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单位之谜
所谓“单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单位是极其重要的，至少曾经重要过。改革开放以前，两个中国人见了面，如果是熟人，便问“吃了没有”；如果是生人，又没有经过介绍，便多半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在大街上骑车闯了祸，或者到机关衙门里去办事，警察和门卫都会问这句话。如果是女儿带了男朋友到家里来，那做母亲的，便几乎一定要问这句话。
单位，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存的依据。
单位首先是“饭碗”。一个人，如果在政府部门工作，便是“吃皇粮”；如果在国营企业里工作，便有“铁饭碗”；如果在三资企业工作，则有“金饭碗”；如果在不太景气的单位工作，也许捧的只是“瓷饭碗”“泥饭碗”，但也好歹有口饭吃；如果还在上学，则无妨视学校为“准饭碗”，事实上许多人的考大学、选专业，也都是考单位、选饭碗。总之，有了单位，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和一笔收入，可以养家口，毋庸顾虑没有饭吃。
单位又是“面子”。在大单位工作的人，面子也大，架子也大，小单位的人见了他就不敢摆谱。当然，没有单位，也就没有面子。岂但没有面子，恐怕还会被视为可疑分子和危险分子。在许多单位的门口，都竖着“闲杂人等严禁入内”的牌子，对无业游民是严加防范的。所以，当个体户刚刚出现，还没有成为“款爷”的时候，他们是吃不开的。他们自己心里也忐忑不安，老想着给自己找个单位，比如挂靠在某个国家或集体的单位，或把自家的小店堂而皇之地称作“公司”，这样才有面子。总之，单位代表着一个人的价值。两个人相互认识时，之所以要询问对方的单位，也是为了探知对方的身份和地位，以便掌握自己态度的分寸。而那些在大单位工作的人，也一定会把自己的单位，赫然地印在名片上。
单位还是“人情”。两个人的单位，如果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个人无论是否认识，也都有了“情面”。如果他们的单位是“上下级关系”“兄弟单位”“相邻单位”或“客户单位”，则关系又更进一步。这时，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什么要求，只要办得到，不太麻烦和困难，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双方单位的面子上，也得“做做人情”。或者双方单位并无关系，但对方的单位上有自己的熟人，也可以拉关系，套交情，甚至走后门。由于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原因，个人与单位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两个单位之间如果想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对方单位中熟人的关系，去托人情、套近乎。
更重要的是，单位不仅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还可以说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改革开放以前，国内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都会有诸如分配工作、安排学习、保证生活、组织娱乐、操办婚丧、照顾子女、保存档案甚至批准生育等功能，而且人无分男女，事无分巨细，都由单位负责。比方说，夫妻吵架，是可以闹到单位上去的；邻里纠纷，也是要由单位来调解的；被派出所扣留的肇事者，只有单位出面才能“领回”；当然，受上级表彰的获奖者，也应由单位派车或出资送他去领奖。总之，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喜怒哀乐，单位都“承包”了，正可谓“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你没有过多的要求和奢望，比方说，不想有过多的自由和主见，那么，在这样的单位里，应该说会感到母亲怀抱般的温暖，不用操太多的心，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所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找到了一个好单位，那就简直会终身受益无穷。难怪那些做母亲的要关心女儿男朋友的单位。因为这意味着女儿的终身是否确有依托。事实上，单位的关怀，一般都惠及配偶的。比方说，许多单位都规定，本单位人员去世后，单位负责其安葬；如果自己没有单位，则配偶所在单位也会负责其丧葬。这真是“生有所安，死有所葬”，岂非“终身”有靠？
单位与个人
这就难免让人产生一种与之融为一体的感觉和情感。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维护本单位的。尤其当他在外面，和外单位的人在一起时，总是会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本单位的立场上，替本单位说话，为本单位争名争利，争面子争实惠。如果外单位的人居然攻击本单位，指责本单位，即便对方说得有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原本也有意见，这时心中也会大起反感，觉得对方是在有意攻击自己，贬低自己，小看自己。这时即便为了自己的面子，也要奋起反抗，据理力争，和对方吵个面红耳赤。因为个人与单位既已融为一体，当然也就共有同一张脸。所以，两个中国人在一起说话，要想不伤害对方的面子，最好连对方的单位也不要妄加指责。同样，当着外单位人的面，也不能公开说本单位的不是。这样不但会引起同事的反感或义愤，连外单位的人也会莫名惊诧，除非对方是关系极深的“自己人”，又没有“别人”在场，才可以诉说。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到兄弟单位参观、学习、开会时，说自己单位各方面都不如对方单位，甚至“差得远”。因为本单位的同行者都知道，这是为了给对方面子而说的客套话，当不得真。不过，即便是这种客套话，一般也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而且要说得空洞，不能有太多的具体内容。当然，为了表示虚心学习的诚恳，也不能一点具体内容也没有。所以，这种话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如果由一行中地位最低的小青年来说，不但掌握不住分寸，还会有吃里扒外之嫌，而且对方也不会领情。
至于回到本单位，则又是另一副面孔。因为这是在自己“家”里，说话可以放肆，行为也可以随便。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本单位的一切福利待遇和种种好处，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要工资，要奖金，要级别，要职称，要住房，要……倘若不如意，便要闹情绪、提意见，比如称病不来上班，“磨洋工”，既不辞职也不工作地“占着茅坑不拉屎”，故意在吃饭时找到领导家里去让他不得安宁，给上级写信或在上级检查工作时去告状，让本单位领导难堪等。闹情绪的理由多半是“都是一个单位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比如晋级、升工资、分房）而我就不可以”；提意见的依据则多半是“看看人家单位是怎样做的”，“为什么人家可以我们就不可以”。
这时，单位又成了随时可以祭起即用的法宝。遇到这种情况，单位的领导往往自己就首先觉得理亏，于是极尽安抚劝慰之能事，就像父母拿糖去哄不听话、闹别扭、耍孩子脾气的子女。如果领导没有这样做，而是公然搬出规章制度来弹压，单位上其他人就会抱不平，认为该领导没有人情味。当然，如果不多少给一点实惠，只是“拿好话甜和人”，则又可能被视为滑头。高明的办法是设法调剂和弥补。比如张三李四年资能力贡献大体相当，张三升了级，李四没有，便可以安排一次公费出国等等。
上述种种，之所以虽然在逻辑上并无多少道理，却又被人公认为理所当然，就因为无论领导抑或群众，都在潜意识上把单位和个人融为一体。既然融为一体，当然也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事实上，许多单位，如工厂、学校，都会张贴悬挂这样的标语口号：“团结起来，振兴我厂（校）。厂（校）荣我荣，厂（校）耻我耻。”亦在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一体意识”。
同理，既然俱为一体，则单位上有的“好处”，也就应该利益均沾，人人有份，才是有福同享。当然，如果单位上有了困难，大家也应有难同当。这时领导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群众暂时放弃和牺牲某些个人利益，共渡难关。在这个时候，率先主动提出放弃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就叫“识大体”。也就是说，个人是“个体”，集合起来是“集体”，团结起来是“团体”。集体和团体当然是“大体”。因小失大，便叫“不识大体”，何况大小之“体”，早已融为一体？更何况单位上平时关怀我们，照顾我们，这个人情又岂可不回报？
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 群体意识，在单位上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挑剔的极致境界。
安身立命之所
实际上，单位的产生，正是“群体意识”所使然。
什么是群体意识？就是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物”。离开一定的群体，人就不能作为人而生存。因此，每个人，就都必须依附挂靠某一群体，以为“安身立命之所”。所谓“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精神有所依托。无此依靠依托，便如无本之木、无水之鱼，身既悬于空中，心里当然也没有着落。要知道，中国人是不但生前要有依托，就连死后也要有所归宿的。于是，有钱有势如皇帝，便在生前大造其陵墓；无钱无势如平民，则大造其棺材。在旧中国，稍有积蓄者，都要在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欢的棺材，堂而皇之地放在家中，既是安慰也是装饰。孝子在父母生前为他们打一副棺材让他们高兴，病人临终前望着棺材而心满意足，似乎一生的劳累就只是为了这一归宿。
怕死、讲吉利的中国人，偏偏对棺材“情有独钟”，表面上看匪夷所思，细细一想却大有道理。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固然怕死，却更怕死无葬身之地，成为孤魂野鬼。所以放一副棺材在家里是极其荣耀的事，也是非常吉利的事。它不叫棺材，而叫寿木，每年都要油漆一次。油漆的次数越多，就越荣耀，越吉利。因为它不但意味着主人的长寿，也意味着他有能力把握生前，安排死后。相反，如果死后连棺材都没有一口，则多半意味着生前也“身无所凭”。总之，无论生前死后，都要有所依靠，有所依托，有所安顿，否则便会导致强烈的失落感，“累累若丧家之狗”。狗尚且不能丧家，而况人乎？
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当每个个体都有着或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时，便是“天下大治”之日。反之，则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民众流离失所。“流”是“流失”，即个体脱离群体；“离”是“离散”，即群体趋于解体；“失所”当然就是人们失去安身之所了。大多数人流落他乡，流浪于道路，成为流民乃至流寇，则天下焉能不乱？天下大乱自然人心浮动，或者说正因为人心浮动才天下大乱。浮则动，动则乱。可见乱因浮起，而浮也就是没有着落，也叫“悬”或“悬浮”。所以，“平定天下”，也就是“解民于倒悬”，并“厝天下于衽席之上”，让每个人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有个地方安身，各得其“所”。
古之所，即今之“单位”。
所，从户从斤，也就是家。家当然是最可靠的。小孩子受了欺负，多半要回家告状；成年人闯了祸，首先想到的也多半是逃回家去。家不但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提供爱情和庇护。更何况，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家又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在经济来源和社会心理两方面，保证了一个人的安身和立命。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离家出走而浪迹天涯。这时，他们也往往要寻求一个类似于家的群体以为寄托，如行会、帮会、门派、党派。于是，当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取代了“家有制”，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必须“离家出走”，到外面甚至外地去谋生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投靠”的单位看作一个家庭，而“出门靠朋友”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出门靠单位”。
事实上，单位也并不否认自己具有家的性质和功能。许多单位都有诸如“以厂为家”或“以校为家”这样的口号。家里是要有饭吃的，因此单位要管饭；家里是要能睡觉的，因此单位要分房；家里是要有衣服穿的，因此不少单位要发衣服。这些衣服虽然叫作工作服，其实并不一定只准工作的时候穿。当然，家庭也必须温暖温馨，因此单位要组织各种活动，比如春节团拜或假日旅游，这才能使人产生在单位即是在家里的感觉。
看来，单位之所以具有前面所述那些“包揽一切，关怀备至”的职能，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的需要，毋宁说是一种心理的需要。
恋母情结
这种心理需要无妨称为恋母情结。
中国人不论男女，都一律“恋母”的。因为母亲的怀抱和胎腹是我们最早的“安身立命之所”。前面说过，“身”这个字，无论甲骨、金文、篆文，都是像一个人怀胎之形。它对于母亲来说是“身孕”，对于胎儿来说是“安身”。胎儿出生后，又要在母亲的怀抱里哺育成长。甚至睡觉，也要在母亲的怀里才能安睡。那可真是“俱为一体”又“血肉相连”。
单位也一样。当然，一个人新到一个单位，还不会一下子就有这种念头，这正如一个婴儿的形成，必得十月怀胎一样。但久而久之，只要这个单位确有家庭般的温暖，这种情感便油然而生，甚至调走之后，还会怀念。哪怕是因待遇不公愤而出走，在愤恨之余，也仍会多少有些怀念。这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愤而出走的人自己咒骂原单位即可，如果别人也来参加咒骂，则又可能“翻脸”。在这里，不但有面子方面的原因，也未尝没有情感方面的原因。
中国人之所以特别依恋母亲，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幼儿的哺育期特别长。现代医学证明，婴儿吸食母乳可获天然的免疫力，但断奶太晚则又会导致缺钙。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恰恰具有这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是极其注意“免疫力”的获得，比如不要读“坏”书，不要唱“坏”歌，不要看“坏”电影，不要沾染坏习惯，不要受精神污染；另方面，却又往往忽视“钙”的补充，比如很少教育子女和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等，更遑论鼓励他们接受一点“离经叛道”的观点，或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两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乖”“听话”，或者说，“好”。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到了单位要做“好同志”，其结果是造成一大批精神上心理上永不“断奶”的“好人”。这种人好则好矣，可惜多少都有些“软骨病”，不“靠”上什么，自己就站不起来。我认识一位女研究生，是很典型的乖学生。朋友们热心地帮她介绍了一位很出色的男研究生做对象，得到的回答却是“回去问问导师再说”，弄得大家十分扫兴。
正是这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永不“断奶”，造成了人们严重的依赖感。比如大学里的新生，往往要由父母送进学校，并代为报到。又比如一个人新到某地，便一定要有亲朋好友或接待单位去接站，安排食宿，代购回程票。亲朋好友或接待单位往往也习惯于这样去做，否则便是不近人情。小事尚且如此，遑论终身大事？于是便有这样的怪事：一个青年在选专业、找单位或搞对象时，竟会把一切事务都交给父母、亲朋或单位上、组织上去操心代劳，自己则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
这样一种总是想“吃奶”又严重“缺钙”的人，当然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可靠”的单位。事实上，单位也往往视事事处处都依靠自己的人为可靠对象。这看起来有些滑稽，却又是事实。一般地说，任何单位对那些“听领导话”的干部职工总是优待有加，而对那些“不太听话”“爱提意见”“爱出头”“闹别扭”的“刺儿头”，则往往要将他们“入另册”。这些人在单位上，也往往占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并不主张大家都应该和领导闹别扭，持不合作态度，更不主张员工应该违纪乱法，胡作非为。但同样地，也不主张以“听话”与否来分别亲疏。遵纪守法和令行禁止是必须的，盲从和依赖则不应提倡。其实，不少人的不太听话，只不过是希望自己独立思考；爱提意见则往往因为有着“事事关心”的爱，否则何苦要来管“闲事”？相反，有些人虽然当面从来不提意见，但背地里也未尝不嘀咕，暗地里“吃”起单位来，也毫不嘴软，而一旦有难，却又因平时早有只知听话不会拿主意的印象，正可以躲到一边去“凉快”，或“脚下擦油，溜之乎也”，这种人，才真正是靠不住。
不但个人有依赖感，而且单位也有依赖感。事实上，国内许多企事业单位，都因有国家和政府的扶持和资助，才“赖”以生存。一旦因改革的需要而宣布“断奶”，便立即失去了生存的能力。甚至各级地方政府，如乡、镇、县、地、市，对上级政府，如省、自治区、中央，也十分依赖，要钱，要物资，要人才，要援助。一到扶贫工作组下来调查，大家便一起争相哭穷，因为大家都深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结果是谁叫得最凶，谁占的便宜就越多。扶贫款一到手，立马花掉，然后下次再要。至于怎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贫困落后局面，则较少考虑。反正“母亲”不能看着自己的儿女没饭吃，何妨“今朝有奶今朝吃，明朝无奶再叫娘”？
二 公与平
所谓“公”
个人向单位伸手，地方向中央哭穷，之所以那么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不安之感，就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孩子向妈要奶吃，是天经地义的事。“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有钱用向‘妈’要，没有东西到‘家’里拿（国有企业的许多资产就这样流失）”，有什么不对？岂但“并无不对”，而且“合情合理”。这“情”，就是前述“恋母情结”；这“理”，则是所谓“公平合理”。公平合理当然没什么错，问题在于什么是“公”，什么是“平”，要合的又是什么“理”。
先说“公”。
“公”有两义，一是“公有”，二是“公平”。什么是“公有”？在中国人看来，所谓“公有”，也就是大家共有。比如家有，就是家人共有。国有，则是国人共有。如果是几个人合伙、入股、集资、凑份子，则归这几个人共有，也是“公”。反正，只要不是“私”（个人所有），就是“公”，叫“背私为公”。
公有既为“大家共有”，自然“人人有份”。而且，越是“公”（即共有者越多），就越是“人人有份”。所以公路人人可走，公车人人能坐，公园人人该游，公费人人得花，公费吃喝当然人人该来。如果别人有份而自己没有，便要大叫“不公”，可见“公”就是“人人有份”。至于建设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爱护公共卫生，保卫公共财产等，则又当别论。因为这不叫“人人有份”，而叫“人人有责”。“人人有份”是“公”字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启发，人人皆知；“人人有责”则似乎大家都不知道，必须诉诸教育，时时提醒。所以街头巷尾的标语，只会写“爱护公物，人人有责”，绝不会写“公费吃喝，人人有份”，然而号召力却正相反。
既然“公”就是“人人有份”，那又何必区分公私？更无妨“化公为私”。比如用公家的车接送自己的亲朋，用公家的电话谈私事，用公家的稿纸写私人信件，用公家的电脑玩电子游戏等等，更遑论以权谋私或多吃多占了。问题不在于这些具体行为，而在于其“理论根据”：“咱们连人都是公家的，拿点东西算什么？”也就是说：“我是公家的，公家的当然也就是我的。”这不是“公私不分”的必然逻辑么？我就曾亲见一个逃票的乘客在车上理直气壮地和乘务员大吵：“公共汽车么，要什么票！”很显然，在一些人看来，所谓“公共”的，就是“人人有份”的。人人有份，也就人人都可以去“吃”一口。唯其如此，阿Q才胆敢公然去摸小尼姑，而且摸得理直气壮。因为在阿Q及其同志看来，僧尼既已“出家”，当然“无私”。无私即公，即共有，即人人有份。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甚至就连国家政权也是“人人有份”的。当年，刘邦因蒯通劝说韩信谋反，要把蒯通下油锅，蒯通便同样理直气壮地说，秦王朝既然丢了自己的“鹿儿”（政权），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当然是谁的个子高腿子长跑得快，谁就得到它哪！也就是说，帝位这只“鹿儿”，原本人人有份，那么你刘邦“摸”得，难道韩信就“摸”不得？可见“人人有份”的思想，也是由来有自。“天下为公”么！只是到了后来，“天下为家”了，一般人不敢再有非分之想，“人人有份”才变成了“人人有责”。
然而所谓“人人有责”其实往往是扯淡。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靠不住。你想，天下兴亡那么大个事，匹夫匹妇们如何负得了责？也不过是为某些人的假公济私、盘剥百姓提供一个借口罢了。比如借口“国难当头”而多征税款，或者借口“建设乡梓”而大刮地皮。事实上，历史上的贪官污吏在中饱私囊的时候，野心家、阴谋家在篡国夺权的时候，都无不打着“为公”“为国”“为天下”“为人民”的旗号。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遮人耳目，另方面却也未尝没有使自己更加理直气壮的心理因素在内。似乎只要这样一来，他们无论如何谋私，便都师出有名了。在这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干得要算最为“出色”。他们干脆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运动，在最大限度地剥夺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思想权、隐私权等一切权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权欲。比如康生，就曾经趁“文革”中“破四旧”之机，搜刮了一大批国宝级的文物；现如今的那些巨贪国蠹，则不知侵吞了多少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这些事情，难道咱老百姓也有责？这些东西，难道咱老百姓也有份？
所以，谁要以为天下为公，他便当真事事都有份，那他就是犯傻。
所谓“平”
人人有份就是公，大家一样则是平。
什么是“平”？平就是均等、齐一，如“平起平坐”是地位相等，“平分秋色”是各得一半。一个群体，一个单位，怎样才算齐一均等？当然是吃喝拉撒大家都一样。
正如“人人有份”是“公”字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家一样”也是“平”字的天经地义之理。平，既表示状态，如平静、平安、平坦，也表示动作，如平定、平息、平抑。那么，为什么要用各种动作去“平”？还不是因为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多，有的少——“不平”。这就要“铲平”。一旦铲而平之，张三不多拿，李四不多得，王五赵六也一样，也就大家心理平衡，人人心中平静，从此天下太平。
公则平。公，就是承认人人有份。既然人人有份，何来多少不一？更不用说有的有，有的没有了。观念和道理是要落在实处的。这个“实处”，就是分配，就是种种实惠。如果嘴巴上说人人有份，具体到分配时，又大家不一样，谁相信你那个“公”字？可见，公（人人有份），是“平”的前提；平（大家一样），则是“公”的体现。公不公（有没有份），就看平不平（一样不一样）。
相反，不公则不平。因为“公”既然就是人人都可“吃”，那么，如果别人“吃”了自己没“吃”，也就等于吃亏。所以，一旦待遇不相等，分配不相同，就会“不平”。不但当事人要“鸣不平”，旁观者也要“抱不平”。道理也很简单：既然是公有，是人人有份的，凭什么你有我没有，或者你有他没有？既然大家都该有，为什么有的少有的多？这就“不公”。可见，公，就是“公有”加“公平”，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样”，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而且所有的人都一样多。这就是“理”，就是理所当然，天地良心。
当然，“平”也不仅指待遇和分配，还指贡献和付出，比如“打平伙”，就是大家出钱出力一样多。如果有人出钱出力时“偷奸耍滑”比大家少，分配享用时却又要“平起平坐”和大家一样多，同样也会有人“愤愤不平”。最好是大家贡献一样多，分配也一样多，既无分你我，亦无分公私，人人都有份，大家都一样，才是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
单位便正是“太平梦”的现实化。
单位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是相对小而言的。什么小？个人小。什么大？集体大。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和不成气候的，群体则是伟大的、举足轻重和战无不胜的。想想看吧！人生，如千古之一瞬，怎么长久得了？个人，如沧海之一粟，又如何大得起来？当然只有集合起来才能大。海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容纳百川；河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不拒细流；国之所以大，则因为它统摄万民。所以只有群体才是大，叫一大群；个体则是小，叫一小撮。当然，群体也有大有小。大可以大到全中国，小可小到本单位，但单位再小，也是“群”，因此“大”。
个人是“小”也是“私”，集体是“大”也是“公”。可见大就是公，公就是大，大公则无私。何况通常所谓“单位”，基本上都是属于国家的（私营企业则往往不好意思叫单位），比如国家政府机关或国家事业单位，那就更是“一大二公”了。
这就非想方设法做到“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不可。比方说，不断扩大单位编制，把本来可以一个人承担的工作分给几个人做，也包括让在岗职工提前退休，由其子女顶替；尽可能地缩小分配之间的差距，在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而不得不定出工资级别的情况下，一方面尽量缩小级差，另方面则规定各类补贴和福利待遇相同或相近；在厘定级差时，尽量主要依据社会上约定俗成、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标准，如年功和资历，即工龄长、资格老的多拿一点，反之则少拿一点，而把能力、才干、贡献等“说不清”的所谓“软指标”放在一边，并尽量做到“公正”而不“偏私”。尤其是那些事关日常生活的福利待遇，不可以给谁不给谁，差别也不可以太大。事实上，即便等级分明的那些单位，也会有搞平均主义的时候，比如舞票、戏票、电影票每人一张，过年过节时每人都分一斤苹果两斤梨等等，和水泊梁山上“一样的出力杀敌，一样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差不多。
但水泊梁山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以不断地打家劫舍为资源的。咱们既然不能到外国去“打家劫舍”，那么，在机会不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又该如之何呢？
也就只好吃大锅饭了。
大锅饭
平心而论，大锅饭也未必就不好。当真能做到“人人都有份，大家都一样”，或者能敞开肚皮吃，不用争不用抢也不怕锅里没有，有什么不好？至少是省去许多纠纷和麻烦。中国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东西少点不怕，只要能做到“均平”，也就“太平”。
问题是你要做得到！除非把单位都变成水泊梁山。然而，即便水泊梁山，也并非真的都一样。虽云“一样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但毕竟各人酒量食量并不相同，何况还有座次之别。更何况，“一样”并不见得有多好，“不一样”也不见得就多么不好。因为“一样”，可以是“一样的”出钱出力，也可以是“一样的”不出钱出力；可以是“一样的”少得少拿，也可以是“一样的”多吃多占。如果把是否“一样”当作唯一准则或最高准则，那么，两种不同结果作为可能性，应该说同时并存，完全“一样”。
这就必须引入其他机制来进行引导。在水泊梁山，靠的是哥们义气；在单位，则靠思想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抓得紧，社会风气正，领导干部能够带头的情况下，结果就比较好，反之则可能会不可收拾。但是，思想教育虽然有用，却并不万能，因为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现实的状况只能用现实的力量来改变。所以，还必须有一系列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和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法和手段来加以调节。这些经实践证明是屡试不爽、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平摊”，主要用于需要出钱出力的时候。大至集资建机场、修公路、盖厕所，小至单位上操办婚礼和打扫卫生，都可以照此办理。单位可以向个人摊派，上级也可以向单位摊派，还可以层层摊派。这是吃亏时的“大锅饭”。虽然吃了亏，但因为是平摊，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所以即便心里不高兴，也没有话说。
第二是“平衡”，主要用于可能发生“倾斜”的时候。“倾斜”就是“不平”，好比一架天平，一边盘子里东西多了，就要在另一边加砝码，才能平衡。比如某同志年事已高又不能胜任工作，必须让他退下来，为了怕他心里不平衡，就在退休之前先提一级，一提一退，正好“平衡”。又比如，甲同志晋升了职称职务而乙同志没有，便让乙同志评优，多领些奖金，这样，“堤外损失堤内补”，心里也好过些。每个单位的领导，差不多都会这一手。这种办法也可以用于对待单位。比如，分配各种权益配额时，大单位理应得得多，但是小单位也应适当照顾，多少给一点，否则便会太不平衡。甚至选代表，选理事，选董事，选委员，对于诸如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妇女界、侨胞等等，也要有所照顾，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懂事”“理事”，有参政议政能力，就不一定“顾”得上。总之，每当评奖、评优、评先进、评职称时，就要分配名额，而且最后要由最高仲裁机构来“平衡”。
第三是“平列”，主要用于论功行赏的时候。为了平衡，往往将有关人员统统开列上去，“见面分一半”，利益均沾。实在平列不了，便轮流坐庄，今年我评优，明年轮到你，后年轮到他，最后仍是“平列”。也有获奖者把奖金拿来平分的。如数额不多，请大家一起来“撮一顿”，也是办法之一。因为贡献是大家的，荣誉是集体的，岂能让人“独吞”？独食难肥，还是大家一起“吃”下去为好。谁要不懂这个道理，那他在单位上就休想“做人”。
第四是“平抑”，主要用于有人硬要“出头”的时候。“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一般人是不敢出头的。有了功劳，一定要归功于集体，甚至在客观上造成归功于众的“事实”。比如《水浒》第八十六回写宋江大战贺统军，贺统军明明是被镇三山黄信一刀砍在马头上摔下马来的，但因又有杨雄、石秀、宋万赶到，“众人只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把贺统军乱枪戳死”。可怜贺统军，只因梁山好汉要平抑功劳，竟不得全尸。这种自我平抑的做法自然是很高明的。如果一个人不会做人，硬要风头出足、好处占全，众人便会来平抑他，比如扣上“骄傲自大”“脱离群众”“有个人野心”之类的“帽子”，或者找个茬子趁机收拾他一下，让他知道利害。谚云：“人怕出名猪怕壮。”道理就在这里。猪太肥了，就会被宰；人太出名，就会挨整。所以越是出名，就越要谦虚谨慎，特别是待人接物时，要多给对方面子。因为你的面子大，人家心里本来就不平衡，但如果你和他“平起平坐”，他等于毫不费力地便得了个同样大小的面子，自然立即平衡起来。
总之，平摊、平衡、平列、平抑，着眼的都是“平”，即大家一样。“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要超过谁。”但是，按照辩证法，大家都好，其实也就是“大家都不好”；大家都要吃，其实也就是“大家都不吃”。某大学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某系几个人争一个教授晋升指标，相持不下，最后是大家都不当，指标上交，从此天下太平。
铁饭碗
显然，这样的一种“平”，是表面上的公平掩盖着骨子里的极度不公平。它连蒯通所谓“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的境界都达不到，还奢谈什么社会主义？饭是要养人的，大锅饭养什么人呢？恐怕只能造就平庸，培养饭桶。平就是“平凡”即“不优”，庸就是“庸常”即“不异”。不优不异又不少“吃”，非饭桶而何？
大锅饭对国家民族也没什么好处。因为所谓平摊，实际上是不论差异；平衡，实际上是不讲原则；平列，实际上是不识好歹；平抑，实际上是不准竞争。何况还有“平息”，是“不明是非”；还有“平调”，是“不看贡献”。所谓“平调”，就是把贡献大、出力多的地区、单位创造的财富调给贡献小、出力少的地区、单位，让大家在分配上一律“扯平”。这是不折不扣的“鞭打快牛”“奖懒罚勤”。表面上一视同仁，实际上厚此薄彼，而且其所厚者，又是能力较低的弱者。从情理上讲，这好比父母偏爱或更心疼子女中的“弱智儿童”，倒也情有可原，但绝对理无可恕。因为其结果，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弱化，让人人都变成“等、靠、要”的“伸手派”，这是断然不会有前途的。
所以，吃大锅饭的单位，便变成了弱者的天堂，强者的牢笼。这也是弱者往往醉心于找一个“可靠”的单位，而强者每每想要跳槽的原因。不过实施起来，却又每每是喊得多，做得少，其原因自然是复杂的，比如欠了单位的人情或碍于领导的面子。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则往往在于与“大锅饭”息息相关的“铁饭碗”。
所谓“铁饭碗”，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它意味着一种身份，如“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或“国家干部”。有了这种身份，便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和“闲杂人等”区分开来；有了这种身份，也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可以和“无业游民”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份一旦获得，便轻易不会丧失。即便调动工作，换了单位，在这边吃大锅饭，在那边也吃大锅饭。调到民营企业的，仍可保留身份；企业即便破产，国家也有义务为其重新安排工作。总之，有了这种身份，就永远“有饭吃”，所以是“铁饭碗”。
其次，有了这种身份，只要在单位上不犯错误，准确地说是不犯大错误，其职务、职称、级别、待遇，一般都只升不降，临退休还能升一级，退休后还能领退休工资，退休工资有时还能随物价的上涨而上升，直至终身，所以是“铁饭碗”。
最后，有了这种身份，并在一定的单位工作，还意味着有一套住房，以及一系列非工资可以替代和估算的福利和好处。正因为不可估算，所以格外诱人；也正因为无法替代，所以不可轻弃。如果要跳槽，就得对这些附加的“无形收入”进行估算，其结果往往是“铁”了心在原单位待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铁饭碗”。
由于铁饭碗有这么多好处，而这些好处又主要由其所在单位来兑现，而且为此单位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进人指标”“户口指标”“建房指标”等），因此，一个人，一旦端上了一个单位的“铁饭碗”，则他与这个单位之间，就有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且是一种“铁”的关系。单位既无权随便开除他，他也不能随便说走就走。除了制度的限定以外，也还有心理上的原因，即自认为欠了单位的“人情”，应以安心工作来作为回报。他这样认为，领导和群众也会这样认为。比如一个人，原本是没有什么“身份”的，单位上把他调来，落了户，分了房，又公费送出去学习进修，混到了文凭，又凭此而提了级（依“大锅饭”和“铁饭碗”原则，一旦提升，调出去也可保留原级别），本应“报效”的，现在却公然要跳槽，另攀“高枝”，则舆论便会一致指责他“没有良心”。所以许多人的调动，往往趁单位“亏待”了自己（如职称没评上，房子没分到）时提出，这样对舆论可以理直气壮，于自己也心安理得。
显然，这种“铁”的联系，不但造成了“想走的人出不去”，也造成了“想进的人进不来”。因为人才固然是单位的私产，职位同样是人才的饭碗。如果从外单位引进人才，则置本单位的人才于何地？这种对外有“挖墙脚”之嫌，对内又有“抢饭碗”之虞的做法，实在风险太大。所以世故一点的领导，就宁肯抱残守缺，得过且过。反正事业是国家的，成就是集体的，单位办得好不好，关我屁事！人才既然不能“流动”，单位当然也就“死水一潭”。如果再加上“近亲繁殖”（徒弟接师傅的班，学生接老师的位），那就更会“同则不继”，缺乏活力了。
三 窝里斗揭秘
传统节目
然而，真正的“死水”是没有的。
道理很简单，就因为生命在于运动，物质也只存在于运动之中。所以，一潭死水，只不过水面的平静掩盖着水底的波澜。自我封闭的单位，既然不能向外运动，便只好向内运动；既然不能向外用力，便只好向内使劲。
这就形成了“窝里斗”，文雅的说法叫内讧。
窝里斗是中国历史的传统节目。从《春秋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开始，就一直上演得轰轰烈烈。郑伯即郑庄公，武公之子；段即共叔段，庄公之弟。段仗着老娘偏心疼爱他，便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反倒闹独立，搞分裂，想取而代之，结果被庄公一鼓荡平。《春秋左传》拿这件事做开场锣鼓，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颇有戏剧性。因为一部中国史，除数得清的几次抵御异族外敌入侵外，差不多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部斗争史。东周的“问鼎”，楚汉的“逐鹿”，三国的“征战”，魏晋的“逼宫”，晚唐的“割据”，五代的“易主”，宋太祖的“陈桥兵变”，明成祖的“南下清君”，还有雍正爷的“屠兄残弟”。子篡父，臣弑君，嫡庶夺位，兄弟相残，朋友反目，不亦乐乎。与此相反，从公元前1595年赫梯灭古巴比伦，公元前十二世纪多利安人南下灭迈锡尼始，到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再到后来的殖民战争，一部西方史，则可以说是西方人的对外征服史。难怪有人说西方文化的象征物是十字架，四面出击搞扩张；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是太极图，阴阳两极窝里斗。
自家窝里斗不说，还要把外人、外族扯进来掺和。公元前639年，周襄王因劝阻郑国伐滑一事在郑人那里丢了面子，一怒之下，首先想到的便是借狄族的武装去讨伐郑国。襄王此举，便正是两千多年后清政府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滥觞了。所以鲁国的大夫季孙为了防止鲁国国君“引外援而除内患”，便要先下手为强，胡乱找了个借口要去攻打颛臾（鲁的附庸国）。而孔子听说后则不无讽刺地说，依我看，季孙先生的忧患，恐怕不在颛臾，而在宫中当门的小墙（萧墙）里面吧？到底是圣人啊！“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国如此，家亦然。一部《红楼梦》，亦无妨看作贾氏家族窝里斗的内部斗争史。又是“毒设相思局”，又是“抄检大观园”，又是“愚妾争闲气”，又是“刁奴蓄险心”。主子和主子斗，奴才和奴才争。装神弄鬼，以假乱真，落井下石，借刀杀人，兵书上的种种计谋，在这里都有用武之地。无论是伶牙俐齿却工于心计的凤姐，还是同样口角锋芒却性情爽利的晴雯，背后都遭人暗算，而她们自己又何尝不算计别人。就连一个极不起眼的粗使丫头四儿，只因宝玉对她好，众人怕“夺了地位”，竟把一句玩笑话当作大罪名，打了“小报告”到王夫人处，结果被撵了出门。就连一个小小的厨房，也要上演一出“改朝换代”“抢班夺权”的闹剧，结果是“一枕黄粱”，卷包而去。大观园温柔富贵乡里，真是步步风险，实不亚于江湖。主子们固然作威作福，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奴才们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灯。第五十五回平儿对那些仆妇们说：“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奶若是略差一点儿的，早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众人都道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的。”倒也至少有一半是实话。同样地，“主流派”（王夫人、王熙凤等）固然风光占尽、飞扬跋扈，“非主流派”（邢夫人、赵姨娘等）也不甘下风，时时都在窥测风向，制造事端，以求一逞。总之，主仆、嫡庶、父子、兄弟、姑嫂、妯娌之间互相猜忌、欺诈、仇恨、争夺、陷害甚至残害，端的称得上是“窝里斗”之“大观”。可惜这里无暇细审，只好留待将来另书专论。
经典手法
窝里斗作为“传统节目”，不但其历史十分悠久，而且其手法也大多是祖宗嫡传，以后又经发明创造，补充修正，早已五花八门，无从细说。不过，总其大端，最为“经典”的，大约有以下几条：
一曰“拉帮结派”，俗称“抱团儿”。大至国家，有各种政治派别和势力集团，如三国时代曹魏集团、刘汉集团和孙吴集团；小至单位、家族，也会因身份、地位、年龄、资历、出身、籍贯、气质、性格等等各种因素形成各种派系，结成各类团伙，其中最起作用的又主要是利害关系。所以这些派系和团伙又会时时发生变化，既有人加入，又有人叛离，但“抱团儿”则是永远必须的。因为个人很渺小，必须依靠集体力量。独木难支，孤掌难鸣，任何孤家寡人在这种斗争中总难免败北。“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连皇帝都要有心腹亲信，何况他人？所以非得抱团儿不可。既然抱了团，就要有团伙意识。所以中国人一事当前，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不是站在这一边，便是站在那一边，自觉地维护本帮本派的利益。谁不这么做，就是吃里扒外，从此没法做人。
二曰“飞短流长”，俗称“倒闲话”。“抱团儿”是窝里斗的先决条件，“倒闲话”则是窝里斗的主要手段。这种斗争，虽然谈不上是推翻一个阶级、夺取一个政权，但同样也要先造舆论，然后才好实施打击的。然而，它又毕竟是窝里斗，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还得加以维护，因此不能公开“鼓噪”，只能背后“嘀咕”，于是“舆论”便变成了“闲话”。闲话也者，闲言碎语之谓也，无非是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捕风捉影，指桑骂槐，上不得台面，杀伤力却不小。弄大了，能置人于死地；再不济，也能让人心烦意乱，不得安宁。所以窝里斗的老手，鲜有不使用这一招数者。这一点，本书第九章有详尽论述。
三曰“吹毛求疵”，俗称“找茬子”。“瓜无滚圆，人无十全”，谁还没个三差两错？但既然人生即表演，那么，任何人一上“台”，扮演了某种社会角色，便务求完美无缺，一投手，一抬足，吐字行腔，都要字正腔圆，否则“看客”就不满意，就要喝倒彩。站着说话腰不疼，“挑毛病”总要比“做事情”来得容易。大家既有此权利，又不花什么力气，那就不说白不说。“天高皇帝远”，中央的事咱管不着，本单位的事则尽可说长道短，指手画脚。有此心理基础，内讧专家们便可拿着放大镜，到鸡蛋里面去挑骨头。一旦发现“问题”，便大加攻击，小题大做，无限上纲，完全不必担心没人响应。
四曰“无事生非”，俗称“造乱子”。也就是制造事端，乱中夺权。因为窝里斗是自己人斗自己人，如果一个群体，一个单位，大家都相安无事，按部就班，也就想斗也斗不起来。发生争斗之时，往往是群体和单位有“事”之日，比方说领导班子换届，或者评职称升工资提干部，总之，现行秩序和地位发生变化的时候。每到这时，单位上便热闹非凡，像开了锅似的，沸沸扬扬。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便只好制造事端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乱子都是人造的。单位一乱，原来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一潭死水”变成了“一洼浑水”，心怀鬼胎者便可“浑水摸鱼”。当然，这一手法，只有“高手”可用。如果像邢夫人那样没头没脑，赵姨娘那样颠三倒四，也要来找茬子、造乱子、搞名堂，便只会自讨没趣。所以，像他们这样“心内没成算”的人，最好不要来凑热闹—— 但偏又这等人最不安分。
窝里斗的方法和程序，大体如此。一个“有志于此”的人，只要勾结些不三不四的朋党，散布些不明不白的闲话，寻找些不疼不痒的茬子，然后不依不饶地闹下去，准能制造些不大不小的乱子来。即便不能置人于死地，也能弄得他不死不活。
几大特点
所以，窝里斗又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曰“阴”，即“不公开”。在公开场合，大家都是好同志，好朋友，好兄弟，笑容满面，一团和气，背地里则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甚至使坏弄鬼，放暗箭，打冷枪。总之，“当面说好话，背地使绊子”；“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当面握手，背后踢脚”；“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是“窝里斗”。既然是“一家子”，就该团结、和睦，不能“当面锣对面鼓”地公开叫板。谁要是公开翻脸，便等于和大家作对，那可就“对不起”了。这个风险，谁也担不起。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一般都不会撕破了脸来对着干。何况，依面子原则，原本就面对面时要“做人”，背靠背时不妨“捣鬼”的。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大家也都不好翻脸。至于背后是人是鬼，只有鬼知道，何妨鬼鬼祟祟？再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背地里捣鬼，杀伤力更强，何乐不为？
二曰“软”，即“不硬来”。这和阴是配套的。阴则柔，柔则软。窝里斗既然不能公开，当然也不能硬来。硬来难免有敌对之嫌。何况“当面”和“硬来”都让人警觉—— 既让当事人警觉，又让旁观者警觉，“鬼”就不好搞了。如果用软刀子、软功夫，便不难在不知不觉中杀伤对方，即便发觉了也难以还手。因为如果是棍子打来，你还可以去挡住那根棍子，或把棍子打断；如果是阴风吹来，污水泼来，你用什么去对付这软东西？
三曰“小”，即“不起眼”。比方说，做小动作，打小报告，闹小纠纷，制造小摩擦等等。这就很不好对付。第一，不容易发现；第二，不大好还手。因为那些名堂实在太小。如果去认真对付，既不值得，别人也会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和你关系不好的人会说：“屁大一点小事，闹什么闹？太没涵养！”和你关系好的人则会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不要因小失大。”但是，事有大小，是非却不因事小就不是是非。小麻烦也是麻烦，小纠纷也是纠纷。它们对人心理、情绪上的刺激，也不可小看。更何况，小东西多了，也能闹出大事情。比如蚊子虽小，但如果成群结队，也能把人咬死。所以，小动作，小报告，小纠纷，小摩擦，也能置人于死地。然而毕竟是“小”，至少不好一开始就小题大做的。结果是，你还手也窝囊，不还手也窝囊。
四曰“黏”，即“无休止”。这也是内部斗争的特点。外部斗争，敌我分明，胜负分明，一是一，二是二。一仗打完，要么胜，要么负，要么和，总归有个了结。窝里斗则不然。因为它首先就不承认有什么斗争，自然也就无胜负可言。再说，即便一方胜了，另一方负了，也还得在一起过日子，那负方岂有不设法报复之理？于是便拉拉扯扯，黏黏糊糊，没完没了。
这就实在可怕。因为如果不阴，便可“当面还手”；不软，便可“毅然动手”；不小，便可“大打出手”；不黏，便可“及时住手”。现在可好，还手找不到对象，动手下不了决心，打又打不得，收又收不住，岂非只有受其折磨？
所以，窝里斗的结果也只有两个：一是把人变成“两面派”，二是把人逼成“精神病”。至少，也能让人意志消沉、心胸狭窄。不信我们去看那些窝里斗最严重的单位，多半没有什么业绩和成就；那些热衷于窝里斗的人，也多半没有什么眼界和水平。正因为没有什么眼界和水平，这才不把眼光看着“外面的世界”，只管盯着“家里的是非”。结果自然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单位、家族里争权夺利、争风吃醋很拿手，到了外面，或见了外人，便头也抬不起，话也说不出，屁都放不出一个来。
事实上，热衷于窝里斗的，无非两类角色。一类是野心勃勃，老想着整倒别人，好让自己上台来逞能或者过官瘾。另一类则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巴不得别人出事，以便伺机报复，或发泄怨气、看笑话。这两类人有时又是同一类。他们多半是奴才，或准奴才，或主子身份奴才心理，大多人格卑下，品质粗俗，心理阴暗，男如太监，女似姨娘。如太监，故阴；似姨娘，故小。又小又阴，故遭人鄙薄；遭人鄙薄，故报复心切；报复心切，故不择手段；然而毕竟能力有限，能量甚小，能耐不多，狗肉包子上不了席，叱咤风云是不可能的，故热衷于窝里斗。不信你去看看你的身边人身边事，是不是这样？
“捂盖子”与“和稀泥”
当然，以上所说，是指常规性的窝里斗而言。一旦超出常规，事情闹大了，就成了“风波”。
风波是必须平息的，办法也是“祖宗成法”，叫作“糊涂官打糊涂百姓—— 各打五十大板”。这种做法据说有情理两方面的道理。情感上的理由，叫作“手心手背都是肉”；逻辑上的理由，则叫作“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也正是群体意识的体现。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强调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员，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包括错误，也包括对错误的批判或包庇。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则强调一个人不成气候，两个人才有名堂，人多得成堆才会有事，当然闹起纠纷来，也就“人人有责”。
这种说法和做法，虽然说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振振有词，看起来不偏不倚，实质上却往往是善恶不辨、是非不分。然而问题在于：既然是窝里斗，当然双方都是自己人，也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或者说，不可能有大是大非，顶多是些“小恩小惠”。不但无法较真，而且闹大了，也难免家丑外扬，让外人看笑话。
这当然是不可以的。所以历来所谓善于持家治国者，无不有两手招数：一曰“捂盖子”，二曰“和稀泥”。
所谓“捂盖子”，就是掩盖矛盾。比方说，明明是钩心斗角，偏说是团结一致；明明是尔虞我诈，偏说是开诚布公；明明是问题成堆，偏说是风平浪静；明明是烽烟四起，偏说是天下太平。在外面，对上级，固然是报喜不报忧；在内部，对下面，也说好不说坏。即便有矛盾，闹纠纷，也千般遮掩，万般粉饰。只要不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能维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就行。实在掩盖不住，就尽可能地轻描淡写，或者到问题解决了以后再报告或报道，结果坏事又变成了“好事”。
这也并非就没有道理。窝里斗么，当然只能斗在窝里。不管怎么说，那“窝”还得维着。如果连“窝”都没有了，你还斗个屁！要维住“窝”，就得把盖子捂紧了。这道理，“窝”里的人一般也都懂。不到万不得已，也轻易不会张扬出去。张扬出去，并没有什么好处（你们自家窝里斗，外人也不好插嘴插手），反倒会惹下一身的不是—— 领导既恨你家丑外扬，群众也怪你不顾大局，下次就没人帮你说话了。这当然并不合算。
问题是盖子也要捂得住。就像一锅开水，盖子捂得再紧，里面还是沸沸扬扬，热气也会止不住地往外冒。所以，捂盖子也是对外不对内，治标不治本。治本的办法，是釜底抽薪，让那锅水开不起来。
于是就有了“和稀泥”。
所谓“和稀泥”，就是把是非界限尽量弄得模糊不清，各打五十大板。比如，对纠纷双方说“他固然不对，你也有不是”云云。这样做似乎是不讲原则，其实是极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群体意识。依此原则，群体的安定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哪怕这安定团结只是表面的假象，也比个人恩怨重要得多。
这下好了。谁要是闹矛盾，闹纠纷，“告状”，“扯皮”，便先不先有了“不是”—— 不讲团结。有这顶大帽子扣下来，剩下的事情就比较好讲价。比如适当地给予理解同情，解决一下实际问题等等。因为不管“捂盖子”也好，“和稀泥”也好，目的都是息事宁人，所以光批评不行，还得安抚。比方说，承认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就是群体的团结。谁要是置群体团结的大局于不顾，那就是给脸不兜着，也就没什么理好讲了。甚至有的时候，也用不着讲什么理。比如奴才和奴才闹，当主子的也只要一声断喝：“都给我滚回去！再闹，仔细扒了你们的皮！”也能了断。
一场风波，往往也就这样被“包了饺子”。
顺便说一句：饺子这东西，最能体现上述“文化精神”：肥肉、瘦肉、韭菜、香菇、葱姜蒜，都混为一体，搅成稀泥，再用“面皮”包起来，岂非正是“和稀泥”又加“捂盖子”？可惜，“捂盖子”只能掩盖矛盾，不能消除矛盾；“和稀泥”只能模糊是非，不能泯灭是非。“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变得更隐秘罢了。
墙内开花墙外香
既然肥的瘦的都同等对待，香的臭的都好歹不分，对的错的都“各打五十板”，勤的懒的都“各分一勺羹”，那么，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正直有才华想干实事的人，便不能不感到苦闷和压抑，而他们想要出头，也就只有到外面去。于是，便有了与“窝里斗”密切相关的另一种现象——“墙外香”。
“墙内开花墙外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本单位默默无闻的，在外面可能声名显赫；在本单位不得好评的，在外面可能享有盛誉。甚至有的人，还要先在国外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然后“出口转内销”，在国内才红起来。或者只有当他们要求调走，而且来商调的单位还要求颇为迫切时，才被本单位认为人才难得，苦苦挽留，或卡住不放。这时，多半也是最好讲价的时候，往往是要房子有房子，要职称有职称，什么都好商量。不过你最好不要上当。一旦真的留下来，过不了多久，又是“压你没商量”了。
奇怪。一个人，是人才就是人才，不是人才就不是人才，怎么待在家里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一跑到外面就吃香呢？
原因也很多。比方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就是。外来的和尚怎么就会念经呢？因为我们不摸底细，有距离感和神秘感，便想来是会念经的。家里的和尚天天见面，知根知底，有几下子谁还不清楚？当然没什么了不起，也就不必把他当回事。反正当不当回事，都是“家里人”，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还怕他“出家”不成？外来的和尚就不一样了。如果不客气一点，没准就把经给你念歪了。结果，自然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更重要的是，本单位的人，也就是“家里人”。就得按照“家里”的规矩，“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谁也不能出头。如果不一样对待，让某个人或某些人出了头，冒了尖，其他人就会愤愤不平，闹情绪，搞纠纷，提意见，岂不乱了套？只好大家都念经，或都不念经，或念好念坏一个样。久而久之，自然是念得好的也念不好，或懒得去好好念。
这倒不一定都是对领导有意见，也多半是形势和氛围所使然。在“人人有份，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观念熏陶下，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心理，是最不能容忍自己身边熟悉的人比自己过得好。比如美国人的收入比自己多几十倍也无不平，本单位某人多发了五块钱奖金便要眼红。又比如深圳的款爷买了别墅他无所谓，邻居家里只不过简单地装修了一下房子，便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因为谁都知道，要想普天下全世界都“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根本就不可能。于是只好来个“内外有别”。外面的事咱看不见，管不着，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乐得“眼不见，心不烦”。身边人身边事，日日知，天天见，躲不了，绕不过，倘若“不平”，如何咽得下这口气！所以非“铲平”不可。反正我好不了，你也别想好；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最好是“吃苦受穷”人人有份，“一无所有”大家一样，天下从此太平。
这种观念一旦成了“文化无意识”，便谁也奈何不了。因为它已不是个别人的意见，而是公众营造的氛围。在此氛围下，人才们的选择也只有三种：一是把自己变成庸才，和其他居多数的平庸之辈去“一样”。这当然会使自己的日子变得好过起来，但内心的痛苦却只有自己知道。二是不吃那一套，我行我素，独往独来，结果不是变得孤立无援，便是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往往也只好“学乖”。第三种选择最高明，就是在本单位藏拙装傻，尽可能不惹人注意，然后在外面悄悄地发展。一旦翅膀硬了，成了气候，就抽身走人，和单位“拜拜”。至少是：当你在外面的名气已大得吓人，足以使本单位的人不敢小看你，你就多少有些自由了。因为你已经有了“外援”，而且有资格炒单位的“鱿鱼”。
这当然是个办法，却也未必总能奏效。走不走得成先不说，即便换了单位，便从此可以太平无事高枕无忧了么？事实上，许多人换了单位，刚去时还好，只要待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里的情况和原单位也差不多，没准还更糟。因为“窝里斗”和“墙外香”，是国内各单位的通病；而当你由“外来和尚”变成“家里和尚”时，也就不再香得起来。结果，在西北窝里斗，出不了头，到了东南依然窝里斗，还是出不了头。这可真是“走投无路”了。再走，就只有跳海。
显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不会有什么出路的。
四 告别单位
挡不住的诱惑
更有效的办法也许有一个，那就是“告别单位”—— 不是调离某一个具体的单位，而是从根本上告别那个意味着“安身立命之本”的“单位”。换句话说，就是要使“单位”不再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之本。
这似乎很难，但也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即便在单位制度最健全，单位风光最诱人的时代，也不是人人都有单位，比方说好几亿农民就没有。即便在城市，也不乏游离于单位之外的无业游民和闲散人员。其实，这些人并非无业，也未必闲散，只不过没有单位来收编，来大包大揽地统管他们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必须自谋生计而已。这些人，人数也不少。这就证明，没有单位，也未必就活不下去。
有的甚至还活得更好。全国各地都流传着许多“款爷”的故事，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没有单位的。或者原本就没有单位（比如是农民），或者因种种原因被单位开除或辞退（比如犯了错误），结果他们比任何有单位的人都活得滋润。当那些当年被单位辞退的“可怜虫”与昔日同事“二十年后来相会”时，后者很快发现其实自己才是可怜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一些人便效法前贤，纷纷解甲归田，离岗下海。尽管他们也许还混得不怎么样，还很艰苦和困难，但多数都不后悔。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体会到，原来离开单位，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而这种活法最诱人之处，便是自由。
自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件奢侈品。他们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基本生存即温饱问题。然而自由又毕竟是有魅力的。只要有可能，谁不想自由呢？可是，只要你在单位上，就很难谈得上自由。有句话说，中国人的一生都是被管着的：小时候父母管着，上学后老师管着，工作后领导管着，结婚后老婆管着。其中，管的时间最长的，是领导和老婆。但如果你没了单位，就不但领导管不了，老婆也不大管得了啦！因为你无法要求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按时下班回来陪老婆或做家务。他如果要到歌舞厅夜总会去泡妞，也是谋生的需要—— 不这样，拉不到生意做嘛！
这真是何等地令人心仪向往和开心之至啊！有此向往的并不仅仅只是那些被老婆管得不耐烦，也想弄个“小蜜”来调剂调剂的男人，也包括女人。因为谁也不愿意一天到晚被人管着，而女性在单位上被人管着的可能性又总是大于男性，尽管她们下班后还可以管老公。但如果你对一个女人说：“你从此可以不上班，谁也管不了你啦。”她多半也会兴高采烈的。据说，不少女性都表示，如果丈夫的收入足够养家口奔小康，那么，她们宁愿回家当太太，而不是上班当职工。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们没有事业心，而多半是向往那份自由。事实上，如果允许她们在家里上班，她们工作起来绝不会比男性逊色。
总之，当中国人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继而不再为住房交通所困时，多一点自由，便将是他们的向往与追求。人们开始不那么在乎是否有一个固定的单位，甚至开始不那么在乎有一个固定职业。于是，社会上开始出现跳槽的现象。有的人甚至成为“跳来跳去的人”。其中，有越跳越好的，也有越跳越差的，但都在跳。有的甚至只是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凭什么就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必须指出，跳槽和调动是大不相同的。调动是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端的还是铁饭碗，吃的还是大锅饭。所以，在原单位窝里斗，出不了头，到了新单位也可能还是窝里斗，还是出不了头。因为如果只是换单位，则自己与单位之间，也还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还是要被单位管着，也还是要受单位上人的挤兑。跳槽却是自己给自己当家做主，爱上哪就上哪，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当然也不易，因为已没了单位做后台，什么事都得靠自己。优哉游哉是不可能了，更不可能像在机关里那样，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何况，一个人在社会上混，就等于走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不少自由职业者自嘲说是“有职业，没自由”。但他们好像也不后悔，因为他们至少保有一份自由，即选择的自由。也许，就在这寻寻觅觅、跳来跳去的过程中，他们便在人生的道路上潇洒地走了一回。这对于不少不安分的人来说，无疑还是有诱惑力的。因此不妨一试，哪怕“过把瘾就死”呢！
留不住的风光
何况单位也早已风光不再。
单位之所以曾经那样让人向往，首先在于大锅饭和铁饭碗。其中，铁饭碗又更诱人一些。因为那意味着有起码的人生保障。所以，改革之初打破大锅饭时，对人们的触动还不是很大。反正改来改去，无非多得少得，好歹总有口饭吃。人事制度和用工制度的改革就不一样了。干部聘任制，全员合同制，意味着谁也没有铁饭碗；而优化组合，竞争上岗，更意味着谁都有丢了饭碗的可能。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又哪里谈得上子女顶替？当然是连同原本可以为子女预留的饭碗也一并打破。相反，不是本单位职工和职工子女的人，反倒没准端上了你原先的饭碗。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单位都能做到这一点，但至少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这一天终将到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招聘和解聘、上岗和下岗的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铁饭碗将越来越不“铁”，单位也将越来越不可靠。
与此同时，福利制度的改革也给正在土崩瓦解的单位雪上加霜。过去单位的好处，不仅在于“大锅饭”和“铁饭碗”，还在于许许多多无法估算的福利，比如花起钱来没有谱的公费医疗和干一辈子也挣不来的住房等。现在，公费医疗和福利分房已被取消，单位上的后勤部门和福利部门也与单位脱钩，工资以外的种种好处正在消失或将要消失，单位不再承包职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也不再是我们的摇篮和家园。以后的事，得靠我们自己操心了。至少是，年轻的一代已不再指望单位给他分房，同样不再指望靠单位的这点工资买房；不再指望单位给他养老送终，同样也不再指望靠单位的这点工资颐养天年。那么，他还留在单位里干什么？单位对于他们，当然是既“管不了”，又“留不住”。
况且单位自己也自身难保。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不少企业单位将被淘汰出局，一些事业单位也将摘牌断奶。比如那些办得像衙门又比衙门更无用无能的文联作协之类，就早该取消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破产、倒闭、转卖、取消等等成为单位的家常便饭时，还会有人终身指望单位吗？前面说过，过去，我们见到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会问“他靠得住吗”。将来，当我们为自己找到一个单位时，没准也会在心里问一句：“它靠得住吗？”
当然靠不住。事实上，人们已开始不再“靠”着谁。过去，我们把单位的负责人叫作领导，现在则叫作老板。表面上看，这是市场经济的影响，而且叫的时候，也不乏调侃之意，是一种戏称。但，认真分析起来，背后却表现出社会观念的深刻变化。什么是“领导”？就是带领和导引着人们向前走的人。所以被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是“靠”与“被靠”的关系。老板就不同了。老板和打工者之间，是雇佣关系，买卖关系。一方出资本，一方出劳力（或智力），一家愿买，一家愿卖，讲好价钱，就可成交，谁也不欠谁的，谁也管不了谁一辈子。老板和打工的之间，只有一种松散的、不固定的关系。老板可以雇我，也可以雇他；我可以受雇于张老板，也可以受雇于李老板。老板择优录用，谁的活儿干得好，就雇用谁；打工的则待价而沽，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一旦合同到期或被解除，就可以挥手告别，各奔东西，自由自在，洒脱轻松，没有依附，也没有牵扯。所以，叫“领导”还是叫“老板”，骨子里是不一样的。
其实，当我们把单位领导叫作老板，同时自称给单位打工时，我们的观念已悄悄地开始了变化。我们在内心深处，已经开始并越来越认可认同“雇佣关系”和“买卖关系”，而传统的“附庸关系”和“血缘关系”则在悄然解体，变得越来越没有约束力和吸引力。当然人们会说我们不过是开玩笑。但即便是玩笑，也要开得起来，再说玩笑开得多了，没准也会弄假成真。
何况，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单位本身也在变化。作为工作场所的单位当然还会依然存在，但单位与职工的关系却将会重新确立。职工不再是单位的附庸，单位也不再是职工的靠山。职工的义务只是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单位的义务也只是按劳付酬。无论谁，要想活得滋润一点，过得好一些，都不能靠单位，只能靠自个儿。这样一来，原先那个意义上的“单位”，也就将不复存在了。
意义非凡
这无疑是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
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对于原先那种意义上的“单位”而言，也就是一个逐渐解体的过程。一些单位关门了，一些单位兼并了，一些单位失去了行政级别，大多数单位的社会性职能正在萎缩并走向消亡。改革的阵痛是明显的：一些领导丢掉了乌纱帽，不少职工砸破了铁饭碗，他们都失去了“生有所养，老有所终”的靠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保障。改革的好处则是人们不大容易一下子感受到的，那就是：中国人终于可以换一种活法了。我们不必再把自己和一个什么单位一辈子捆在一起，也不必为“终身有靠”付出一生，至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挑挑拣拣、跳来跳去了。也许，这就是所谓“自由”吧！可以说，单位的职能减去多少，我们的自由就增加多少。当单位仅仅成为一个工作场所时，以择业的自由为先导，一种新的活法就会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不可小看这种新的活法。它的意义现在也许还凸显不出来，但无疑将会是影响深远的。
如果说，当年“大姑娘给自个儿找婆家”（自由恋爱）意味着妇女的解放，那么，这一回，“自个儿给自个儿找活干”（自由择业），就意味着人的解放了。必须指出，“自个儿给自个儿找活干”和“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单位”是不同的。尽管在许多人那里，“找活干”和“找单位”仍然是一码事，或者“找到单位才有活干”，但在本质上，却仍有区别。“找单位”一如“找婆家”，一旦找到，便难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不过由“包办婚姻”变成“自由恋爱”而已。说到底，还是想“终身有靠”。所以，尽管到某个单位去工作是学非所用或大材小用，但不少人（比如大学毕业生）为了“找个好婆家”，也还是屈就了。坦率地说，这种自主择业并无多大意义。“找活干”就不同了。它在乎的不是单位，而是工作，不是一辈子想靠着谁，而是想自个儿奋斗，活出个人样儿来。
当然，一般地说，人们给自己找份工作，首先是为了谋生。但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在那里琢磨，怎样给自己找到一份既能挣钱又适合自己的工作。所谓“适合自己”，不仅是自己能够干得来，更是感兴趣和有乐趣，有吸引力和有成就感。这实在是比为了安安稳稳地有口饭吃，就委委屈屈地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窝窝囊囊过一辈子进步多了。因为在这里，自我价值的实现，已被看得比安稳、保险、可靠等等更重要，而过去追求的安稳、保险、可靠等等，恰恰又是以交出自己的自由为代价的。
这似乎可以看作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尽管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也尽管这种觉醒多少有些被迫和无奈，但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当越来越多的人告别单位时，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就将成为中国人的普遍要求。事实上，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就说明有了自由意志；不依赖别人和群体而自食其力，就说明有了独立人格。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着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较之所谓生产力的解放，又无疑重要得多。
于是，在这里，中国人真正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并不就是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或私家车，也并不就是大哥大、因特网或其他与国际接轨的东西。它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是民主与法制，是法律和真理的面前人人平等。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法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现代化。如果说，西方文明开始于“炸毁氏族血缘组织”，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从割断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依附关系开始。告别“单位”的意义，也许便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