占了大约三分之二，也是提交专利最多的一个行业。这证明，制造业有着改善更广泛经济的知识溢出效应。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将重点放在制造技术的进步上。美国政府力争成为下一次全球制造业革命的机器生产者。
经济学家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使用复杂性理论和贸易数据来研究一个国家擅长制作和预测下一代产生哪些更有价值的产品。分析结果是具有竞争力的服装行业的国家可能想要进入电子组装，因为两者都需要稳定电力和良好物流的工业区。出口鲜花的产品可能因为具备冷链运输所需的专业知识和部分经验，开拓新鲜农产品的出口市场。据此，里卡多·豪斯曼认为，美国最有机会的下一步发展方向，是发明未来的制造技术。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加快先进制造业的措施，重点保护与美国技术创造力密切相关、涉及尖端技术或产品的制造业。具体包括增加19%的研发开支（增长19%）；一揽子减税；以及创建15个国家机构，旨在3D打印和纳米技术等领域开发制造技术。并且，为电池、计算机、航空航天和机器人等先进技术领域的200万名工人提供职业培训。
美国在大数据分析和纳米技术等许多先进技术方面拥有优势，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创造新制造工艺（而不仅是产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信息技术、3D打印和互联网进一步发展将吸引全球资本，重组制造业，也将帮助这些生产机器的来源地——美国，与竞争对手抗衡。
以3D打印为例，这一技术可以缩短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创造更贴近市场的创意设计。传统制造业是拥有成千上万名员工的装配线。但基于3D打印的极小批量、靠近消费者的订制将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全新制造业。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研究员安德鲁·迈克菲（Andrew McAfee）所说，对于工业机器人、无人驾驶卡车这类自动化技术的资本投入越多，劳动力成本就越低。
2011年启动的这些提案，结束了卡特政府以来美国不出台明确工业政策的执政思维，也引起了政界和经济学家激烈辩论，致力于技术创新和制造升级的其他国家也在观察其政策效果。
在新能源业，随着越来越多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建成，大型储能系统的市场正在扩大，制造业也在力求在电力高峰时段削减成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经济学家塞韦林·博伦斯坦（Severin Borenstein）认为，在老化的化石能源工厂关停、新型能源涌现的今日，储存电网中多余的电能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他表示：“随着更多的可再生、间歇性能源的推出，储存会变得更重要。”
提高储能效率、减少排放、避免气候变化的巨大威胁，单靠市场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合理的公共政策可以加速能源转型。碳排放税或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地区实施的排放限额与交易，提高了使用化石燃料的成本，鼓励电网中引入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和储存系统。政府也有更直接的方式来支持这一行业，例如加利福尼亚州要求公共设施须在10年内增加至少13亿瓦的存储系统。
然而，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这一领域明显表现出保守倾向。不论是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还是取消对清洁能源创业公司的联邦资助计划，都显示出传统技术垄断势力的强力反弹。归根结底，围绕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是隐藏在资本主义核心深处的战斗。市场被主流技术和主导公司控制。想打破旧秩序，往往需要重大的进步。而在能源业，这种进步不会经常出现。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报告显示，自2011年以来，清洁能源产业的投资额下降了将近30%，从75亿降为52亿美元。
当然，美国在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和制药领域继续处于领先地位，也仍然在农业领域（如农业机械、农用化学品和转基因种子）具有强大竞争力，并重点推动着生物医疗的研发方向。上一届奥巴马政府就要求研究人员组建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庞大基因数据库来推动这一领域的基础建设。不同的新兴行业创新能力之间交流融合（如从医药转向种子发展的生物技术）还帮助美国进一步获得了跨行业的创新能力。
至今，仍然依赖较低劳动力成本的制造业工序没有从低工资国家回流，组装500万部iPhone这件事情还只能在中国完成。但美国不会放弃以技术创新重建制造业基础的努力，其成败也将是决定未来智能制造和更广泛意义上技术与创新能力流向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