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一下下面几句话：
心脏是一台机械泵。
原子是微型太阳系。
DNA是生命的图书馆，而基因就是其中的书籍。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美妙的。
这些句子都是隐喻。它们用近似的含义将两件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心脏并不是真的机械泵，但是像泵一样将血液运送到全身。如果不使用模拟或者隐喻，我们几乎无法思考，这就是大脑运转的方式。[1]从认知的角度看，隐喻是史前时代拟人思维在语言上表现的遗存。如我们所见，因为心理理论的作用，我们会想象动物也具有心智，并且以为动物也能像我们一样“思考”。我们还把这种思维投射到非生物身上。我们说月亮“升起”，太阳“落下”，书本“掉落”在地。隐喻就镶嵌在语法、句法和词汇之中。
但是隐喻并不是口语或文学独占的，科学也不可能脱离它。只有模拟旧的知识，新知方能诞生。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学生都要学习使用隐喻。科学领域的隐喻就如同心智的梯子（这也是一个隐喻），供我们从无知抵达知识。哲学家托马斯·库恩[2]认为，科学中的隐喻远不只教学的工具，而是居于科学理论形成的核心地带。库恩的理论中，科学如同一场不同隐喻竞技的比赛。每一个时代都用自己的隐喻解释和描述自然现象。当一个特定的隐喻败下阵来，而新的隐喻占据其位，我们对于世界的科学解释就发生了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在这个不绝如缕的过程中，科学隐喻与技术不断对话，互相启发。有时，一个科学隐喻阻碍或者促进了特定的技术，有时则是新涌现的技术催生了新的科学隐喻。大脑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用以说明隐喻在与技术的不断对话中如何出现和变形。
自古希腊以来，至少有6次关于大脑的范式转换。这些转换不但关注大脑，也关注身体乃至生命。心智、大脑与生命，三者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我们打算研发人工生物，它们可能会演化出人工智能。当我们思考智能机器时，大多数人思考的其实是智能生物、机器人或者仿生人——那些说话、行动和思考像人一样的机器。在西方文化中，讨论心智往往等同于讨论生命，这种紧密的联系在我们回望什么是人类的哲学、科学讨论时会变得更为明显。
我们所知的第一个有关生命的隐喻是泥土。在犹太和希腊的创世神话中，人类是用泥土创造的。在《创世记》第二章，耶和华上帝用泥土创造了亚当，然后将生命吹入他的身体。在希腊传说中，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雅典娜把生命吹入泥像。学者追溯这两则明显雷同的神话，一直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自泥土的隐喻源于种植与收获的农业社会，这看起来合情合理。生命自大地中生发，最重要的技术是农业。这最古老的隐喻至今还存在，“人类”的英文单词“human”[3]就是它的遗存。泥土的隐喻在水力和风力技术发明之后的数世纪曾剧烈变化。这些新发明启发了第一个关于机器人的故事，它也来自神，就像是一个人类的替代品。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器人的故事，以及是什么发明启发了它。
克里特岛的守卫
在今天的雅典，有一处访客不多的古迹，位于卫城山脚下的罗马会场。这处古迹叫作“风之塔”，建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统治雅典的时代。塔呈八边形，反映了风吹八面的意涵，稍稍暗示了它原始的用途。这是一座气象站，里面有一座精巧的钟。这座钟由水力驱动，由塞鲁斯的安德罗尼库斯建造，使用了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的设计，阿基米德是这种水钟的最初发明者。水槽、小瀑布和喷嘴组成的精巧装置通过齿轮控制，保证水钟在一年中任意一天都能显示正确的时间。相比于阴天无法使用的日晷，水钟是个巨大进步，而且它还可以用于历时气象观测。第一次，人们可以搜集和分类持续数年的天气信息，然后推论和预测。说风之塔是一座数据驱动的科学实验室，那个时代的气象学家都会认同。
安德罗尼库斯和阿基米德是希腊化时代两位杰出的工程师。这个时代，伴随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的希腊文化输出到了西亚和埃及。在希腊化时代，工程、数学与医学的创造性成就争相绽放，直到屋大维时代罗马人征服了整个希腊世界为止。[4]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发明与思想传入了罗马，又在之后许久影响了欧洲文明。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发明的蒸汽机，依巴古的天文学，欧几里得的数学成就，这些都是这场天才爆发的例证。人们发现了风力与水利系统，天才工程师用水与蒸汽驱动非生命物体，引发了又一次新的关于生命概念的范式转换。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人们渐渐不再认为生命是神圣意志活化的泥土，而是一具机械躯体，内含流动的液体。这一观念将在西方统治人们的头脑16个世纪。
这一隐喻如此强势，因为水力与风力的发明恰好和人体与医学的发现同时出现。“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0年）创造了一种人体为何生病的理论。他的理论基于人体中的4种不同流体，他称之为“体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和血液。这个叫作“体液说”的理论被2世纪的帕加马的盖伦继承和发扬，直到启蒙时代这一理论都是西方医学的主流。[5]盖伦是一名博学的学者，如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也相信灵魂的存在。但是他并不想用灵魂解释一切，受到经验主义学派哲学的影响，他进行人体解剖和医学实验，探寻人体中各个部位的功能。他的理论认为身体中的特定部位负责特定的功能，如今依然被现代医学承认。然而，盖伦将身体的不同部位与灵魂联系在一起：理性的灵魂位于脑，灵性的在心脏，而欲望则位于肝。在他的年代，哲学家都投身于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称为“身心问题”。身心问题讨论物质的实体（脑）如何制造了非物质的结果（思想），或者反过来，非物质的思想如何推动了身体的行动，这个问题将会伴随心灵哲学讨论之始终。盖伦支持希腊思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认为在心灵与物质之间不存在隔绝。使用那个时代广为人知的隐喻，他认为人就像一个复杂的水力机器，人们的行动由体内体液的混合驱动，心智和灵魂都是体液的运动。神经是动物灵魂的导管（物质的液体在此流动），肌肉纤维间流动的也是体液。拜希腊化时代工程技术所赐，盖伦的思想表现为自动化的水力机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生命的科学思想可以用机器表现。使用精巧的水力机器，希腊化时代的工程师可以展示生命的原理。因此毫不意外，在这个时代有这样的故事，机械人的运动——生命——由液体的流动驱动。
这些故事中最著名的要数《阿尔戈》，由阿波罗尼奥斯·罗德奥斯在公元前3世纪写作的故事。故事中的塔罗斯是一个用青铜制造的巨人，在克里特岛巡视，防备入侵者。为了让塔罗斯行动和具有“生命”，巨人的创造者赫菲斯托斯[6]制造了从巨人脖子到脚踝的动脉，用黄铜纽封住。在血管中，赫菲斯托斯灌注了“灵液”，不朽之神的血液。在故事中，塔罗斯被女巫美狄亚打败，女巫欺骗他打开了铜纽，让维持他生命的灵液流出。然而，塔罗斯并非赫菲斯托斯制造的唯一机器人。火与工匠之神有许多美丽的机器少女在他的作坊中帮忙，也有不少自动机械，比如一架会走会说话的三足鼎。不过，关于火神和他的机械制造品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更早的时代这些故事还不存在。[7]希腊化时代革命性的新思想赋予关于这个跛脚的、戴“绿帽子”的神新事迹。[8]不朽的神开始发明制造新的生命：自动机器。
许多自动机器诞生于亚历山大大帝继任者[9]统治的时代和罗马帝国早期。4世纪，罗马世界一分为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统治了希腊化时代的古老王国，并继承了自动机器的技术。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在宫廷中使用机器，用以向外国大使和要人们炫耀。10世纪的历史记录中提到，皇帝稳坐于“所罗门的宝座”，[10]在一座特别的欢迎大厅中，宝座周围陈列着自动机器。外国使节跪拜皇帝这位神在世间的代表，此时，宝座升起到空中，金属狮子发出咆哮声。
拜占庭机器的盛名流传到了东方世界，直至印度和中南半岛。在11—12世纪写就的一部佛教故事[11]中，主人公阿育王曾经想得到佛陀舍利，这舍利由来自罗马的机器人卫士守护。[12]根据传说，一位印度工程师制造了这些机器人，为了偷到“罗马人”关于机器人的秘密，在前生临终的病榻上，他发愿转生于罗马，结果在来世得偿所愿。他与机器人发明者的女儿结婚，偷得了设计图，并秘密带回印度传给了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来到了著名的印度都城华氏城，恰巧遇到佛陀涅。统治此地的阿世王下令用偷来的设计图建造这些机器人，给它们配上锋利的法轮，作为永恒的卫士保护佛陀舍利直到永远。100年后，阿育王找到了还在世的工程师之子，让他解除了机器人守卫的武器。
离拜占庭不远，在同一时代，穆斯林发明家加扎利被认为曾制造过多个自动化的风力和水力机器。他最著名的创造是一条船，载着4个机器人音乐家，在湖上泛舟演奏，娱乐宫廷宴会。从君士坦丁堡到大马士革，从巴格达到华氏城，水力机器慰藉了好奇的心灵，模拟生命——科学家已经解开了生命的秘密，生命无非就是体液的流转。
对人体的隐喻成了错综复杂的血管，液体流淌其中。当文艺复兴时期的铁匠与机械师改进了合金，发明了更多的机械时，当第一座机械钟安置在欧洲的钟楼里，这个隐喻就淡出了。一个新的范式，或者说一个新的生命的隐喻诞生了。
神奇博士与铜脑袋
12世纪，欧洲流传着一个关于会说话的脑袋的传说。据说死于1003年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曾经制造了一个脑袋：“只说真话，否则不说，但只能回答是或否。”[13]依照今天的术语，教皇的机器只能以1比特的信息交流，却总是对的！两个世纪后，这个故事又被其他主人公讲了一遍，这次是英国学者罗杰·培根（1214—1292），一个超前于时代的人。培根是一位博学的大师，人称神奇博士，他的兴趣包括炼金术、神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其他许多学问。1589年，伊丽莎白时代，剧作家罗伯特·格林选取了这个故事和丑化的罗杰·培根，写了一部名为《培根修士和邦格修士》的剧本。这是一部情节复杂的戏剧，剧中亨利三世国王的太子爱德华亲王在培根修士的帮助下，企图引诱弗雷辛菲尔德的美丽妇人玛格丽特。
在一条副线中，培根修士承担了保护英格兰免遭侵略的任务，要为整个国家筑起一道黄铜打造的墙。仿佛古代塔罗斯故事的回声，培根让魔法师邦格修士协助他，他俩制造了一个铜脑袋，仿照了真实脑袋运转的机制。不知道如何让脑袋运转，两位修士在附近的树林里召唤了一个魔鬼。魔鬼揭示了秘密，却拒绝透露操作的时间。两个筋疲力尽的修士睡着了，让仆人照看沉默的铜脑袋。结果，在他俩睡觉时，仆人开始嘲弄这个脑袋。没想到，铜脑袋活了过来，在一个搞笑场面中，主人公在舞台上却入睡了，铜脑袋和倒霉的仆人说了三句话：时间到了，时间过了，时间晚了。等两位修士醒来，脑袋已经成了碎片。
培根修士和铜脑袋的可疑故事也是一则现代寓言。[14]人工智能的发明者之一、神经科医生沃伦·麦卡洛克曾经引用道：“等到铜脑袋说话了，我们就成功了。”[15]麦卡洛克和他的同事沃尔特·皮茨是神经网络理论的奠基人，这个理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复制人脑的基本要素——神经元来人造大脑。与格林剧中的魔法师不同，麦卡洛克承诺，当铜脑袋说话时，科学家们一定是醒着的。他们会测定它的智力，并且在它说出时间太晚之前有所收获。我们时代的科幻作家也喜欢用铜脑袋这个形象。1967年菲利普·迪克的小说《嚓嚓枪》中，一个会说话的铜脑袋用满嘴的希腊和拉丁格言提供没用的建议。1984年威廉·吉布森写就的经典小说《神经浪游者》里，有一个以计算机终端形式存在的脑袋，装饰有浮华的珠宝，它的声音仿佛生成自“齿轮的精美组合，一件微缩的管风琴……这是一件恣意妄为的造物，因为语音合成芯片原本一钱不值”。
在这样一句话里，吉布森把我们如今的硅基技术和16—19世纪初关于大脑的主流隐喻混搭。在那个时代，自动机器不再是水力或者风力的，而是成了机械的，用弹簧和齿轮驱动。这新一代的自动机械来自一场对话，对话的双方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科技和这一时代主流的关于生命的认知范式。现代哲学的奠基者勒内·笛卡儿（1596—1650）创造了新的有关机械生命的思想。
笛卡儿假设人和动物的身体不过是一部复杂的机械。骨头、肌肉和器官可以用齿轮、活塞和凹凸轴代替。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同意笛卡儿的观点，指出思维和联想也是头脑中微机械运动的结果。在《人是机器》（1748年）中，法国生理学家拉美特利写道，身体是“一台用弹簧驱动的机械，反复运动的活物……人就是一系列弹簧互动的组合”。
运用笛卡儿机械隐喻的理论，作家、发明家沃尔夫冈·冯·肯佩伦在1769年制造了一台会下象棋的机器，他称之为“土耳其人”，并为奥地利女皇玛利娅·特蕾莎表演。女皇大为惊奇，而“土耳其人”立刻成了世界级现象。之后的84年中，“土耳其人”环游了欧洲和美国，用象棋战胜了大多数人类对手，包括不少世界领袖，如拿破仑·波拿巴、本杰明·富兰克林。直到19世纪20年代，“土耳其人”被曝出丑闻，它不过是一个精巧的恶作剧：里面藏着一个人，一个会下象棋的人操作着机器。直到两个世纪后，才有新的机器真的能够挑战人类下象棋并且取胜。[16]在新的时代，世界不再关注笛卡儿的机械隐喻。新的科学发现加上对于启蒙运动中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反思，引出了笛卡儿哲学思想的新版本，以及新的有关生命的隐喻。
生命之灵
笛卡儿不仅探讨了生命的机械隐喻，也开启了二元论哲学的争论。先把旧石器时代“现代心智的大爆炸”的证据放一放，笛卡儿推理并描述了我们天生的缺陷——在感官之外还有一个隐形世界。他认为我们天生会将我们经历的每一时刻混为一谈。笛卡儿认为，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他称为“物质实体”（res extensa）和“精神实体”（res cogitans）[17]，即物质的存在和心灵的存在。精神的实体例如思想和梦境，是由非物质的东西构成的。他这一思想的影响在欧洲是巨大的，如今也还存在于关于心智本质、人工智能可能性等的哲学争论中。
笛卡儿式的二元论成为18世纪初西方哲学的基础之一。而且，新的科学发现似乎在证实他的学说。确实有看不见的力量作用于物质，例如引力和磁力。牛顿的引力定律之类的学说，几乎可以解释一切，从最小到硕大无朋，从地球到天体，但这必须别扭地假设引力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够远距离发生作用。一些不可思议的力量让宇宙和行星各安其位。牛顿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将发现引力本质的责任推到了未来大科学家身上。然而，在电场、化学等领域的新发现与笛卡儿的二元论一起，塑造了一种新的生命隐喻。让我们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影响了我们今天对于人工心智和身体的看法。
直到17世纪，电还只是引发了知识界的好奇。例如摩擦琥珀和羊毛就会发生的电火花的现象古已知之。第一个系统研究电的科学家是英国人威廉·吉尔伯特（1544—1603），首次使用了electric（电）一词，这个单词来自希腊语elektron，意思就是琥珀。100年后，本杰明·富兰克林（1705—1790）为电痴狂，不惜卖掉自己的财产支持研究。现代科学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就来自他：1752年6月，富兰克林将一把金属钥匙固定在风筝线上，并在暴风雨中放起风筝。他很幸运，没被电死，因为他正站在伞下避雨。
数年之后，1791年，意大利生理学家伽伐尼（1737—1798）用青蛙，精确点说是青蛙腿做了一系列实验。实验发现，当电流通过死青蛙腿时，青蛙腿会踢起来。伽伐尼将之命名为“动物电”。他发现了生物电。他的实验被亚力山德罗·沃打（1745—1827）重复出来，沃打之后发明了电池，点燃了欧洲的想象力。19世纪中叶，德国生理学家埃米尔·杜波依斯–雷蒙德（1818—1896），发明了电流计来测量动物身上的电流，例如青蛙或人的。使用这些新设备，埃米尔·杜波依斯–雷蒙德发现了电流通过神经流经身体。今天他被称为“实验电生理学之父”。这些发现都在证实笛卡儿的二元论，一种叫作“电”的看不见的力量——如果还不是神秘力量的话——在生物体内流转。而这种运动与生命直接联系，因此电也就被认为是一种“生命的力”。换句话说，想要活着，你就得来点电。
笛卡儿式二元论也被来自化学的证据证实。人们发现有两种不同的化学反应。无机物的反应能被反转，例如一种酸可以被分解，再合成。然而来自生物的物质却不能反转。这些物质的化学变化是永久的，例如烹饪蔬菜或肉类，不能够将它们再变回原样。于是化学被划分为有机和无机。当时的化学家认为生物体的组织能够有如此特点，是有看不见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于是关于生命之灵，或者叫作“élan vital”的想法就出现了，这种想法叫作“生命力论”。生命力论翻新了关于生命的隐喻：人类有着一种内在的、神秘的生命力量正在维持着生命，这种力量有可能是电力。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新”想法只是希波克拉底体液说的翻版。4种气质或者体液这些古代说法被替换成了新名词：生命的火花。
德国医生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1734—1815）把生命力论带上了新层次，他认为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存在着能量的传输，叫作“动物磁力”。梅斯梅尔理论吸引了一大批欧洲人，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18]，影响了狄更斯和玛丽·雪莱。这就是为什么在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死尸可以通过闪电获得生命。无生命的怪物需要通电激活。
生命力论以及梅斯梅尔理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再受欢迎。分子生物学的进展解释了稳态的现象，例如，和生命有关的化学变化为何不可逆。电是带电粒子（电子）通过导体的结果。而梅斯梅尔理论没有发现任何神秘的能量场能作用于读心术或者心灵遥感，尽管很多人相信这些。无论如何，生命力论的遗产不会彻底湮灭。毕竟，生命力论是从希腊化时代起持续2000年的科学发现与哲学传统的逻辑产物。举例来说，直至今日，所谓“替代疗法”还在宣称有作用于人体的能量场。
因为生命力论的衰落，许多科学家怀疑，如果还不是彻底质疑，如今关于复杂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宣称，复杂系统的行为（例如大脑、天气或者股票市场）无法通过仅仅研究局部明了。例如，对水分子的透彻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能预测天气。涌现性（Emergence）意味着这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在复杂系统各个部分以外作用，迫使各个部分表现出别的行为。以大脑为例，每一个独立的神经元都向其他神经元发放电信号（这个过程很容易描述和理解），这些神经元一起构成了意识（这部分至今差不多还是个谜）。什么让个体的集合变成了新的组合？这一基础的科学问题如果不假设一个“第五元素”就没法很好地回答，有什么神秘力量介入了，把个体要素汇聚在一起，让它们以全新的、涌现的方式行动。这种分析的问题在于，它其实和生命力论接近。研究复杂现象的行为，就得假设存在一个神秘的、迄今未发现的“力”作用于系统之中。涌现论者的相反论点是，系统中各个部分的互动和整个系统的行为同样重要。然而，如果互动如此重要，其本质又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检验它们是否存在？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涌现理论从控制论到复杂理论看起来难以证伪，因此常被怀疑不是科学。
对于涌现理论的怀疑反映了传统的、还原论的科学理论与替代式的或者说整体论方法的分野。当一个人准备把自然现象分解为不可分的状态加以研究时，还原论是成功的科学方法。例如，粒子物理研究的几乎是宇宙中一切物质[19]不可分的层级。系统方法则忽略了各个部分，研究系统整体的行为。我将在后面论证，这两种对立科学方法间的不和为研究意识和人工智能制造了紧张和困惑。不过让我们先回到生命力论和二元论，因为它们最重要的遗产不仅仅是现在激增的网站，这些网站承诺用水晶石魔法治疗疾病。它们还影响了我们思考心智的方式，认为心智独立于身体。
直到盖伦的时代，心智还被看作物质的。心智与身体并没有断裂，它们是一体的、一样的。但在笛卡儿之后，心智脱离了身体，不再是物质。生命力论是二元论的科学表述。尽管生命力论已经衰落，二元论却还存在。对于心智的分歧依旧，19世纪远程传递信息的技术从旁助力，新的关于大脑的隐喻中甚至还加深了二元论的存在。
大脑是台计算机
1838年，威廉·福瑟吉尔·库克爵士和查尔斯·惠斯通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商业电报，连接了帕丁顿站和西德累斯顿站之间的大西部铁路。一年前在美国，塞缪尔·莫尔斯独立发明、申请了电报专利，之后这一发明成为世界标准。[20]
同时，显微镜的进一步发展揭示了复杂、线状的脑细胞（神经元）的结构。神经元与我们身体的其他细胞不同，它们以浓密的网络连接在一起。神经元用树突相连，连接到其他神经元的轴突。最早系统研究神经元的科学家是德国医生、生理学家、哲学家冯·亥姆霍兹（1821—1894）。亥姆霍兹是一位科学巨人，有精准远见的天才，对生理学、光学、热力学和心理学都有贡献。1849年，他测量了信号在神经纤维中传递的速度。他介绍了一种关于大脑的新隐喻方式：大脑就是电报。
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计算机技术取代了亥姆霍兹的隐喻。现在有了能够进行逻辑运算的机器，它们“吃进去”原始数据的输入，就能够产出新知识。它们做的事情，人类称之为思考。实际上，第一台计算机就被称作“电子大脑”。回过头来，人脑也确实能够比作计算机。从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将人脑隐喻为计算机的时代。电报已经演化为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了。远程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融合在了一起。通常，人们在讨论互联网时会称它为一个全球化的甚至全行星的人造“大脑”，通过每一个新的连接演化。[21]根据这个新的隐喻，互联网构成了一个人类大脑，因为每一个单独的部分（你的苹果手机，你的电脑）有线或无线地连接到了其他部分。因此，互联网“很像”大脑，而大脑也“很像”互联网。也许有一天，有了足够的连接以后，互联网可以产生意识，这也是这个隐喻宣称的。
新的隐喻将二元论的身心分离带到了新的层次。因为计算机技术硬件（物理部分、微电子集成电路）与软件部分（可执行的代码）天然地分离，人脑也被想象成如此二元对立。大脑的硬件是你头颅中那些神经元构成的灰色糨糊，而软件呢，则是非物质的心智、思想和梦境等。二元论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在现在关于“大脑就是计算机”的隐喻中，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会自然而然地接受它，思考心智该如何编码到计算机，以获得数字化的不朽。
用隐喻思考，用叙事感受
如我们所见，因为我们爱讲故事的大脑如此演化，我们不用隐喻或者模拟就没法思考。这两者都是语言的工具，思辨并拓展知识的疆界。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这两个工具就很好地为我们服务。感谢它们，我们发展了技术文明。我们已经思考了我们是如何从农业革命发展进入希腊罗马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的。我们关于生命的隐喻不断演化和变异。一开始是泥土，之后是水与体液，然后是机械，再之后是电流或者生命的火花，紧接着是电报和现代计算机。对于每一个隐喻，人类都曾经设想过自动的、人造的技术来支持这个隐喻。在希腊化的埃及，它是水利工程，在17世纪的法国，则是机械装置和弹簧，到21世纪就成了计算机工程。
不论如何，因为我们总是运用隐喻思考，我们就很容易混淆隐喻和实际。大脑并非计算机，并不真的是。互联网也不是大脑。我们有实实在在的描述，反映实实在在的现实。那么大脑究竟是什么呢？意识如何产生？我们的心智位于哪里？我们在寻找答案时，需要抛弃隐喻，关注演算的物质基础。谢天谢地，就如我后面会演示的，这并非不可能的任务。
隐喻占据着我们关于人造生命与智能的思考，那么我们的感受呢？我们对那些和我们一样思考甚至长得一样的机器人感觉如何？作家兼记者帕梅拉·麦科达克认为，[22]西方社会对于人工智能有两个常见的态度——积极的和消极的。她将欢迎的态度称为“希腊”观点，源于古希腊。因为《圣经》中的第二诫（不可崇拜偶像），[23]这个大约和早期希腊文学[24]同时出现的文本，她将那种认为智能机器是恶意的甚至亵渎的态度称为“希伯来”观点。
不用怀疑，对于人工智能，西方人的观点[25]两极分化为积极与消极两种。不过麦科达克指出的文化差别还是过分简化了。犹太人对于人造物活起来有着复杂的态度，例如关于黏土像的犹太观念。在《塔木德》中，亚当最初就是一个黏土像，一个泥土造的无固定相态的半成品。经过若干时代的变迁，黏土的观念在16世纪的布拉格变成了犹大·罗维拉比的经典故事，他创造了一个黏土魔像，用于抵抗反犹分子对犹太教堂的攻击。而古希腊人呢，他们也有不少神话，其中机械造物作为主人公，为人不可模仿神明划下清晰的界限。擅自越界造成了傲慢自大，最终招致神罚，也就是诸神的报复。希腊神话中充斥着凡人企图挑战神明的警告。因此与其划分希腊的和希伯来的观点，我想把两种关于人工智能的极化观点简单划分为两种形式的叙事：积极的与消极的，我会重述为“爱的叙事”与“怕的叙事”。
如我们所知，叙事编码了记忆，并将之传于后代，也常常传播给他人。叙事能模拟不同的情景，并让我们在心理上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它为我们对事物的态度设置情境。用一个现代媒体上的例子就好说了：媒体编织了关于某一事件的叙事，比如关于反恐战争的叙事。不同的媒体可能会编排极为不同的叙事，这取决于它们的政治观点。保守派媒体可能会倾向于描述反恐战争非黑即白，是对与错的对决。而进步或者偏自由派的媒体则可能同时用敌对双方的眼光看待问题。根据你们倾向或者听从何种叙事，你们将会得到各自不同的态度。
关于人工智能，爱的叙事让我们希望以我们自己的样子打造自己的复制品。人造人会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部分，比如我们的人造兄弟姐妹甚至恋人。这种情感来自我们与“他者”联系和共情的本能，即便他者是机械造物。然而怕的或者诡异的叙事则是关于妄自尊大的警告，讨论越过人类不该跨域的道德红线，讨论生命的独特意涵以及科技不该多管闲事。怕的叙事方式对于科技的态度是一致的，不仅仅针对人工智能，也针对例如核能、转基因或者其他科学发展。怕的叙事方式来自我们躲避陌生事物的本能。一个怕的叙事方式的例证是盖亚假说的逻辑推论，预言了如果人类继续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将导致灭绝。盖亚叙事启发了如今很多环境议题，被很多环保主义者接受。关于人工智能，怕的叙事方式警告说智能机器人会占领世界，灭绝人类。它描述了机器人浩劫如何变成我们虚荣心苦涩的代价。
让我们在更细节的层面思考一下两种叙事，然后想想这两种叙事方式会如何设定智能机器的演化，以及我们的态度会是如何。
[1]许多研究发现，自闭症严重地影响了病患使用和理解隐喻。
[2]Kuhn,T.(1979),Metaphor in Science,in:A.Ortony(ed.),Metaphor and Thought,pp.409-1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Human（人类）一词来自拉丁语“humus”，意为“来自土地”。
[4]古典和希腊化的希腊终结于亚克兴角战役（公元前31年），屋大维战胜了由马可·安东尼和末代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指挥的联合海军。
[5]盖伦的体液说指导了循环系统的生理知识，直到1628年，威廉·哈维出版了著名的《心血运动论》，书中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认为心脏的作用是泵。
[6]赫菲斯托斯，希腊神话中的火与工匠之神，他的妻子、爱神阿佛洛狄忒与战神私通。——译者注
[7]有一个例外，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曾经提到自动的桌子。
[8]赫菲斯托斯与爱的女神阿佛洛狄忒结婚。
[9]亚历山大大帝继任者，指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瓜分帝国的三个将军塞硫古、安提柯和托勒密建立的王朝。——译者注
[10]《仪式之书》描写了拜占庭宫廷在马格诺拉宫殿宴会厅欢迎外国要人的场面，根据描写，仪式发生在“所罗门的宝座”，在皇帝和宫廷准备停当后，仪式开始，等大臣完成了仪式上的（对来宾的）常规问话，狮子和鸟开始对着外国要人嘶吼歌唱，宝座上的动物升了起来。
[11]Lokapannatti，此书无汉译，是一部有关阿育王的佛教故事集。——译者注
[12]它们被称作来自罗马的（Roma-visaya）。
[13]William of Malmesbury(c.1125),in J.A.Giles(ed.),William of Malmesbury’s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England;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reign of King Stephen.London:Henry Bohn,1874(p.174).
[14]Dyson,G.(1999).Darwin Among the Machines.London:Penguin Books.
[15]McCulloch,W.S.(1961),‘Where is Fancy Bred?’,in:Henry W.Brosin(ed.),Lectures in Experimental Psychiatry.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6]IBM的“深蓝”计算机在1996年2月10日击败卡斯帕罗夫。
[17]实际上笛卡儿区分了三种实体，第三种存在是上帝。但是，上帝也属于非物质，因此笛卡儿被认为是“二元论之父”。
[18]Winter,A.(1998),Mesmerised:Powers of Mind in Victorian Britai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直到有更深层的现实被发现，例如弦理论被实验证实。
[20]除了在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在那里库克和惠斯通发明的电报会一直存在下去。
[21]Dyson,G.(1999),Darwin Among the Machines.London:Penguin Books.
[22]McCorduck,P.(2004),Machines Who Think:A Personal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ew York:A.K.Peters.
[23]“你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希腊化的犹太人、希腊正教会和路德派以外的新教徒共享这一文本。
[24]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
[25]我对于人工智能两极化叙事的讨论主要关注了西方文明。例如在日本，对于机器人的态度就没有那么极化，日本社会对于机器人比欧美更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