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的“阴”“阳”两面
在过去几十年里，研究人员在大脑研究方面不止打破了一项禁忌。和额叶一样，情感的大脑机制也是过去研究的“禁地”，直到不久前才对严肃神经科学开放。传统上，人们认为情感是心理学的“软肋”，严肃神经科学家研究感性领域有失体面。这种态度有点儿酸葡萄心理。直到几十年前，神经学家甚至还不清楚从哪里开始对情感进行神经生物学的研究。
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安东尼奥·达马西奥以及其他最终以严肃的科学方法开展研究的科学家改变了这一点。勒杜指出了杏仁体对情感起到的作用。杏仁体是旧皮质下组织，是“缘脑”的一部分 [1] ，它表明情感机制在相对早期的进化阶段就已开始出现。相反，科学界多年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默认假设是，人们在进行冷静、理性、不带感情的思考时调用的是大脑最年轻的新皮质。这等于把我们的内心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情感由“热情的”皮质下缘脑组织支配，理性思考由“冷漠的”新皮质支配。
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不可能准确，事实也的确如此。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无疑也涉及新皮质，而且，情感的皮质投射区是分开的：左脑参与积极情感，右脑参与消极情感。左右半脑在处理情感方面的分工是最近几十年神经心理学最令人兴奋的发现之一，也是本章的主题。
左右半脑情感分工的第一个迹象来自对脑损伤病人的观察。多年以来，临床医生一直知道左脑损伤经常会造成抑郁症，相反，右脑损伤经常会造成躁狂症，或是一种被误认为轻度欣快症的症状（起码是在临床上称作“漠不关心”的冷淡状态）。和正常人相比，这两种影响在左脑损伤患者和右脑损伤患者对各种情感刺激做出反应时尤其显著。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脑损伤对情感的单侧性影响是患者对自身障碍认识不足的后果。我们知道，成年人左脑受损会影响语言功能。由于语言是一种如此重要而又涉及诸多方面的技能，它的丧失不可能不被患者注意，因而也就成了痛苦之源。相反，右脑的功能缺失更加难以捕捉，很难通过内省察觉。患者通常不太容易发现这些功能的丧失，因而也就不会感到那么不安。因此，当你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沮丧而你却表现平淡时，可能就会被误解成欣快症。
事实上，右脑受损的患者经常觉察不到自身的障碍，这种现象被称为“疾病失认症”。环绕着这些患者的安宁氛围与他们都患有严重脑损伤的悲伤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疾病失认症通常表现为“左侧忽略”的形式，一种大脑不能正确接收和处理来自左侧外部世界信息的情况。这是因为将外部世界的信息输入大脑的感官通路相互交叉：左侧世界的信息传入右脑，右侧世界的信息传入左脑。当左脑发生病变时，患者一般很容易就能发现随之而来的障碍并尝试去弥补。但当右脑发生病变时，患者往往察觉不到后果而且更加无法弥补，因此左侧忽略会变得严重而难以治疗。
疾病失认症有时会表现得相当离奇，患者无法对外界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比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养老院的老人，他看不到餐盘里的牛排，于是将之归咎于护士的阴谋。不过，左侧忽视或忽略不仅限于视觉，触觉也可能受到影响，造成一种“异手症”现象。中风病人可能会患上这种病，他会否认自己的左侧身体，认为它属于别人，会即兴编造一个离奇的故事来解释“外星人”的手在他旁边干什么，却不认为是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
相反，因左脑中风而患上失语症（语言障碍）的病人往往能敏锐地意识到自身障碍并因此深受折磨，惊恐不已，泪流满面。这经常引起以下的猜想：这类病人的抑郁症是他们对自身认知损失的一种反应。
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比起患者对自身障碍认识程度的不同，左右半脑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半脑的范围很大，因此仅仅将特定症状与半脑中某处受损联系起来远远不够。弄清楚半脑中受损的确切位置非常重要。问题提出后，研究人员发现左额叶受损尤其可能导致抑郁症，这种可能性远远高于左脑的其他部位受损。
但这里有个问题。我们知道，额叶受损会导致疾病失认症。左额叶严重受损的病人不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障碍，因而也不会为之烦恼。因此，抑郁症与左额叶损伤导致的障碍认识无关，这几乎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命题。相反，右额叶受损通常会造成一种远远超过漠不关心的冷淡，这无法用障碍认识不能简单地做出解释。这样的损伤经常会导致躁狂症或极度欣快症。
研究人员还发现，左脑或右脑受损有时会引起极端的情感行为，它们同样无法用障碍认识不能的程度来解释。左脑受损的患者有时会发生病理性哭泣，右脑受损的患者偶尔会发生病理性欢笑。因此，这些情感变化必然与左右脑损伤联系起来。
下一步是研究正常人左右半脑和情感状态的关系。研究人员首次通过脑电图完成了这一研究，脑电图是20世纪70至80年代使用的主要技术手段。随后几年，功能性神经成像（PET和FMRI）的出现让我们能够更直接地窥探情感和左右半脑的关系。理查德·戴维森和他的同事对这类研究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
研究结果相当有趣。当实验对象观看含有愉悦信息的短视频或其他图像时，左脑的激活持续增强，尤其是左前额皮质。相反，当实验对象观看让人不开心或悲伤的图像时，右脑的激活持续增强，特别是右前额皮质。类似的对比在一个涉及财务问题的游戏中也很明显。当实验对象赚钱时，左额叶相对来说更加活跃。当实验对象亏钱时，右额叶相对来说更加活跃。科学家在研究了各种情感状态的大脑机制后发现了类似的效应。冥想能让我们沉浸于一种舒缓、内省的心境，此时左前额皮质活跃度增加，右前额皮质活跃度减少。科学家在对冥想中的修女进行研究时，发现左额叶的激活持续增强，而右脑各部分区域的激活都在减弱。
综上所述，对大脑损伤的研究以及对正常人神经成像的研究表明，左右半脑在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中发挥相反的直接作用。左脑调节积极情感，右脑调节消极情感：大脑确实有“阴”“阳”两面。 [2]
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情感风格的个体差异。戴维森及其同事发现，确实存在不同的情感风格，它们对应左脑或右脑的激活优势。有些人往往拥有积极开朗的性情，有些人则更容易抑郁。研究结果表明，他们的大脑在激活方式上始终存在稳定的区别，表现出不同的电生理特征。性情开朗的人左额叶较为活跃，而容易抑郁的人右额叶较为活跃。假如因为某种原因，左额叶激活受到破坏的话，悲伤和沮丧就会乘虚而入。同理，右额叶的激活和厌恶、恐惧之类的消极情感密切相关。即使是高度复杂的情感也受制于右脑的单侧性影响，比如社会排斥所带来的极端消极的情感反应。内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和她的同事在一个设计巧妙的FMRI实验中证明了这一点：试验对象在玩虚拟球类游戏时，会把一些人排除在外。
情感风格的差异以及它们与左右半脑的关系似乎是天生的，或者说它们在生命的极早阶段就已出现。研究人员发现，10个月大的婴儿手舞足蹈时左额叶的激活特别强烈，而差不多大的婴儿号啕大哭时右额叶的激活特别强烈。
左右半脑在调节情感方面的分工并不限于新皮质，它还涉及杏仁体。在健康的个体中，比起消极刺激，左杏仁体对积极刺激的反应更为活跃。当看见黑白面孔显露的惊恐表情时，焦虑型人群的右杏仁体夸张地活跃，抑郁型人群则表现出左杏仁体活跃度下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脑存在两个紧密结合的“情感回路”，每一个都包含左脑或右脑的额叶和杏仁体。事实上，研究已表明，额叶-杏仁体回路深度参与了和回报相关的决策过程，甚至包括从餐厅菜单中选择美味佳肴的过程。
就某些精神疾病而言，不仅大脑激活的方式不同，大脑结构的大小也不同。泛焦虑症患者通常右杏仁体特别大。相反，为了减轻癫痫发作而接受右杏仁体切除手术（称为前颞叶切除术）的患者丧失了识别恐惧表情的能力。
其他大脑组织也参与了情感管理，包括扣带回皮质（包裹在连接左右脑的大型神经束胼胝体外侧的带状古皮质）和丘脑的某些部位（将嗅觉之外的各种感觉投射到不同皮质区的核团）。科学家对这些组织的功能偏侧性知之甚少，但它们很可能和左右半脑的分工并行。
由此看来，前额皮质、杏仁体、扣带回皮质可能和其他组织协同调节情感的体验和表达，并且包含两套不同但并行的情感控制系统。左脑系统负责调节积极情感，右脑系统负责调节消极情感。当然，大多数现实情况都很复杂。比起甜蜜或苦涩，它们更可能是又苦又甜，就像“阴”“阳”两面，或是巴厘岛经典装饰设计的黑白符号。因此，在大多数现实生活的情境中，双侧额叶-杏仁体回路协同合作，但它们对情感平衡的贡献大不一样。
[1] 术语“缘脑”和“脑边缘系统”最早于20世纪中叶提出，现在已经有点过时，而且它们的神经解剖学定义并不精确。它们指某些大脑组织里的一个功能单元，比如眼窝前额皮质、扣带皮质、杏仁体、海马体，以及其间的连接通路，有时也包括某些丘脑和下丘脑的胞核。最近，这种功能单元已经受到研究的挑战。但是，研究人员仍按惯例使用“缘脑”这个术语。
[2] 不要把个人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混淆为识别和区分他人情感表达的能力。后者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似乎主要依赖右脑——可能是因为这类信息不太适合模式识别。
大脑分工应统一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觉，我们可以通过两条平行路径理解大脑半球特化的本质，它们既不会交叉也不会趋同。第一条路径主要涉及认知，它追求的是左脑负责语言，右脑负责视觉空间。我们知道，这是很多年来神经心理学的重要主题。第二条路径主要涉及情感，它追求的是左右半脑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关系。这是近来流行的一个观点。
神经心理学的这两条路径从未真正交织到一起。它们相互独立，遵循它们的神经科学家群体不同，讨论它们的科学会议不同，提及它们的科学著作也不同。尽管这种情况听起来可能令人吃惊，但完全不奇怪，因为并没有一种逻辑的或经验的方法，能够论证语言和积极情感之间以及视觉空间功能和消极情感之间存在内在关系。语言是一种情感中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情感等位的工具，它使用同样的方式及编码表达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同理，视觉想象也使用相同或相似的方式表达每一种情感。
用规范的科学术语来说，语言-视觉空间的区分和积极-消极情感的区分是正交的，彼此不可约减。这意味着什么呢？它们和左右半脑的平行关系只是巧合吗？科学的繁荣总是离不开简约的美学规则，也就是将众多观察结果归拢到内涵最少的规则里。简约规则历来被广泛用于科学论述，以至审美思考和解释说明常以一种几乎可以互换的方式混杂出现。具有表面价值的简单理论更加可信、有说服力，更可能被作为真理接受。相反，人们会下意识地怀疑复杂理论的真正解释力。就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理论而言，不同的主题必须统一。
按此标准，神经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对于大脑半球特化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正交的、看似巧合的本质应该感到不满和非常困扰。是这样吗？未必。科学领域已变得支离破碎，很多科学家只关心自己小范围内的知识秩序，不会跨越边界。但这确实引起了我的关注。我个人一直在持续探求能够将大脑研究的不同分支统一起来的简单理论。
前一章讨论的大脑半球特化的新奇-常规理论让我们急需以一种先前理论所没有的简洁方式将大脑半球特化的认知方面和情感方面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常规和积极情感，以及新奇和消极情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原理如下。
左脑负责常规认知。我们已经确定，大脑对被纳入长期记忆的信息具有高度选择性。在健全的大脑里，只有被证明在一段时间内有用的知识才会常规化并进入左脑的长期记忆系统。无用的信息（比如20年前的今天你吃的什么午餐）不会成为左脑存储的常规模式识别的一分子。因此，左脑存储的内容几乎都是“有用”信息，其效用对生物体有益。
相反，右脑负责处理新情况。当生物体可用的认知库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需要从头开始探索时，它就会启动。生物体能力和生物体需求的不对等会引发右脑的参与。对现状的不满，也就是对生物体糟糕处境的不满，会引发大脑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对脑生物化学的进一步研究突显了大脑半球特化在认知方面和情感方面的密切关系。我们知道，无论是结构上还是生物化学上，左右半脑都不完全相同。某些神经递质在右脑的分布要略多于左脑，尤其是去甲肾上腺素。另一些神经递质在左脑的分布要略多于右脑，尤其是多巴胺。
这种生化不对称会深刻影响认知和情感。动物实验表明，大脑内多巴胺水平的升高会引起过度学习的刻板行为，多巴胺与成功行为的奖赏和强化有关，多巴胺也影响快乐体验和成瘾。所以，多巴胺似乎负责调节积极情感和常规认知。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常规认知会把过去被证明是好的（成功的）经验编组。
相反，动物实验表明，大脑内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的提高会引起得不到满足的探索性行为，永不停息地寻求新奇。与此同时，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失常和抑郁症相关。所以，这种神经递质负责调节消极情感和探索性行为。这一点也意义重大，因为生物体无法满足自身需求同时导致了消极情感和对新解决方案的寻求。有趣的是，涉及抑郁症的另一种神经递质，也就是血清素水平的降低，会导致认知缺乏灵活性，这再次指向了认知和情感的统一。
你可能会提出以下疑问：左右半脑对情感的影响比不上它们对认知的影响吗？根据这种设想，积极情感和左脑之间的联系源自左脑对应于内在“好”情况的激活（生物体的需求和生物体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完美契合）。同理，消极情感和右脑之间的联系源自右脑对应于内在“坏”情况的激活（生物体的需求和生物体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无法匹配）。或者反过来，左右半脑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方面起主要作用，在处理旧情况和新情况方面起次要作用？
这有点儿像“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不仅无法回答，而且最终也没那么重要。但具有启发性的是，在情感体验过程中，新皮质区里的前额皮质特别活跃：积极情感激活左额叶，消极情感激活右额叶。我们知道，前额皮质在角色中心决策和角色中心情况评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前额皮质的功能是推测“什么对生物体有利”，而不是从抽象意义上不带感情地确定“什么是事实”。对我来说，这表示左右脑和情感的联系要次于左右额叶和认知的联系。
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大脑就是通过同步整合“纵向”回路和“横向”回路来调节情感。两个杏仁体回路负责即时的情感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固有或预装的），两个额叶回路负责调节基于理性认知分析的情感反应。输入皮质的理性情感反应和输入皮质下的本能情感反应，两者在额叶-杏仁体回路中相结合，从而产生纵向的情感整合。与此同时，“积极的”左额叶-杏仁体回路和“消极的”右额叶-杏仁体回路通过胼胝体和前连合相结合，从而产生横向的情感整合。
新发现带来的驱动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章已经探讨了情感和认知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左右半脑功能差异的联系，不过这多少有点抽象。显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感风格和认知方式。现在我们需要审视一下个人认知方式和个人情感风格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左右半脑之间的关系。
开始考虑这种关系之前，我们先试着想象服用了百忧解的斐迪南·麦哲伦或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据说在这些伟大的航海家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发明了百忧解，他们会吃上一两片在塞维利亚、里斯本和加的斯快乐狂欢，而不是去开启伟大的探险历程。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没有任何历史依据，这些形象只是我虚构的，否则欧洲人就不会发现美洲，也不会有如今的国际日期变更线。
虽然服用百忧解的哥伦布形象是幻想出来的，但它抓住了一个重要真理：驱使你去追求变革、探索未知的动力是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情感。它是一种不安分的有压力的情感，符合右脑的情感基调。追求探险，追求新奇，设想未来应该怎样，总是伴着对当下徘徊不去的不满。心满意足的人不会发现新大陆，不会环球航行，也不会实现科学创新。如果一切都很好，为何要烦恼呢？
开拓者的民间形象不是快乐的类型而是沉思的类型。很多伟大的作家、科学家和探险家都会患上躁郁症和抑郁症。饱受躁郁症折磨的心理学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深刻地分析了创造力和精神病之间的联系。
贾布洛·赫什曼（Jablow Hershman）和朱利安·莱布（Julian Leib）将躁郁症称作“开启天才的钥匙”。在一系列令人着迷的论著中，他们探讨了躁郁症对历史上那些富有创造力的正面人物和富有破坏力的反面人物的影响。他们认为，对人类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人物，比如贝多芬、拜伦、狄更斯、牛顿、普希金、舒曼以及梵高，全都出现过这种障碍。丘吉尔也备受抑郁症的困扰，他出了名的“脾气暴躁”以及惊人的文学创作速度均是轻度躁狂的表现。（米开朗基罗也患有抑郁症，但不清楚他是否患有轻度躁狂。）
躁郁症也影响了富有侵略性的“黑暗型”天才和奉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帝国建造者。根据赫什曼和莱布的研究，拿破仑、希特勒从“打天下”之初就患有这种疾病。凯瑟琳大帝的情人、掌握实权的俄国亲王波将金同样如此，他虽然因好莱坞式的波将金村臭名远扬，但同样以异常勤奋和高效著称。
其中一些正面人物（牛顿、丘吉尔）和反面人物（希特勒）都在前面探讨历史名人认知下降的章节里出现过。情感失调和认知下降同时存在于相同的个体可能不仅仅是巧合。广泛的科学研究证明，终其一生的抑郁也是引发痴呆症的危险因素。
将创造力和躁郁特质联系起来的说法很多，但都没有科学依据。我没见过任何能把轻度情感障碍和公认的天才联系在一起的严谨统计。要收集这样的统计数据，你需要考虑情感失调的天才和未情感失调的天才做过的所有事情，并计算二者的比例。你还要将这个比例和从普通人身上得出的类似比例进行对照。这是一项令人畏缩的任务，原因很多，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决定谁是天才[除非你借助查尔斯·莫瑞斯（Charles Murray）世界重要历史人物排名之类的名单]，否则你可能永远也无法完成。
不过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康妮·斯特朗和特伦斯·克特，通过更可行的方法，几乎证实了这一观点。通过进行不同的心理问卷调查，他们发现在性格构成上拥有艺术天赋的健康人比普通健康人更加接近轻度躁郁症患者。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消极情感特质”，包括非临床的轻度抑郁和躁郁，和创造力密切相关。类似的情况还有，研究表明，寻求新奇的特质在躁郁症患者中间特别常见。
当然，这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疑问：躁郁症的大脑机制是什么？它的神经功能原理是什么？如果你还记得，功能性神经成像和病变数据表明了左脑功能失调和抑郁症之间以及右脑功能失调和躁狂症之间均有联系，那么不同于抑郁症和躁狂症的躁郁症呢？初步证据表明，同一名患者处于躁狂状态和抑郁状态的大脑激活模式截然不同。但两者都是极端状态。躁郁症患者大脑活动有哪些稳定的特征？多数时间占据支配地位的激活模式是什么？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些患者的主要脑激活模式和抑郁症患者类似，和躁狂症患者不同。它由激活状态下的左脑控制，右脑则表现出正常的激活模式。
这种生理特征对应不满于现状的挑剔、固执的心理状态，从而引起了改变现状的倾向。周期性的轻度躁狂状态使得这种倾向超越了普通水平。对现状不满和周期性飙升的精力，这两者共同推动了创造性成就。 [1]
但一个人的情感基调并非恒定不变，事实证明，它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变化，而且确实存在“心灵的情感四季”。心平气和无疑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心态，但对年轻人来说，它可能会令你失望，它意味着过度满足、提早衰老、没有成就的职业、平庸甚至极度反常。年轻时的浪漫意象代表一定程度的不满和一定程度的不安，它们是激发勇气和反抗的内在张力。一项对过去几十年政治事件的粗略调查显示，学生是其中很多事件（或者大多数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学生运动到90年代的“印尼黑色五月暴动”。这是右脑情感基调主导下的一种激烈表达。
但随着我们老去，最理想的情感基调变了。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踏进人生的下半场，消极情感的影响力减弱，积极情感逐渐成为主导性情感基调。这反映在我们的大脑活动中：因为衰老，杏仁体对消极情感刺激的反应变得不那么活跃，但对积极情感刺激的反应并未改变。如此一来，天平便朝着有利于积极情感的方向倾斜，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左脑的情感基调成为常态。这些发现符合我们直观的文化观念。无论公平与否，一个不安分的八九十岁老人通常会被视作生活没有成就、生命周期未完成以及做什么都“为时已晚”的象征。年老时要心平气和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的文化成见。
这听起来可能和常识相悖，因为抑郁症也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抑郁症的发病率确实伴着衰老而增长，但骨质疏松、癌症、免疫抑制、脱发和很多其他疾病的发病率也在增长。衰老和抑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它只是人生历程中生命的有限本质和不断增长的患病可能性的一个表现。心平气和是正常的老年属性，但老年性抑郁不是。
因此，从年轻时右脑的主导到年老时左脑的主导，心灵的四季更替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展开：无论是关于认知还是关于情感。认知重心和情感重心都在从右脑向左脑转移，这令人信服地体现了认知和情感在我们心智生活和心智发育中的统一。
[1] 躁郁症存在几种类型。第I型最严重，经常伴有精神病，患者严重躁狂发作的同时伴有严重抑郁。第II型不太严重，轻度躁狂发作取代了完全躁狂。循环型严重程度最轻，仅仅是轻度躁狂和抑郁发作，几乎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