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者
人类是平均寿命远远超过生育年龄的少数物种之一。为什么进化要想方设法（请原谅这种拟人化和目的论的措辞）通过生物手段延长那些对种族繁衍不再有贡献的个体的生命呢？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进化压力是什么？其中有一种可能性，即老年个体通过其他途径为种族延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积累知识并通过诸如语言等文化手段将其传给下一代。虽然这一点在学术界十分明显，但在大众文化中经常受到忽略。
我们的文化通常将思维活力与年轻人相关联，将智力下降与老年人相关联。老年人的创造潜力往往会被无视。我朋友的19岁的儿子让，说的一句话浓缩了这种文化偏见：“想不到你和我爸爸这样年纪的人竟然还能学会新东西！”他父亲是欧洲最引人注目的教育创新者之一，是重点大学的校长、总统候选人，目前还是一名备受瞩目的国会议员（一个北欧国家）。而这个年轻人似乎完全忘掉了这些。
如今，让这种不以为然的想法正被无数成功案例推翻。没错，就是年龄相对较大的创新型人才，比如他的父亲、他父亲的朋友（希望是我），以及本书的很多读者。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已经被广泛认可，而且也有更多事例证实，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不再详细讨论。若我改头换面将其作为重大发现，那是在侮辱读者的智商。我会重点阐述两个不为众人所知的观点，作为对核心观点的补充。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思想活力不仅会贯穿整个生命周期，而且实际上会在更大年龄的时候达到顶峰。我把这样的人叫作“大器晚成者”。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创意天才和政治领袖，在60岁、70岁甚至80岁达到思想巅峰。文学、建筑学、绘画、科学以及政治领域都能找到这种非凡的人物，他们最伟大的成就是在生命晚期创造的，并且成了自身的代名词。以下6位名人是对我们“衰老一定等于衰退”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的最佳反驳。
伟大的德国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绝对是文学界的一个“晚成”榜样。他59岁出版了《浮士德》的第一部，83岁出版了《浮士德》的第二部。歌德的文学生涯非常多产，但唯有晚年的作品《浮士德》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他的代名词。伟大的加泰罗尼亚建筑梦想家安东尼奥·高迪（1852—1926）也有相似的经历。年轻的时候，他在巴塞罗那建造圣家族大教堂，想要探索西方传统里没有先例的建筑形式。他专注于建造心爱的圣家族大教堂，直至晚年。高迪74岁时死于一场车祸，当时他正值创造力的顶峰，留下了仍未建成的大教堂。在美国，大家熟悉的“摩西奶奶”安娜·玛丽·罗伯逊（1860—1961）70岁才开始画画，直到将近80岁，她的田园风光画才得到认可。摩西奶奶一直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被认为是美国现代重要的民间艺术家之一。
在人类成就的另一个领域，诺伯特·维纳（1894—1964）否定了他自己说过的话：“数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人的游戏。”维纳是控制论的创始人。通过假设所有生物体系和人工系统包含的复杂组织过程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他促成了当代科学的大部分成果。作为数学家兼哲学家，维纳54岁时出版了《控制论》（Cybernetics ），70岁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作品《上帝和机器人》（God and Golem ）。关于复杂系统基本原理的现代科学，也就是“复杂性研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维纳的深刻见解，而其中有许多是他在晚年时形成的。
晚年达到政治生涯巅峰的例子同样引人注目。果尔达·梅厄（1898—1978），自1969年至1974年任以色列总理，带领以色列渡过了一些重大危机。她71岁时担任以色列总理，这个年龄比温斯顿·丘吉尔65岁时首任英国首相和罗纳德·里根69岁时首任美国总统都要大。她在晚年被尊称为“以色列之母”。20世纪最引人关注的政治名人之一纳尔逊·曼德拉（1918—2013）是南非第一位民选总统，任职时间是1994年至1999年。他担任总统时已76岁，但清晰的思维和坚毅的品格并没有因为28年的牢狱生活被削弱。曼德拉最终塑造出全新的南非，至今仍是自由南非的象征。
也许有人会说，这6位在晚年取得显著成就或者达到创造力巅峰的名人，只是在遗传基因上碰到了好运气，能够在高龄阶段仍然保持敏捷的思维。虽然事实令人鼓舞，但这样的事例并不特别令人惊奇，因为凡事都有例外。但现在我们准备揭示一个真正出人意料的结论，也就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即使丧失部分智力，也不一定就预示着“认知末日”——即使认知力大幅度下降，甚至是处于痴呆症早期，个体仍然可能保有重要的生产能力和认知能力。我把这样的个体称作“受侵蚀但强大的思想者”。一个人在痴呆症早期还能对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做出贡献，这种想法乍一听也许非常离奇，但这是在对历史仔细研究的情况下得出的惊人结论。某些重大的政治决策（无论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和影响深远的艺术创作都是由受到神经老化影响的大脑做出的，有时候甚至是在老年痴呆症早期做出的。这在政治和艺术领域确有其事，可能在哲学和科学领域同样存在。
处于神经衰退不同阶段和痴呆症早期的个体也曾给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带来重大影响，他们的故事读起来很有趣。但只关注他们的心智缺陷让我们忽略了一个更加有意思的问题：是什么弥补了神经侵蚀对他们的心智的影响，保住心智的力量和效力，使他们拥有了塑造政治文化以及主宰世界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他们依靠的是前几十年大脑所形成的丰富的模式识别策略。
“痴呆”的词源是“智力丧失”，它是一个充满残忍、无情和厄运意味的词，意味着一定程度甚至是大量的认知丧失，还具有阈值内涵。因此，“痴呆”这个词应该谨慎使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形式的痴呆症发展缓慢，实际上是相当缓慢。智力的衰退会持续数年，有时长达15年，个别案例甚至持续得更久。它并不是一夜之间就从完全清醒急剧转变成智力完全丧失，绝对不是。痴呆症也不会立刻影响到所有心智能力。大多数情况下，痴呆过程一开始只会影响某些能力，其他能力会保持一段时间，通常这段时间是以年为单位。但最终，病情开始蔓延。在痴呆症的早期阶段，病人数年内仍能保持大多数心智能力，也许还能完成复杂的甚至需要高智力的活动。尽管处于“下坡路”的启程阶段——它最终会通向完全性痴呆，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不可逆转，个体也不会近乎痴呆，数年内都不会。此外，并非每一种轻微认知损伤都会发展成完全性痴呆。因此，痴呆过程和完全性痴呆是有区别的。很久以前，医生和心理学家就认识到这一事实，并详尽记录了不同阶段的智力衰退。
我之前提出了一个观点，预先形成许多识别模式的大脑能够长期抵挡神经侵蚀的影响。下文中，我们会探讨保障这种防护的大脑机制。但首先我们要研究一下这种现象本身，好让读者不再怀疑这种听起来不合理的主张：神经受到衰老影响的同时，认知能力很可能仍然强大。
接下来，我会讨论几位著名艺术家和政治领袖的生活，他们在认知受到衰老影响的同时，在历史和文化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无论好坏）。我会谈及与他们的非凡成就相伴而生的神经功能障碍和早期智力下降的征兆。
艺术家与痴呆症
长久以来，横跨西班牙与法国边境的巴斯克地区一直被认为是神秘之地。巴斯克语相当独特，和印欧语系诸分支语言都不同，它的起源至今不明。据推测，巴斯克人可能是最早的欧洲人种，和凯尔特人甚至是前凯尔特人有亲缘关系，他们是生活在未被多次迁徙及征战改变了种族和语言特点的欧洲大陆的部落的后裔。最近人们也因巴斯克地区零星爆发的独立运动关注到它。对旅游者来说，这与他们无关，空气中也并没有充斥着火药味。而且，巴斯克首府圣塞巴斯蒂安是欧洲最有名的海滩度假胜地之一，这意味着帆船、阳光、一流的餐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纵情享受。该地区还保存有独特传统的纪念性雕塑，特别是伟大的巴斯克雕塑家爱德华多·奇利达（1924—2002）和他一生的对手乔治·奥泰萨（1908—2003）的作品。
我在访问圣塞巴斯蒂安期间，晚餐时谈到了奇利达，他在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去世，享年78岁。招待我的是当地医疗中心的神经学家，他们正在讲述如何照料这位处于阿尔茨海默病晚期的著名雕塑家，陪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原来奇利达在生前最后一年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他的智力也被疾病吞噬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驾车前往坐落在附近萨瓦拉加村的一座雕塑公园——著名的奇利达-勒库博物馆，其中收藏了最大规模的奇利达的作品。博物馆原是一个16世纪的谷仓的中心区域，奇利达将其改装成了住宅，四周环绕着花园和草地，郁郁葱葱，一座座雕塑点缀其中。奇利达的作品是不朽的，大多数也是抽象的。他使用金属、大理石、石头和木头创造出抽象而极具感染力的形态，一种巨大雕塑与个人情感的完美融合。当我在巨大的作品之间穿行时，感觉这些当代雕塑和巨石阵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看起来永恒不变，受同一个灵感启发，或者至少是一脉相承的灵感。巴斯克人和凯尔特人都是欧洲古老民族的直系后裔，被后来者的入侵浪潮驱赶至大陆西侧边缘。莫非是共同的历史转换成了共同的艺术情感？从巨石阵的德鲁伊教徒到今天的巴斯克人，这段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使人们在奇利达和奥泰萨的现代作品中看到了传统的影子。我一边继续在雕塑公园闲逛，一边因为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愉悦，思绪翻飞。
然后我注意到紧挨着雕塑的饰板，实际上还不少，上面刻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期，甚至是2000年的日期。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并非突然发作。相反，它是一个逐渐侵蚀的过程，智力的丧失需要数年而不是数月。一个在2001年处于痴呆症晚期的人，正如媒体报道的奇利达，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可能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定已经受到了疾病的影响。然而，环绕着我的这些杰作——世界上大型博物馆的馆长全都会不计代价地想要拥有它们——很可能是由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艺术家创作的。我和东道主分享了观察到的年老大师的事例，他们看上去和我一样困惑。我们没有继续追究，但访问过后的几个月里，年老大师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他失去了记忆，但没有丧失技艺，而且通过自己的艺术战胜了疾病，至少是在一段时间里战胜了疾病。
北美当代艺术家威廉·德·库宁（1904—1997）和爱德华多·奇利达有相似的经历。1926年，22岁的荷兰人德·库宁来到美国安家，他是20世纪美国艺术独一无二的缩影。他主要从事绘画，偶尔也涉及雕塑，这段艺术生涯跨越了3/4个世纪。德·库宁是真正的先锋，开创了绘画的新方向。独创是他的性格本质。“大树下什么也不会生长。”他曾经对一名问他为什么从不向知名艺术家学习的学生说。但与他的箴言相悖，他自己成了“大树”，促进了一个全新学派的成长。据他自述，他早期痴迷于立体主义，经历了绘画的过渡阶段，逐渐由抽象化的“安静男人”转移至“野性女人”，不断前进的德·库宁成了后来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的创始人。
20世纪70年代，德·库宁身边的人明显察觉到了他的健忘。事情常常就是如此，健忘症影响他对近期事件的记忆，但没影响到很久之前的记忆。神经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熟知这种现象，它有一个冗长的名字，叫“逆行性遗忘的时间梯度”。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即使是遥远的记忆也会丢失。他的传记作者海登·赫雷拉（Hayden Herrera）记述过这样一个插曲，德·库宁认不出多年的至交好友，他最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但这位年老的大师继续绘画生涯，整天泡在工作室里，有时候一周能完成几幅画。“一幅完成的画作会提醒我明天可以休息了”，这是他81岁时说的一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妙语。（他的记忆也许受到了侵蚀，但他的智力没有消失。）
德·库宁在艺术生涯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仍在进步。20世纪80年代，他的笔触变宽，到80年代末，他的绘画开始转变成他的传记作者兼朋友爱德华·利伯（Edvard Lieber）所说的“极度活跃形式”——构图中缠绕着细长鲜艳、宛如波浪起伏的色带。80多岁的德·库宁意识到了这种改变：“色彩又回到了我的绘画中。以前我用绘画探索未知，但现在我用它隐藏已知。”这远不只是风格上的改变。对德·库宁来说，他的作品始终是深层次理解事物的意义及其自身经验的一个途径，而不仅仅是一组形式主义画作。“风格是骗子……一个人对风格的渴求只不过是对自身焦虑的让步。”德·库宁多年前如此写道。
那么，德·库宁作品的改变反映了他的人生阅历的哪些变化呢？认知变化在他的艺术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效果是好还是坏？还是说好坏交织？
德·库宁作品的改变没有逃过艺术评论家的眼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进步，洞察力和理解力表现出了新高度。“节奏更加从容有度，空间更加开放……新的秩序、新的沉着……德·库宁净化了他的笔触，曾经的典型美呈现出一种超物质的空灵，然而又蕴含了它的物质起源。”戴维·罗桑（David Rosand）写道。“德·库宁从未长时间远离自然，但现在他离自然更近。”薇薇安·雷诺（Vivien Raynor）在《纽约时报》上写道。
这就是20世纪的两位大师爱德华多·奇利达和威廉·德·库宁的故事。尽管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对生活的其他方面造成了严重影响，但他们仍能创造出一流的艺术。在进一步探讨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之前，让我们先领会事实本身具备的纯粹力量，无论它们可能有何种解释。
领导人与痴呆症
为了完全领会这些事实的力量，我们还要注意它们的普遍性特征。大师在各种增龄性脑疾病的严重影响下仍能记住他们的技艺，这样的故事并非只在艺术舞台上上演。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政治舞台。我们将进入一个道德上的不可评判领域。如果说伟大的艺术家是因为好的一面而被铭记，至少他们作为公众人物是如此，那么权高位重的政治家和政客则有的是英雄，有的是恶棍，有的是两者的融合体。我们会各举一个例子，他们虽然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患有早期痴呆症，但仍渴望统治世界。
“我们国家的美德里，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智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但愿如此！我们常常认为，有钱人和掌权者不受自然规律的束缚，这里面也包含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规律；而且，有钱人和掌权者可能最先相信这一点。一些宽容的人称之为“没有界限的自信”，而另一些不怎么宽容的人则称之为“狂妄自大”。
无论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造成痴呆症的生理过程都不会区别对待有钱人和掌权者，或者是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只是刚开始了解痴呆症的生物学成因和过程，它借此夺走头脑的力量，把最杰出的智者变成一具空壳，徒留一个语无伦次、困惑糊涂的人。痴呆症的形式有很多，有些会导致缓慢的脑萎缩，还有些会引起逐渐增多的暂时性缺血中风。更糟糕的是，它们常常以组合的方式出现。每一种痴呆症造成灾难的概率都一样，它们以各种潜伏的方式侵蚀心智，并不会放过有钱人、掌权者和正直的人。令人吃惊的是，在敬畏权力、毫无戒心的公众眼前，有多少影响历史的决定是由遭受侵蚀甚至是已经痴呆的头脑做出的！它们还会继续下去！
很多年前，当这个想法第一次浮现在脑海时，我正在对罗纳德·里根做诊断。身为来自苏联的难民，在崇尚自由的纽约知识界，崇拜里根的我是一个异类。里根摧毁了半辈子以前我出逃的“苏联”。所以，当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想到里根患了痴呆症，我远非幸灾乐祸，而是真正感到难过。那时公众还不知道里根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甚至从没猜测过。事实上，那时里根还没有离任。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一名记者就比特堡公墓敬献花圈事件质问里根。那是1985年，里根不顾助手的反对祭拜了一处纳粹党卫军的公墓。我认为当时美国总统受到了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摆布，后者是想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我看电视采访的时候，发现里根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语无伦次，于是我拿起电话打给我的朋友、神经外科医生（也是一名外交事务爱好者）吉姆·休斯说：“里根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吉姆大笑，没有意识到我说的是真的，而不是开玩笑。
这一判断可能听起来很突然，甚至毫无理由，但我比大多数人更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判断。作为一名拥有将近20年（当时）临床经验和诊断声誉的神经心理学家，我以研究、诊断和治疗各种影响心智的脑疾病为主业。我还从事科研工作，发表科研论文，写作关于大脑、心智以及它们可能发生故障的诸多形式的书籍。里根的语无伦次令我吃惊，也验证了我从其他人身上得来的诊断直觉。罗纳德·里根没能幸免。
我对里根的预感在一段时间后得到了加强，那是他的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我正在看乔治·布什就职典礼的电视直播。里根经过仪仗队，走到为他准备的威风的皮椅前，倒进椅子，没多久就睡着了，他的脑袋一下子垂到胸前。“脑干受损了。”我自言自语。脑干是大脑中负责维持健全的脑力活动所必需的清醒的部位。此刻，我确信里根的第二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都笼罩在趋向早期痴呆的阴影里。
我得出的结论——罗纳德·里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或类似痴呆症——在他离任后不久就被“封杀”了，直到官方给出第一个正式通告。在观看关于“伊朗门”事件的采访时，里根否认相关记忆的真诚态度，以及当采访者将事件和当事人的名字抛出来时他脸上困惑、难以置信的表情，都让我印象深刻，几乎可以说是震惊。和许多评论家的观点相反，我确信里根没有说谎，也没有试图隐瞒什么。出于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的自信，我认为他确实不记得了。罗纳德·里根正处于痴呆症早期。
当然，我仅凭电视新闻做出的诊断随后得到了证实。1994年，梅奥疗养院给出了“官方”诊断，同时也揭露了里根的危险遗传基因（他的母亲和哥哥都患有痴呆症）。前总统敢于承认自身病情的勇气赢得了我和很多其他人的尊重。早先我对罗纳德·里根的观察结果，是表明了完全痴呆，还是仍旧属于痴呆症前兆“神经侵蚀”或“轻度认知障碍”的灰色地带？归根到底，这个问题是语义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种无明显症状的渐退而不是突然的转变。2004年，在官方给出痴呆症诊断10年后，这种退化随着里根的去世戛然而止，但它对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影响实际上刚刚开始。
影响世界的人物
我通过电视对罗纳德·里根做的诊断将我们带向一个更广泛的议题。他的情况肯定不是特例。人类社会的矛盾在于，能够登上政治、文化和商业机构的权力巅峰的年龄，同样也是各种神经衰退发作的年龄。世界上有很多政治领袖的年龄都在六七十岁。我们承认到了这个年龄，他们身体的衰弱不可避免，但同时社会却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那就是在这个年龄段有相当数量的人开始变得痴呆。
成功走向人类社会巅峰的英雄人物不会受到大脑退化的困扰，这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就像任何身体上的疾病一样，诱发痴呆症的因素基于年龄和基因易损性。痴呆症是一种影响大脑的增龄性身体疾病，就像冠状动脉功能不全是影响心脏的一种增龄性身体疾病一样。智力逃不过生物衰变基本规律的影响。
有人可能认为，登上成功之巅的人比一般人更加聪明。这基本是事实。但历史上不乏智力超群的个人晚年由于基因和某些未知的环境因素而罹患痴呆症的例子。和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相反，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的人在这些事情上并不能幸免，而且事实证明拥有超群的智力的人也不能。
伟大的头脑幸免于难，这种想法乍一听貌似可信，但确实只是目的论上的“令人满意”。事实上，过去10年见证了神经系统科学的范式转移。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充满活力的精神生活能重塑大脑，帮助它预防生物学意义上的退化（下文会详细探讨）。但诸如遗传性等其他因素不那么具有可塑性，至少目前是这样。
同样，科学史和哲学史上也存在许多由衰退的伟大头脑提出的深刻见解。艾萨克·牛顿、伊曼纽尔·康德以及迈克尔·法拉第年老时都患有严重的健忘症。更近的例子还有“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他在晚年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但科学家的智力下降不太可能会导致社会灾难。它也许会产生迟滞效应，使伟大的发现或发明推迟数年、数十年甚至数个世代，但几乎不会造成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此外，大多数科学家在事业生涯的早期就提出了明确的见解。等到痴呆症来袭的时候，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为社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此他们的智力下降，虽然在个人层面很可悲，但不具备广泛的历史相关性。
但政治领袖并非如此。作为掌控重要军事或国家机器的强大政治家，他们取得最高权力的年龄经常会和早期认知衰退的年龄重合，这让他们做出的重大决定笼罩了一层阴影。从被我称为轻度“神经侵蚀”的症状到完全痴呆，智力下降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不论是地位崇高的人还是荒唐可笑的人，他们的大脑机制从根本构造上是相同的。一位左右成千上万人生死的世界领袖，和一名决定下周进哪种金枪鱼罐头的社区酒馆老板，根本上依靠的是相同的大脑机制。这意味着可能在社区老板身上并不明显的早期“轻度”痴呆症状，其危险性会在世界领袖的身上放大。
我从电视上观察里根的时候，他大约70多岁。在这个年龄，统计学清楚表明，阿尔茨海默型痴呆、多发性脑梗痴呆（一种导致大量小中风的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形式的痴呆症都有可能发生。未经训练的人很难察觉痴呆症发病过程的早期阶段，即使一直处于公众视线之中的领袖也是一样。判断力、自控力以及其他高级心智功能障碍起初微不足道，接着越来越明显，最终一个人完全失去了判断力、行动能力，再也掩饰不了他正遭受的心智障碍，即使离他远远的也不行。
过去的一个世纪，主要国家的领导者中有不少“正遭受神经侵蚀”，罹患痴呆症或已经痴呆。痴呆症以一种无关道德的方式袭向世界上的大人物。
反面大人物里，阿道夫·希特勒在“二战”后期出现了严重的帕金森病症状。根据某些报道，他的记忆减退也很明显。和流行的观念相反，帕金森病不只是一种运动障碍，它经常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甚至完全痴呆。虽然也存在着和帕金森病外在症状类似的其他疾病，但只有它会出现严重的心智功能障碍。其中最常见的是路易体痴呆，一种伴随着老龄化的退行性脑疾病。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56岁的希特勒很可能患上了帕金森病而不是路易体痴呆。不管怎样，基于简单的流行病学考虑，他非常可能出现智力衰退。事实上，他的亲密伙伴阿尔伯特·斯皮尔写道，希特勒“冷漠无情”“精神迟钝”，在战争后期越来越难以做出决策。
20世纪的另一个大人物也未能幸免。据报道，早些年以非凡记忆力著称的约瑟夫·斯大林患有记忆缺失，他甚至忘记了亲信的名字。斯大林的妄想症（痴呆的一种常见症状）明显恶化，他身边的人处境也比以往更加危险。按照西蒙·蒙蒂菲奥里（Simon Montefiore）的说法，他的副官“确信他正在衰老”。战争结束后，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援引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话说，斯大林“脑子不太清楚”。斯大林的俄语（并非他的母语，但是他获得的一个非凡能力）变差，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二语言的失控以及转而使用童年时代的语言（斯大林的母语是格鲁吉亚语）是双语个体受痴呆影响的充分证据。斯大林同时患有短暂发作的定向障碍和脑血管疾病中常见的眩晕症。蒙蒂菲奥里还写道，1952年春天斯大林接受了“他的私人医生”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w）的检查，后者诊断出斯大林患有“小中风，额叶脑组织里存在小囊肿”。1953年斯大林因中风死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死于毒杀），其大脑解剖结果显示出至少持续了5年的动脉硬化迹象。他的情况放到今天会被称作“多发性脑梗痴呆”。
增龄性脑疾病也没有放过20世纪的政治大人物。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在办公室突发严重中风，后来病情得以缓解，但没有完全康复。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来说，威尔逊中风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思维变得僵化，不能进行更细致的辨析，仅以简单的是非黑白来区分一切。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这些执拗特质萦绕不去，使他无力应对奉行孤立主义的国会议员，致使其国际联盟政策倒台。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则患过一次致命的中风，但大中风通常由今天所说的多发性脑梗疾病发展而来，后者的特点是不断累积的小中风。在罗斯福时代，这种情况既不为人所知，也没有任何能够诊断它的测试（比如CT或MRI）。尽管如此，权威的历史学家还是发现了罗斯福智力和决策能力下降，以及他在“二战”最后阶段“厌恶处理重要事情的新特质”。他可能在最后一次中风前就已经患有认知衰退。
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如此，他是我最崇拜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第一次被选为英国首相时，丘吉尔已经65岁了，比20世纪其他重要政治领袖取得最高权力的年龄都要大。
丘吉尔的战时伙伴，如菲尔德·马歇尔·阿兰布鲁克（Field Marshal Alanbrooke）（他们不定期地就会担忧自家领袖的精神状态），以及他的传记作者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都提到了他在“二战”期间偶尔出现记忆力下降。但是，这些失常并没有阻碍他整体事业的辉煌，暂且不论偶尔失意。1949年，在两届首相任期之间，丘吉尔第一次被发现轻度中风。在第二个首相任期内，也就是战后1951—1955年期间，用罗伊·詹金斯（每个公众人物都期待的富有同情心的传记作者）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来说，丘吉尔“非常不适合那个位置”。
根据詹金斯笔下丘吉尔身边人的叙述，在第二个首相任期内，丘吉尔的心智水平变得忽高忽低，他的专注力、撰写演讲稿的能力以及弄清复杂概念的能力也是如此。他在纸牌游戏上投入了过多的时间。他遭受了一连串的小中风。1953年，仍然在任的丘吉尔由于严重中风而倒下，在轮椅上坐了一段时间，他说起话来含糊不清。经过简单的神经治疗，他恢复得很好，但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了。他周围的人怀揣既尊敬又不耐烦的矛盾心情等待他辞职，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他一直延迟到了1955年4月。
现代政治史上也不乏在任领袖智力衰退的例子。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苏联“停滞期”的领导人，在统治后期经常出现语言不连贯、说话含糊不清和步态不稳的情况。著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接近苏联领导高层的三星上将德米特里·沃尔科戈塔夫（Dmitri Volkogonov），将勃列日涅夫任职最后几年里的举止描述为“老迈和糊涂”。里根的朋友、丘吉尔保守党同僚、杰出的继任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宣称由于一连串的“小中风”，需要退出公众视线，这似乎暗示撒切尔夫人正处于痴呆症的早期阶段。和美国、法国总统任期的规定不同，英国宪法对首相任期次数并未做出限制。在另一种情况下，“铁娘子”很可能会再三连任，那么她在担任欧洲最古老的民主政体的领袖期间，潜伏的痴呆症就会发作。
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最后10年更多。俄罗斯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印度尼西亚前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古斯度尔”（Gus Dur）]就是新的例子，他们虽患有痴呆症，却领导着世界大国。叶利钦是一名酗酒症和心脏病患者，患上不可逆转性脑改变的概率比较高。一个大国首脑当着一群国家要员的面，在外国机场停机坪上小便绝不只是醉酒那么简单。作为穆罕穆德·苏哈托下台后的过渡性人物之一，印度尼西亚总统瓦希德也发作过几次损伤大脑的严重中风。他讲话语无伦次，这一点尽人皆知。
上述两位对各自国家的领导功过参半。他们都以古怪、矛盾和常常不合逻辑的行为出名，这是他们在转变过程中的怪异反应。我强烈怀疑叶利钦、瓦希德和勃列日涅夫能否通过神经心理学痴呆症评估，而这一点在北美老年诊所被普遍执行。
上文对世界领袖心智障碍的回顾，总结起来是一幅相当令人震惊的图景，尤其是考虑到近年对“正常衰老”定义的修正。
在过去几代人的观念里，认知丧失、“失去理智”被认为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我们现在不再这么认为。约翰·罗（John Rowe）和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在其开创性著作《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 ）里对“智力衰退正常且不可避免”的观念提出挑战，他们坚持认为，增龄性智力衰退的原因是一种或多种可确认的脑疾病，而其中很多种疾病是可预防或治疗的。他们提出了“成功老龄化”的概念，其内涵包括进入老年后依然保持清醒度和头脑敏锐度。罗和卡恩认为这才是正常的衰老，而不是智力衰退。那些活泼、机敏、敏捷、思维灵活的八九十岁老人是我的榜样，比如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我总是在想，等我老的时候，是否会有一丁点儿像他们。
问题是，就大脑而言，有些20世纪最重要的世界领袖似乎并未成功老龄化。恰恰相反，从神经学的角度看，这些主宰20世纪政治格局的大人物，无论好与坏，其老化的情况都极为糟糕。
在本章因这些历史逸事可读性增强的同时，千万不要遗漏重点：尽管常常患有严重的心智障碍，但多数领导人仍然在位。毫无疑问，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身边围绕着助手和秘书，但仍然作为真正的领导人而非名义上的领袖领导着各自的国家。他们大多数一直掌权到生命终结。乍一看似乎令人无法置信，但纵观历史，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如同上文所述，相当多的文化名人能在认知被严重侵蚀甚至是痴呆的情况下保留敏锐的观察力。
这些杰出人物之所以能战胜神经衰退，依靠的正是先前形成的丰富模式识别能力，从而能应对许多不同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仿佛熟门熟路一般——这是他们的伙伴和对手都缺乏的一种优势。本章中提及的杰出人物验证了赫伯特·西蒙的主张，即模式识别是我们可支配的最有力的认知工具。他们的历史清晰地表明，模式识别机制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挡大脑老化的影响，该机制对心智退化的保护意义深远，以及一个人头脑中存储的众多成熟基本模式的强大效果可以完整地保存到更高龄的生命阶段。模式识别机制甚至能在很大程度上和很长时间里抵挡增龄性痴呆的影响。
本章提及的重要名人并非都获得了智慧——远非如此，但可以说他们都在各自的认知舞台展露了专长和能力，尽管有好有坏。他们也许丧失了一些或大部分心理运算能力。他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也许严重受损，但他们通过先前的经验积累了大量认知模式。这让他们在心智受到侵蚀的情况下，也能轻车熟路地应对各种不同的复杂情况，能在那些运算能力更强但缺乏“模式识别能力”的同事、伙伴以及最重要的对手之间占据支配地位，不论好坏。下文中我们会探讨认知模式究竟如何形成，以及它们不受智力衰退影响的原因。但首先我们会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智慧、能力和专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