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叶的秘密
如今，额叶是被研究得最多的大脑部位，它的功能被认为是人类心智世界的基石，它在发育和老化中的变化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已经认识到，额叶的成熟是认知发育的中心主题，额叶的衰退是认知老化的中心主题。但这种认识来得艰难而缓慢，你也可以看到原因：解释额叶具备何种功能要比解释它不具备何种功能难得多，神经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母亲第一次带我去家乡里加当地的歌剧院。我本应该专注舞台上的表演，但我发现自己被管弦乐队前面的小个子男人迷住了。小个子男人站在台上挥舞双手，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他在表演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因为他显然没在演奏任何乐器。不用说，那个小个子男人就是指挥家。
额叶，更确切地说是前额皮质，对大脑的其他组织来说就像乐队的指挥家。多年来，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就像当时那个迷惑的我一样，无法理解它的作用。
自相矛盾的是，很久以前人们就通过临床实践认识到了额叶在塑造核心性格特征中的作用。20世纪中叶，在欧洲和北美非常流行的额叶切除术，意图通过切断额叶与大脑其他组织之间的联系来改变性格。遗憾的是，在很多案例中，额叶被完全切除了。然而，科学家对额叶功能的正确认识严重滞后。
图11 额叶与前额皮质区（深色阴影）
其中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描述性知识机制异常稳固的地位，它直到最近还一直主导着神经心理学和认知神经学。我们会发现，额叶和描述性知识的关系相对没那么密切，和规范性知识的关系更密切。另一个障碍是神经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和估量具体的心智技能：知觉、语言、运动，等等。但额叶并不负责这些具体机能，就像指挥家不演奏任何乐器一样。
此外，交响乐也不存在于任何特定的乐器中，它源于所有乐器的相互配合，而把它们“融为一体”的正是指挥家。同样，复杂行为不只依赖一种心智机能，而把这些机能组成复杂集合体的正是额叶。额叶负责制订计划，绘制生物体在解决各种问题时必须采取的路径。就像指挥家随着音乐的展开用指挥棒调动乐队的不同成员一样，额叶调用具体的心智技能和能力，把它们组合成复杂行为。额叶的这种指挥作用通常被称为“执行功能”，它就好比一家公司的CEO（首席执行官），负责制定公司策略但并不参与任何具体的、狭义的活动。CEO监督其他人的活动，同时负责鉴别和整理公司全球战略所需要的资源。这就是额叶对生物有机体所起的作用。
最新的研究表明，前额皮质的内部组织呈现一种层次结构，事实上有点类似社会大型组织的层次结构——比如企业、军队或者行政部门，上层负责整体指挥，下层细分成各种部门。前额皮质的最前部负责整体决策，其后的部分负责制定和执行整体任务里更为详细的子任务。这非常符合遍及大脑的功能性皮质组织的梯度原理，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
思维过程越系统化，对额叶的依赖越强。解决问题时所采用的任何逻辑理性的方法都会激活前额皮质——问题的复杂性也会增加，需要关联很多部位并综合心智运算才能找到解决方案。有趣的是，归纳推理比演绎推理需要更多的前额资源。
额叶似乎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复杂行动和思想的引擎，也就是说，这种行动的计划和蓝图是在额叶中形成的。潜藏在理性分析各种问题背后的思路也是如此，它们是我们的头脑在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中所形成的分析方法。它们主要由额叶参与形成。
我们在前几章里已经确定，关于某些事件的记忆存储在大脑参与处理和分析这些事件的同一部位。由于理性分析的思路和行动计划在前额皮质形成，关于过去所“执行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随时间发展形成的理性分析整体心智习惯的记忆，自然也存储在前额皮质。参照杰奎因·富斯特的说法，我们将这些记忆称作“执行记忆”。当生活换一种面目重新出现时，这些执行记忆就可以使用了。在很多执行功能以外，额叶还充当这种执行记忆的存储库。
换句话说，额叶存储和积累规范性知识，也就是处理生活状况的有效方式以及针对这一类状况采取的最佳行动方案的一般记忆。那些拥有这种一般记忆的人在面对困境时“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不会“从零开始”面对每一次复杂的决策执行——这很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会套用模式识别。在某种意义上，前额皮质含有应对未曾出现过的情况的未来行动及未来分析方法的表征。由于智慧和专门知识的规范性一面特别具有价值，因而额叶也是智慧和专门知识神经机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这些问题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核心，但科学家现在才敢揣摩它们。传统上，人们认为智力的某些方面属于大脑管控的范围，是神经学家可以探索的合法领域，而智力的另一些方面属于灵魂管控的范围，是诗人和牧师的领域且禁止严肃自重的神经学家进入。直到最近，确切地说是一二十年前，认知神经学才甘心于研究这种“合理的”“生活必需的”主题，比如知觉、运动和记忆。人们坚定不移地将智力较难捉摸、较难推测的“人类特有”属性，诸如积极性、判断力、洞察力、道德观等，排除在主流科学研究之外，任何想要把它们带入科学讨论范围的人都会被视作庸医、骗子，或者更糟。这些高尚的心智特性全都归属于科学家移交给诗人的“灵魂部门”。
模糊认知也是这些禁忌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心理学实验必须完全具备确定性。我记得一位教授曾经告诫我们这些学生：“必须知道实验对象在做什么。”这意味着要消除实验中的所有模糊认知迹象。但多数现实生活场景是不确定的——它们本质上相当模糊，而你必须在这种不透明的情况下做出重要决策。任何没能成功解释这种模糊性的实验设计都遭到了全盘否定。不幸的是，这就是大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直到最近的研究进展。
但最近几十年，禁忌被打破了，如今的严肃科学期刊充满了这样的内容：探索高度模糊情况下意志力、驱动力、判断力、预见力以及决策力的大脑机制。研究人员正在用严谨的认知神经学和实验心理学方法研究诸如意向性、道德行为、品行和移情等人类独有的特质。新概念的创造体现了这一点，它们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令人愤慨的胡说八道，比如社会神经学（研究社交互动的大脑机制）和行为经济学（研究市场领域的决策心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和已故的同事阿摩司·特维尔斯基（Amos Tversky）毕生都在研究模糊环境下经济决策的心理学机制（结果证明，通常并不理性）。
所有这些都是神经科学研究新趋势的最好见证。这一趋势甚至已经走得更远。好像“行为经济学”还不够大胆似的，最近我们开始听说神经经济学，它关注关于市场决策的大脑机制的研究以及为此而使用的最先进的功能性神经成像方法。我们甚至听说过神经营销学，它涉及评估大脑对广告的反应以及运用功能性神经成像来认识政治广告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如何发挥作用。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新发展，你不禁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神经科学研究的重点在从描述性知识（是什么）向规范性知识（我怎么做最好）转移。
认知的描述性（或是事实的）形式和规范性（或是行为中心的）形式紧密交织，在正常情况下协同合作，但它们的区别非常重要，而且不仅是对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如此。2002年，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一个我认为是美国司法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意见。在裁定一起弱智者死刑判决时，法官表示：个体也许具备了必需的描述性认知（在词义上知道是非之分），但未必具备充分的规范性认知（不能真正用这种知识指导行为）。
传统上，神经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几乎完全专注于大脑的描述性机制，也就是真实认知。他们直到最近才转向研究规范性机制，也就是行为中心认知。可以说，塑造了人类大脑结构和能力的进化压力首先要发现“对我最有利的行动方案”，其次才是“发现真相”（后者显然服务于前者），所以，神经学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将注意力转向规范性认知的大脑机制多少有点讽刺意味，不过总算是走到了这一步。迟到总比不到好！
这一全新领域的研究重点是大脑的额叶，因为它们包含规范性知识的神经机制。进化最晚、位于大脑最前部的额叶，曾经也是大脑的一个未知领域所在。但随着神经学家开始研究描述性、角色以及行为中心的认知，大家清楚地发现这种认知基本上由额叶决定和驱动。我们在卡伊·沃格利（Kai Vogeley）实验室使用FMRI研究额叶功能时，已经阐明额叶对规范性知识所起的作用。
图12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的（A）行为中心过程和（B）事实认知过程的脑激活
（A）基于偏好选择的几何形式引起额叶和顶叶的联合激活。（B）基于感知不协调选择的几何形式只引起顶叶的激活。由沃格利等人授权许可（2003）。
大脑里的“灰姑娘”
如果说有哪一个脑区得以改变命运的话，那一定是额叶，我们见证了它们从“灰姑娘”到神经科学热门话题的转变。即使是近至20世纪中叶，很多科学家仍认为额叶的存在仅是装饰，或者至多是为了支撑头盖骨以防止它坍塌。（尽管他们无视了诸如约翰·休林·杰克逊以及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卢里亚这些预见额叶在人类认知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科学家的先见之明。）
我记得额叶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帕特丽夏·戈德曼-拉基克（Patricia Goldman-Rakic）很多年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上展示了一张大脑简图。每一部分脑叶上都画有一定数量的火柴棍小人，它们代表科学界对该部分的研究兴趣。在戈德曼-拉基克的简图上，额叶部分的小人数量最少。这个被忽视的脑叶就像“灰姑娘”。
如今，戈德曼-拉基克的小人图肯定需要重新绘制了，为了促成这样的改变，她比大多数人贡献更多。随着神经学家开始探索规范性认知的秘密，额叶几乎是大脑所有功能的核心这一事实也变得明朗，它的影响无处不在、不可或缺。额叶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且包罗万象，研究人员通常称之为“元认知”而非仅仅是认知。准确地说，智力的这些最高级别的表现涉及的并不是整个额叶，而是其中一个特殊部分，即前额皮质。
前额皮质的进化相对较晚，只在哺乳动物中发育到了可观的水平，而且只在高级灵长类动物中呈指数级增长。这与前额皮质对心智属性起到的特殊作用相符。无论正确与否，这些属性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哺乳动物的独特之处。
图13 额叶皮质的进化
数值=额叶皮质：全部皮质。根据布罗德曼的研究（1909）所绘。
随着神经科学家兴趣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被挥霍在额叶研究上，研究界流行用前额皮质来解释一切代表人类精神最高成就的表现，并用华丽的辞藻来描述它的功能。研究权威卢里亚自己都称前额皮质是“文明的器官”，还有人说额叶的进化支配着人类的进化。我也是编造这个神话的人之一，我早先出版的书的封面有点儿半开玩笑地亵渎神明——一张米开朗基罗《创造亚当》的衍生图，画着上帝通过点亮亚当的额叶来赋予他人性。
虽然这些都是过度拔高，但最新研究无可置疑地表明，前额皮质很重要，甚至可能是认知在个体融入社会方面的核心。功能性神经成像研究表明，当受试者思考道德或社会难题、对他人感同身受，或被要求“阅读他人的思想”（所谓的心智理论研究）时，额叶就会被激活。额叶损伤患者通常令人惊讶地缺乏洞察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他们进行道德推理的能力也相当迟钝。这些患者同样缺乏批判性看待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的能力。他们患有一种奇特的疾病失认症，虽然症状和右半脑损伤造成的疾病失认症不同，但后果同样严重。研究表明，罪犯，特别是暴力罪犯，其前额皮质通常异常小或生理上异常不活跃。此外，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的前额灰质数量减少。具有冲动性攻击倾向的人前额激活水平不充分，这通常被称作“前额叶功能低下”。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额叶里天生就具备某种“道德知识”或“社会知识”？我们对“万能模块”的天真追求是否会随着包含“道德本能”的“道德模块”的发现而最终得以实现？
事实上，额叶是“道德之所”的说法很流行。但真的是这样吗？我表示怀疑。在了解人类文明史后，我对任何先天道德的概念都表示怀疑。站在一个既不过于浪漫又不过于虚无的立场，我倾向于认为大脑在道德上不可知，至少字面意义如此。对我来说，“道德本能”的概念听起来就像“语言本能”一样异想天开，甚至更为不切实际。我坚信调整人类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总的来说是文化构念而不是“固有”构念。
这是否意味着我倾向于否认前额皮质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呢？当然不是！我相信前额皮质是道德概念形成的关键，但只是间接的。我们知道前额皮质负责行为的“有序组织”，也就是适时组织行为，并暂时把复杂认知行为涉及的各种心智操作排成有序连贯的序列。这很可能意味着，前额皮质包含建立“前”“后”关系的大脑机制。随后，凭借确立“时序关系”的能力，前额皮质成为下一个抽象概念的关键，建立更加复杂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发育完好的前额皮质可能是建立“如果……那么……”（“如果A，那么B”）一类关系的必备元素。一般说来，只有人类具备把握这种关系的能力，其他灵长类动物没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很多我们所认为的人类特质的复杂认知技能的基础。语言是其中之一，因为“如果……那么……”结构是复杂语法的基础，而复杂语法是复杂语言的基础。这突显了前额皮质在进化过程中经常被忽视的对语言突现所起的作用，包括儿童语言发育以及日常语言使用。
不过把握“如果……那么……”关系的能力也很可能是道德发展的核心。将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能力是道德推理和把握道德概念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根据我早先的观点，虽然额叶只间接作用于道德推理，且本质上未必和道德相关，但它确实提供了关键的基本构成要素，也就是这些概念发展所依赖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想象替代行动方案后果的能力——“如果我做了X而不是Y，会发生什么”——以及在得出决策错误的结论时后悔的能力，是道德推理最重要的基础。这种“反事实推理”能力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道德范围内，它对每个领域内的合理决策都很重要——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或个人领域。如果缺少反事实推理的能力，“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会严重受损，弱化为反复试错。今天我们知道反事实推理能力和后悔体验能力取决于额叶。由娜塔莉·卡米尔（Nathalie Camille）领导的法国科学家小组已经证明，额叶某一部分受损的患者——眼窝前头皮质——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这些能力。
无论如何定义智慧，移情、对他人思想的洞见以及道德推理能力都是它最重要的元素，与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地位相当。很多定义里的智慧都隐含整合实际的“角色中心”行动和道德方面“移情驱动”的能力，这符合我对智慧本质的直觉感知。前额皮质的独特作用在于提供神经机制以将这两个元素结合成一个配合良好的决策过程。
今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前额皮质的发育在很多（可能是绝大多数）定义了人类特质的突现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特质是人类独有的呢？无论人类大脑和其他物种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有哪些差异，我们往往会从自我空想（自私自利）的角度去夸大它。我们必须克制自己不去人格化某些特质，它们也许在人类身上发育到了最高阶段，但从定性意义上看，肯定不是我们独有的。严格来说，也不能非此即彼地区分开来，即绝对存在（于人类身上）或绝对不存在（于其他物种身上）。
以“移情”和“阅读他人的思想”的能力为例。这些值得你称赞的特质，用晦涩的神经学术语来说叫作“心智理论”能力，毫无疑问是人类团结互助的必要条件。功能性神经成像研究表明，这些高级心智特质依赖于额叶。我们自豪地把这些特质分配给人类——晚期智人，而不愿意把它们赠予其他物种。但面对强而有力的证据，我们不得不承认，除我们之外的某些哺乳动物，即类人猿，也初步具备这种能力。我想到一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上一只黑猩猩幼崽跑去安慰假装伤心的训练员。
那么我的牛头獒布里特呢？它小时候像所有幼犬一样喜欢溜进卧室的衣柜，咬住一只袜子，冲出房间，然后窝在客厅的沙发上肆意啃咬它。就像所有的小狗主人一样，我追过去夺走了袜子。但过了一段时间，布里特的行为变了。它仍旧奔向我的卧室寻找袜子，但不再把它们带到心爱的沙发上，而是直接叼给我，无论我当时在公寓的哪个地方。
我从未教过布里特这样的行为，然而以它犬类的智力，它一定是猜到了：如果我总是把袜子从它那里拿走，那么我肯定非常需要它们，出于犬类的善良，它觉得有义务把袜子直接叼给我。按照常识性定义，布里特展现了一定的“心智理论”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完全是偶然发现的，当我双手捂住脸装作伤心并开始假哭的时候，布里特会变得焦虑，无论当时它在做什么，都会停下来跑向我，然后舔我的脸。但当我假装其他情绪时，比如开心大笑或生气大叫，它就不会这样做。它在区分我的情绪状态时似乎非常讲究，虽然我们甚至不是同一个物种（但肯定是好朋友）。犬类的额叶发育并不完全，但它们无疑具备一部分额叶，足以让布里特初步展现“阅读我的精神状态”并表达同感的能力。
而当我全神贯注地和人谈话、读书或在用电脑工作时，过一会儿布里特就开始轻柔但不停地用爪子挠我。它这么做似乎不是想要什么东西，而是想让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它身上，我忍不住把这看作初步自我意识的证据，这可能是取决于额叶的发达心智生活的又一个主要属性。
尽管我对布里特感情深厚，但我不认为它是一只“超级狗”，拥有其他犬类或哺乳动物所不具备的独特心智属性。我确信，如果我养了另一种群居动物，像对待布里特那样把它从小养大的话，我会在这种类似进化的过程中得出差不多的观察结果。因此，认为成熟认知的高级属性——移情或心智理论——会像及时雨一样突然出现在进化最终阶段的观点也许是错误的。更有可能的是，它们是在哺乳动物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且一旦额叶在进化中“问世”，这个过程就开始了。
和乐队指挥或公司CEO一样，额叶的连接能力很强。为了详细说明连接的重要性，让我们想象一名操偶师（额叶），其操控木偶（其他大脑组织）的能力取决于提线的强度，没有这些提线，操偶师完全无计可施。我们知道，这些提线，也就是连接额叶和其他大脑组织的神经束，成熟过程极其缓慢：它们有时候只有在18~30岁才能达到运转良好的状态。对其成熟时间的确定，得益于对髓磷脂形成的时间进程的研究。这种白色的脂肪物质会包裹神经通路，从而提高信号沿着通路传递的速度和信度。
确定额叶成熟及其进化过程的另一种方法是研究所谓“梭形细胞”的发育。梭形细胞跨越很远的大脑区域接力传递信息，它们主要存在于眼窝前额皮质。这些细胞在婴儿几个月大时开始出现，到两三岁时数量剧增。梭形细胞特别有趣，因为它们在人类身上非常多，在非洲大猿身上数量一般，在其他物种上则完全没有。这很容易让我们将梭形细胞与意识、意志和智力等其他高级属性联系在一起。
现在让我们退后一步，再次思考18~30岁这一时间范围的社会意义。我们之前已经得出结论，18岁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年龄，多数现代西方社会将其视作社会成熟的年龄，视作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变的阶段。30岁（左右）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年龄。这是西方社会普遍认同人们身居高位的年龄。如此看来，即使没有神经学家明确的建议，现代社会也已经普遍“发现”，18~30岁是社会成熟的关键因素的形成阶段。我已经说过，额叶的社会性成熟和生物性成熟在时间上保持一致并非巧合。今天，很多科学家（包括我）相信，额叶的成熟和功能完善是社会性成熟的先决条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执行功能会在特定的年龄突然出现，或者会在特定年龄迅速发育完全。和大多数生物及认知属性一样，它们渐进发展，因此对于认知发展阶段的正确提问不应该是“有无”，而是“多少”。
个体差异同样适用于上述问题。和其他心智属性一样，执行功能，也就是依靠额叶的指挥能力因人而异。个体差异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广泛接受这样的观点：普通公民的音乐、文学、运动以及其他才能各不相同。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一些人“有”、一些人“没有”，但这通常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与其他的生理特征一样，如身高、体重、眼睛和头发的颜色、肺活量以及标准血压，我们的大脑也存在个体差异。一个人究竟拥有“多少”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脑的个体差异。
这一普遍假设同样适用于执行功能。近来流行的术语“情感智力”虽然捕捉到额叶的部分功能，但并非所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发现“执行功能”的概念很有用（实际也是如此），而“执行智力”的概念可能更合理。额叶的各种功能，比如规划、预见、冲动控制、移情和“心智理论”，往往会表现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它们统一行动：对所有神经系统完整的个体来说，它们要么全部发育得很好，要么全部发育得一般，要么全部发育得很差。术语“执行智力”包含了额叶的所有功能并反映了它们紧密连接的程度，它也揭示了心智生活其他方面同样存在的个体差异。
任何复杂的现实情况都需要调动由额叶控制的执行功能，可能一个任务不需要调动全部功能，但需要调动其中的重要部分。为了更好地理解额叶如何引导现实行为，假设一个中年男人打算写一本书，他不是职业作家，使用的语言也不是母语。这使他面对写书过程要比其他时候更为审慎，而且为了弥补明显缺陷，我们的作者极为依赖他的额叶。
写作风格各不相同。我听几个作者说过，除非真正落笔在纸上（或在电脑上），否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会写出什么。这种情况下，思考和写作会交织成一个流畅的过程。但我们假想中的作者的写作方式会与此全然不同。他在写之前会先打腹稿。每天，他会花相当多的时间牵着自家温顺的大狗在中央公园闲逛，看上去可能像是无事可做，锻炼身体。但他并非无所事事，他在真正动笔前始终思考着图书大纲和各个章节。他首先制订一个总体计划，随后按照计划执行，这样，他的额叶就开始运转了。由于提前制订行动计划的能力受控于前额皮质，它在我们的作者领着他的狗从草莓地漫步至毕士达喷泉期间，一定非常忙碌。写作风格带来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加工手法，它更像是雕塑而非书写。我们的作家首先在头脑里形成一个大致轮廓，然后写出章节架构，最后才对每一章进行润色，使之相对完整。这个过程不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再到第三章线性排列的，相反，该过程是有层次的：从非常粗略的大纲到章节架构再到填充内容。相比文学创作来说，该过程更像是建筑设计。这种通过计划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能力同样由额叶控制。
从本质上说，写书的过程综合了多门学科，包括生物学、心理学和历史学。这意味着对书的每一个部分来说，作者都必须调用他在50多年的生活中所积累的知识库的一部分。他这么做时相对自然而不费力，但他的额叶在非常忙碌地运转着，因为它得指挥大脑的其他构成选择的行动。
作家肯定希望未来的读者能把书读完，这意味着书不能太长，否则就增加了读者选书的难度。作家不能把他掌握的所有相关知识都塞进书里，必须要设法优化。如此一来，作家就得调用某种内部编辑器，允许在书中写入某些信息，同时排除其他不太重要的信息。额叶的负担由此变得更重，因为它们就等于内部编辑器。
随着作家逐章写作，主题也从生物学转到心理学、历史学，然后再回到生物学，如此等等。作家之所以能相对平顺地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仍要感谢他的额叶，因为掌控心智灵活性的是前额皮质。
和多数作家一样，我们的作家渴望介绍一些新的、原创的、以前没人说过或写过的东西，他想要创作新内容，但很少有什么是全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内容总是与旧知识有关。如何创造这样的新内容呢？靠的是用新颖的方式构建旧知识的碎片。旧元素，新构建，在过去没有先例，因此并不会完全对应作家头脑里先前形成的心理表征。用已有的心理表征元素组装一个新的心智模型和单纯“访问”已有的心理表征截然不同，这种情况类似于在综述论文或百科全书里列出确定的信息。前额皮质再次参与进来，因为它在“和心理表征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根据新需求对它们进行重新排列和配置。
每个作家都希望读者喜欢他的书，觉得它有趣而富有启发，我们想象出来的这位作家也不例外。为此，他必须进入读者的思想，切换立场，为读者着想，在自己的大脑里呈现出读者的内心世界。当作家因为“乏味”而删除一个段落，或是因为“有趣”而增加一则轶事时，他是站在读者的立场。他试图读懂假想中的读者的思想。我们知道，这种能力主要依赖额叶。
最终，书稿完成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幸运的是，我们的作家遇到了一位优秀的编辑，他用建设性的挑剔眼光核查书稿，这位编辑的工作同样受到额叶的指导——但是，是编辑的额叶。
额叶和心智衰退
编辑比我们假想中的作家年轻20岁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额叶不幸比其他大脑组织更容易受到老龄化的影响。但额叶的易损性并不意味着规范性智慧或规范性知识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也不意味着所有人的额叶都会同步退化。杰奎因·富斯特提出，前额皮质存储应对各种情形和解决各种问题的一般心理表征。他将它们称作“语义执行记忆”和“行动概念记忆”。由于这些记忆的普遍性可能不同，因此它们的组织有层次之分。和其他一般记忆一样，执行一般记忆相对不容易受到脑损伤的影响。这使得一名年老的公司CEO或一名年老的政治领袖能够保持有效执行力，尽管他们在做心理运算时已经存在某种认知衰退。（想想温斯顿·丘吉尔，虽然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但制定战略决策时仍然无懈可击。）
那些拥有“执行智力”的人在面对新情况、寻找最佳行动方案时具备相当明显的优势。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建成了一座装满“一般执行记忆”的大型“神经图书馆”，这些关于过往难题成功解决方案的记忆以吸引子的形式，全部或部分存在于额叶之内。他们的“神经图书馆”比大多数人的要大。因此，他们特别有可能找到新难题的有效“执行”解决方案，方法是琢磨它们与先前通过快速执行模式识别解决的旧问题的相似之处。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情感智力”和“执行智力”密切相关。到一定程度，情感智力也会在大脑里拥有一个确定的位置，这就是额叶。而存储在额叶里的执行记忆受情感智力的影响。
和老化的其他方面一样，额叶的老化率也因人而异。功能完善、寿命更长的额叶可能是老年阶段保持健全心智的关键。那些额叶运转状况良好的人，年老时保持神志清明的可能性最高。事实上，研究表明，那些生理功能更为健全的老年人拥有更为活跃的额叶。
即使如此，老龄化造成的额叶衰退主要影响的可能仍是为新情况找到“执行”解决方案的能力。但每个人对新旧的看法并不相同。由于大多数新情况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和先前的经验产生共鸣，因此尽管额叶退化，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建立了一座巨大的“一般执行记忆”的“神经图书馆”的人，可能仍然是卓有成效的问题解决者。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会讨论心智活动和心智运用如何增强潜在神经组织。额叶也是其中之一。因此，终身执行复杂决策的人年老时，要比早年执行相对一般的决策的被动“追随者”，更有可能保持额叶的神经完整性。
将执行能力和执行智力从柏拉图的精神领域拉回生物学大脑领域意义重大。不久前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采访者问我执行能力是否能培养以及如何培养。这个显然特别吸引企业高管的问题，应该也会引起公众的兴趣。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我们在个人生活的管理中都或多或少面临着决策“执行”。
我的回答有所保留。也许人们可以培养执行能力，搞清楚怎样培养也很重要。但能认清它在一些人身上天然存在，在另一些人身上天然缺失同样重要。和心智的其他生物学基础属性一样，执行能力并非人人都有。相比默认每个人都能轻易培养执行技能，企业领导人应该学习体育教练、舞蹈编导和音乐教师的惯常做法：寻找有天赋的人，将精力集中于指导天才，而不是浪费在所有新人身上。他们知道精明的选择是成功的关键。
这无疑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你该如何寻找天才？回答相反的问题可能更容易。比如，智商测试并不能找到天才。事实表明，最成功的企业高管通常智商并不特别高。他们的智商处于所谓的“高于平均水平至卓越”的范围，虽然值得敬佩，但没有超过预期，还差得远。与此类似，额叶严重受损（由中风、脑外伤或其他神经疾病导致）的病人往往维持了正常的智力水平，尽管他们执行有意义的行为的能力已完全被摧毁。
读者读到这里，也许已经充分理解了执行功能的复杂性。鉴于它多方面的性质，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显得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分别检测计划能力、注意力集中、心智灵活性、移情、应对新奇事物的能力，以及站在他人立场的能力等。
站在他人立场的能力尤其有趣。我们先前已经了解并认定，就连我的狗布里特，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这种能力，人类的这种能力肯定更为强大。洞察他人思想的能力在利他、合作和对抗的情境下同样重要。你也必须洞察他人的思想，才能当好朋友或竞争对手。长寿、成功的人通常都能做到上述两方面。
无论哪种方式，洞察他人思想的能力肇始于对他人的思想感兴趣。这种说法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我坚信对他人思想感兴趣是执行智力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
我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简便的方法可以用来测试对他人思想的好奇心这一心智属性，但我认为它非常适合于自然观察。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还是时不时提几个问题？在我看来，后一种行为类型展现出执行智力的潜力，而前一种行为类型，无论多么自负或自大，都表明执行智力不可救药。
根据个人经验，我印象中特别精明和富有洞察力的人往往会从你身上获取最多的信息，而不是炫耀自己的知识或聪明让你眼花缭乱。我们都遭遇过这样的情况，一些人自我炫耀到滑稽的地步。我曾目睹无知的人在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面前阐述世界观，在成就颇丰的音乐家面前发表对音乐的看法。我也遇见过在我面前自以为是的人，他们只不过在俄罗斯有过为期5天的旅行，就以一种权威的口气评判这个国家的命运。对于谈话的各方来说，这多么浪费时间啊！但是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