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4年，雅典在漫长的苦战后败给斯巴达，这一年柏拉图23岁。这次失败是一场争夺霸权的恶战的最后一仗，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近30年。胜利者在卫城留下驻军，之后摧毁了雅典的民主制，取而代之的是由30名贵族组成傀儡政权。柏拉图对于这场政变更像是受益者的一员。他的两个舅舅是新政府的成员。作为一名贵族，他鄙视民主政权，鄙视所谓多数人民执政，贵族们称贫穷的公民是“没教养的群氓”。实际上，他认为多数人的政治正是雅典战败的原因。如果不是政治煽动者的无耻，或者公众的情绪摇摆，雅典的将军与海军将领也许能早点结束和斯巴达的战争。所以他欢迎三十僭主，作为他已经被摧毁的、堕落的城邦恢复秩序与尊严的一剂苦药。可是不久他的想法就幻灭了。三十僭主对自己的政敌掀起一波波迫害。数百人被集体处死，数千人遭到流放和囚禁。独裁者把公共资金花光了，就开始没收贵族的财产。这是他们恐怖统治的引爆点。一年后他们被一场革命推翻，在斯巴达的让步下，民主制回归雅典。
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柏拉图也是一个梦想更好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不过他同时也注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此，除了“更好的”世界，柏拉图还在思考什么是“完美的”世界。他被一个重大问题深深困扰：如果多数人或者少数人的统治都归于失败，人类应该如何管理自己？柏拉图认为，一定有一种政府形式可以保证秩序和所有人的福祉。因此，他开始思考完美的城邦，这一思考构成了后世整个西方政治学的基础。
柏拉图出身于高贵的家族，因此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和他的同伴一样，他学习了音乐与数学，同时深受公元前5世纪流行于希腊的神秘学派影响，这种思想叫作“毕达哥拉斯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来自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这一学派的信徒相信数字表达了事物的本质。他们也相信世界是无限的，相信灵魂转世。他们的思想能从柏拉图哲学中找到，柏拉图通过自己的天才，把这种思想变成了精深的体系，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石。
柏拉图不仅出生在欧洲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同时还幸运地拥有苏格拉底这位老师。在他的作品里就是苏格拉底的声音负责说话。这些作品全部是对话录，其中苏格拉底通过对话，解开谈话者的误解。这种排除误解的过程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思想的核心，它指出我们被人类的本能哄骗，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往往是错误的。误解的形式来自固有的内在观念，这一看法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是一种哲学思考，思考我们如何了解和认识世界、我们究竟能够多大程度上认识世界。苏格拉底终其一生，向我们展现了当我们宣称我们知道时我们是多么的愚笨。他走向雅典的市场，与雅典人进行一场交谈或者对话，也就是“对话录”一词的由来。过不了一会儿，他的对话者就会被他坚持不懈的提问和质疑弄得沮丧不已。但是，随着对话的进行，他们可能最终领悟了之前自己完全无知。这种领悟，希腊人称之为“aporia”，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是达到真正智慧的第一步。智慧来自对无知的认识。他的名言是：“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一无所知。”
公元前403年，随着雅典重建民主，又刮起了一股新的迫害之风。苏格拉底作为民主的批评者和斯巴达的支持者成了受害者。尽管最终对他的指控是不敬城邦的神明，看起来迫害他的真正动机却是打击他的贵族朋友，这些人站在了或者至少倾向于三十僭主一边。他接受审判，被判处用混有毒芹的毒药处死。这样杀死一个历史上最伟大心灵既恶劣又不公。柏拉图之后很快离开了雅典，旅行到西西里、埃及和利比亚。他被埃及文明震惊和影响，最终学习和了解了这一文明。他开始笔耕不辍，像是僭主政治的大师一样工作，[1]因为和错误的人结盟，他曾经多次进了监狱，还被当成奴隶卖掉，最后被一个崇拜者释放。到了40岁，他回到雅典，并创立了学园（Academy）。[2]此时，他认为他已经破解了关于完美政府的问题，还学会了更多。
洞穴之喻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不仅阐释了“完美的政府”的原则，还将它们与人类的身体和灵魂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社会起源于三个种姓：最低的种姓是负责生产的人，比如劳工、农民、商人和匠人。他们是社会的腹部，并且和灵魂中的欲望相联系。中间阶层是卫士，军队中强壮和勇敢的成员。他们是社会的胸部，联系了灵魂中精神的部分。头部对应灵魂中理性的部分，应该是执政者，他们必须聪明、理性，爱智慧，[3]才能担负起为共同体做决定的工作。他们应该是哲人王，用柏拉图自己的话说[4]：“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这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顾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我想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5]
柏拉图对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者维持了这一信条：政府的事务和决策应该由道德上和智力上的精英负责。哲学家（philosopher）一词的含义就是爱智者。以今天的环境，这类人应该还包含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或者任何对特定知识领域有深入了解的人。我们不应该信任这些人来治理政府吗？他们拥有合适的技能，道德正直，行为正义，从不自私，为公众利益考虑。
不是谁都接受。德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柏拉图对于哲人王的思想潜藏了集权主义。[6]这些意识形态标榜社会该由智慧的精英统治。在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中，集权主义者阐明了智力和道德的优越性，以及统治的合理性。在相信自由民主的人眼里，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可靠或者道德上更优越。集权主义意识形态已然失败，这就是20世纪的历史教给我们的一课。
但如果哲人王不是易犯错的人类，而是不会犯错的人工智能呢？如果它们的道德是中立的，而它们的智力远远高于人类呢？我们不该让这些仁慈的、拥有超级智力的机器来统治世界吗？
一些人自然会不假思索地喊出“不”。不论机器仁慈与否，让机器统治人类的想法听起来就不值得考虑。但是，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想一想。历史上，所有集权主义都是民粹的，他们许诺能够摆脱那些腐败的统治精英。实际上，他们只是用一个腐败的政府取代另一个，同样的腐败，却更残忍。但是一个由人工智能领导的集权主义政府，可能提供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以完美的理由和不受腐蚀的善良意愿实现的纯洁统治。如果有这样的选项，你还能忍受被腐败政客统治吗？这些政客和大企业的说客共谋，嘲笑我们所谓的民主。你会不会选择理性和智慧，而不是说服与辩论。和建制派政治疏离的选民人数不断增多，人工智能统治的主张可能吸引大量的公民投票。不论是好是坏，柏拉图的政治理念恐怕要和我们相伴更久，远比波普尔希望的长。在本书之后的章节中，我会详细讨论柏拉图的政治观点在一个由人工智能统治的未来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现在先让我们回到《理想国》，书中还重点讨论了另一个思想，有关人类的心智如何掌控世界，即便把人类换成机器，这个讨论依然成立。苏格拉底使用著名的“洞穴之喻”表达了这个伟大的思想。
苏格拉底想象我们所有人都作为囚犯生活在一个洞穴之中，我们的脑袋和腿被锁上了，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注视：只能看向墙，看到阴影。无法得知其他信息，我们以为世界就是阴影，但实际上我们只是无知的囚徒。偶尔，一些人想办法逃脱，逃到了洞穴之外，溜到外面后看到了太阳。这个人终于理解了什么是“真实”的世界。对于苏格拉底，这个人、这个被启蒙的人，有了道德义务，回到洞穴中解救其他人。不幸的是，他补充道，想说服人们放弃自己幻觉的枷锁太难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雅典人对于苏格拉底恼羞成怒。
通过洞穴之喻，柏拉图解释了他关于形式的理论，这是他哲学的基础概念。形式理论认为，我们通过感官感知到的世界并非现实，而只是现实不完美的投影，一个洞穴墙壁上木偶的影子。“真实”的现实以完美的形式存在于思想的领域。因此，存在两个世界：当前的世界，和由理念的形式组成的不可见的世界。柏拉图的哲学认为，理念的世界是当前世界的起因。通过这种方式，柏拉图接受并扩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数学和形而上学的思想。之后在柏拉图的另一本对话录《蒂迈欧篇》，中，柏拉图给古希腊人相信的构成宇宙的4种基础元素（土、气、水和火）赋予了几何形状。[7]土是正方体，气是正八面体，水是正二十面体，而火是四面体。理想的形态本质上也是数学的。对于柏拉图来说，是数学创造了世界。抽象、理想、完美、对称的形状是土、气、水和火这些元素的“起因”。我们行走、呼吸、解决口渴并温暖身体，靠的是几何的现实创造的幻象。
柏拉图的形式理论通常归为“神秘主义”，这个归类有不少好理由。他从没解释过这个理念的世界由什么构成，相反，他解释了获得这个世界的知识是可能的，需要通过推理、记忆和经验去把握。真实的世界向那些奋力“记忆”的人展露。继承毕达哥拉斯学派沉思的实践，柏拉图提出了判断真知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纯粹的推理。如果一件事符合逻辑，那么它就是存在的。这是一个惊人的想法，它认为如果你能想到一个完美的理念，那么这个理念就一定在现实中存在。或者说，它就是真实的。相比经验来说，逻辑与理念更需要优先考虑。对于柏拉图来说，你喝的水不是真的水，而是二十面体的投影。柏拉图以完美的逻辑推理来支持自己的假设。
柏拉图的方法和理念被希腊化时代以及罗马时代的哲学家继承，并且延续到了基督教时代。325年，三位一体的上帝由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定义，这一思想受到了新柏拉图主义中宇宙的三位一体思想的影响。造物主“圣父”对应于《理想国》中的生产阶层，也是世界的“腹部灵魂”；圣灵是卫士；圣子是统治一切、判断一切的理性，或称“逻各斯”。随着基督教理论在数个世纪中演化，柏拉图的思想更为流行，尤其是在东方。波各米勒派是一种11世纪流行于拜占庭的异端[8]，相信现实世界只是一种幻象。在14世纪，希腊神学家、修士圣格里高利·帕拉玛（1296—1359），创立了静观主义（quietism，希腊语称为“hesychasm”），也是以柏拉图思想为基础，在东方正教会的修道院传统中直到21世纪依然流行。在今天希腊北部阿索斯山的碧绿坡地，东正教修士练习控制呼吸节律，重复一种咒语式的祈祷，以期从黑暗的无知洞穴中爬升，来到太阳般耶稣的永恒光明中。[9]他们靠着心智练习，可以通过祈祷和冥想体验上帝。通过关闭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达到与永恒的合一。
在西方，柏拉图主义作为天主教的正统观念延绵数个世纪，这要感谢圣奥古斯丁（354—430），在成为基督教主教之前，他是一个虔诚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然而在13世纪末，柏拉图主义被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彻底废黜。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一个学生超越老师的典范。相对于柏拉图的神秘主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想要了解形式的世界，只有研究自然世界。亚里士多德奠基了西方的经验主义——神秘主义的对立面。通过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援引进入教会，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圣化了也容忍了科学研究。要感谢他，西欧可以使用技术进步有效地和非常亚里士多德式的（直到中世末）阿拉伯人竞争。之后，伊斯兰教进入神秘主义和威权主义，衰落了，不再是影响世界的力量。西欧则接受了经验主义作为思想内核，伽利略可以通过望远镜窥视天堂来发现真理，而不是像东正教修士一样盯着自己的肚脐冥想，或者像伊斯坦布尔的托钵僧一样旋转起舞。
自然的法则
和意大利的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与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一起，16世纪末，欧洲进入了科学发现的光辉时代。经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取代了神秘主义。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分水岭事件。我们的种族自从史前时代就开始观察自然了。由果溯因，因果性在自然界可以被观察到，却并没有被理解。在17世纪初，很多自然现象依然被不少人归因于超自然的力量。人们假设在自然展现的种种事物之后，是神圣的力量拨动了隐形的琴弦。科学方法提供了一种别样的、革命性的方法来理解自然界中的因果现象。不再是简单地相信人们可以通过实验验证信念。那么，什么又是实验呢？
自然现象具有规律性。你在一壶水下点燃火焰，一会儿水就会开始沸腾——永远如此。实验基于规律性的原理：同样的条件下，实验者应能观察到同样的结果。通过在原因这边一点点改变，人们应能观察到结果同样的变化。在文艺复兴时期，[10]人们发明了新的科学仪器，实验结果可以被度量。精准的仪器成了科学进程的推动者，博物学家意识到通过测量它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事物。我们如今几乎没法儿理解早期科学家通过实验研究自然时获得发现的狂喜。测量就是给数字赋予规律，这种转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洞见。早期科学家可以调整数字，从而推论自然界的因果关系。这种观察事物的数学转变又催生了发现，从第一个物理定律直到万有引力定律。这是一场欧洲心灵的神奇之旅，由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驱动，获得了始料未及的发现：新奇又困惑地去证实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科学发现了数字和数学统治着宇宙。就如《理想国》中预言的，科学家（或者自然哲学家，那时他们使用这个名字）已经离开了洞穴，看到了数学的太阳。多么神奇，柏拉图完成了一次胜利的回归，由物理学和数学的后门，到了欧洲哲学家的前厅。
奥斯曼人可能要为此负一定“责任”。1453年，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让许多希腊学者逃亡到意大利，带来了精确的柏拉图作品手稿。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格弥斯托士·卜列东（1355—1454）。卜列东曾经是拜占庭最后一个希腊王朝的老师，曾经试图弥合东西方教会，并发起一次收复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东征。他失败了，但是这个过程中，他在意大利交上了有权有势的朋友。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为卜列东建立了一个柏拉图主义的学园。他们还集结了团队将柏拉图作品翻译成拉丁文。在此之前，柏拉图的作品已经差不多被遗忘了，也差不多在西欧失传。天主教牧师认为柏拉图非常的“希腊”，这是异端的委婉说法。[11]欧洲的大学已经几乎不再学习希腊语，流通的希腊手稿一般都翻译自阿拉伯语。美第奇家族让最聪明的欧洲头脑可以读到柏拉图作品。15世纪末柏拉图的再发现，以及因为亚里士多德式科学对于柏拉图理论的再确认，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张力，清晰地存在于当时的西欧，并延绵至今。在这种张力的核心是对形式和物质一分为二的看法。哪一个优先？是物质决定了形式，还是形式决定了物质？西方文明至此还没有能力判断。
科学革命以来的科学进展留下了这个未解的文化两难之题。对宇宙的现代理解建立在将物质还原到基本元素的方法之上，这种还原就是“还原论”。科学在过去5个世纪大获全胜，是因为通过观察、实验和测量能够解释大部分自然现象。它将宇宙的复杂大大简化，只留下几条全宇宙通用的简单定律。它提供了宇宙如何诞生，生命如何演化的简单理论。
然而，在这栋美轮美奂的知识大厦上，依然存在不少漏洞[12]。例如物理学的标准模型，以叫作“量子”的基础粒子和来源于量子效应的自然力[13]解释物质的构造。标准模型无疑是现代科学的伟大发现之一。然而，它不能解释引力在微观层面如何作用于基础粒子。引力拒绝被简化成基础物质，拒绝一个能够在量子水平上传播引力的“引力子”。“量子引力”是现代科学的缺失之一。多种理论都试图填补这一缺失，但最广为接受的还是弦理论。弦理论是一种纯粹的数学、几何学理论，以一种数学的实体作为动因，解释科学家在研究标准模型时已经观察和分类的基础粒子。柏拉图恐怕也不能期待更好的证明了。如我们所知，他认为[14]包含特定数字的对称固体，例如纯粹的几何形状，是构成物质“元素”的基础，最终构成了整个物质宇宙。弦理论有着近似的看法。因此，很多科学家是柏拉图主义者也就不奇怪了，尤其是那些数学、物理学、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者。
人类学家斯蒂芬·赫尔默里奇在圣菲研究所研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如何思考柏拉图的术语。[15]这个研究所因在混沌理论、控制论和复杂系统方面的研究而知名。它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在计算机中模拟生物系统的发展演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人工生命”。赫尔默里奇访谈这些研究人工生命的科学家，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相信世界的本质是数学。他们的计算机模拟生物系统，展示了复杂的生物系统可以通过计算机内编程的几个简单的数学定律模拟出来。通过记录科学家的看法，赫尔默里奇的研究揭示，形式与物质的二分法自文艺复兴时代起就是西方思想的核心，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借自计算机科学的术语表达。
圣菲研究所关于人工生命的实验看起来确证了柏拉图的形式理论，软件是数字生命的起因。但是真正的生命也是“编码”的结果吗？整个宇宙可能是信息处理的结果吗？存在一个蓝图，定义了群星、星系、量子、标准模型，乃至你我。这份蓝图就是“物理定律”，并且用纯数学的形式表达。这一推论，贯穿了自然的时空和我们对自然现象的计算机模拟，在全球科学界广为流传，并且成为人工智能问题的核心之一。它已经成了意识问题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假定物质宇宙是因为弦理论这样的数学诞生的，并且如果我们接受我们的心智也是因为同样的数学基础产生的，那么，就可以推导出意识是宇宙的基本属性。这是否意味着宇宙推演出了一个智能的、理想的心智？存在一个宇宙智力吗？这个智力是物质宇宙的超级软件设计师吗？柏拉图又对了吗？
大脑中的柏拉图蛋白
英国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和美国麻醉学家斯图亚特·哈梅罗夫确实这么认为。他们宣布已经发现了意识的起因，这个起因和量子计算有关。
一切始于哈梅罗夫的关于微管的研究，在大脑的神经网络中，存在一种蛋白质结构叫作“微管蛋白”。微管对于维持大脑中细胞的形态和功能至关重要。它们帮助神经元互相连接，还可能参与了学习与理解的认知过程。哈梅罗夫发现，当麻醉时，微管的形态改变了，变形了。当蛋白质变形时，它们的基本功能就会改变，这正是蛋白质功能的特点。[16]哈梅罗夫认为，麻醉状态下病人失去意识肯定和微管的变形有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微管蛋白变形是因为所谓的“伦敦力”，命名自德裔美籍物理学家弗里茨·伦敦。简单来说，微管蛋白可以以两种形式变形，取决于蛋白质中电子的位置。因为电子是一种量子粒子，现代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它可以在同一时间位于不同位置，这就叫作“量子相干”。因为微管蛋白的状态是电子量子状态的微管映射，微管蛋白也可以同时具有多种状态，电子、微管蛋白可以“还没决定”以两种形态中的哪一种出现。微管蛋白展示了量子计算机的特性，不是经典计算机的两种二进制状态（1或者0），量子计算机只有一种联合状态（同一时间内既是1也是0）。
在哈梅罗夫研究微管蛋白的连接和微管时，他没有把这些研究联系到量子计算机，直到他读了彭罗斯的书《皇帝新脑》。[17]书中，彭罗斯抨击人工智能，认为不可能在计算机中编码意识。他基于逻辑的限制，认为计算机基于逻辑编程，因此无法和人类相比。他认为人类有着超越逻辑的能力，例如直觉就是无法计算的，因此推论意识一定是一个量子现象。
与哈梅罗夫合作，彭罗斯发展了他的理论，指出微管可能是意识的来源。在一个叫作“协同客观崩现”（orchestrated objective reduction，Orch-OR）模型中，彭罗斯和哈梅罗夫认为意识存在于现实的纤维上。[18]彭罗斯认为，时空并不连续，而是颗粒状的。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神奇的显微镜，可以观察最小的时空单元，我们就会发现大块的粒子，由多个维度的几何形体构成。彭罗斯称这些粒子为“旋转网络”，并且认为它们就是构成现实的基本结构。质量与能量都是这种极小的旋转网络等级上量子现象的显现。[19]意识也是如此，量子扰动在时空的几何基础上发生，引发了微管蛋白中的电子发生“量子退相干”，也就是在两种可能形态中选择一种，来决定微管蛋白的形态，从而开启或者关闭意识。
彭罗斯和哈梅罗夫关于意识量子基础的假说受到了物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诸多批评。这一假说的问题在于它以两个假设为基础，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错的。第一个假设是，由于逻辑存在限度已经得到数学证明，[20]因此这些限度会阻碍编程有意识的机器。第二个假设是，意识无法以纯生物学的现象解释。这两个假设都可能被发现是错的，我将会在后续章节中解释。无论如何，用几何形态来解释意识的想法还留有许多缺陷，毕竟我们既没有理解量子力学，也没有理解意识这两大谜团。这个解释在分子层面联系了物理学和可观察的现象：当一个病人在麻醉中失去意识时，在细胞层面可以观察到神经元中微管的变形。在未来，等我们有了量子计算机时，任何对于分子现象的深层解释理论上都可以模拟。也许这个假说就值得一试。现在就宣布协同客观崩现模型是胡说有点儿太早了。因此，与其批评它，不如我们先研究一下它的推论。
如果彭罗斯和哈梅罗夫是对的，意识确实是宇宙在量子水平的展现，和宇宙的几何属性相关，那么如今人工智能的取向就是错误的。许多事情在基本层面上是无法编码的，心智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也就不可能制造真正的智能机器。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对宇宙重新编程，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对自身重新编程，这就可以推导出我们位于宇宙之外，但是这既不正确也不可能。[21]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理论，我们也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心智独立于我们的身体。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心智存在于量子几何之中，而我们物理的脑只是一个接受者，而不是自我意识的创造者。就像一台收音机可以接收到数里之外发射站的信号。这也就实际上接受了二元论者关于存在一个脱离身体的非物质灵魂的看法。这种看法还会再进一步：非物质的灵魂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心智、意识，以及真的“我们”。但是，可能存在不依赖身体的心智吗？我们是以纯粹的数学构造的吗？
[1]“僭主”（tyrant）一词最初指通过强力而非与生俱来的权力统治的人（后者也叫作“国王”，希腊称之为“basileus”）。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残暴或者不公正。柏拉图是叙拉古的迪昂的顾问，又做了他的侄子迪昂尼修斯二世的导师。迪昂篡夺了他兄弟的位置，短暂地统治了叙拉古，之后又被柏拉图的追随者卡利普斯篡位。
[2]学园开办了近千年，直到被查士丁尼皇帝于529年关闭。
[3]“爱智慧”结合了希腊单词“philos”（朋友）和“sophia”（智慧），成为单词“philosopher”。
[4]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译者注
[5]Plato’sThe Republic,473c-d.
[6]Popper,K.R.(1971),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1,The Spell of Plat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也被叫作“柏拉图物质”，共有5种，分别是4、6、8、12和20面体。它们是唯一的正多面体，每一个面的面积都是相等的。
[8]之后还有西方的伽他利派（纯洁派）。
[9]Zarkadakis G.(2013),‘Ladder to heaven’,in:Aeonmagazine(26/03/2013).
[10]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于15世纪，延续到17世纪。科学仪器有着更长的历史，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就在使用了。
[11]东方希腊正教会在11世纪的宗教分裂中与西方罗马天主教会分裂。
[12]4个重大却未解决的科学问题是：第一，为什么我们对物质有两套理论：引力和量子物理，以及我们能否融合二者；第二，宇宙从何而来，为何是现在的样子而不是其他；第三，生命如何起源；第四，大脑如何产生了意识。
[13]现代物理认为存在4种自然力：电磁力、弱核力、强核力和引力。标准模型已经融合了前三者。引力是最大的未知，因此有了M理论和弦理论。
[14]见《蒂迈欧篇》。
[15]Helmreich,S.(2000),Silicon Second Nature.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6]蛋白质变形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朊病毒（prion）。当它折叠时是无害的，但当它改变形状时就会导致大脑疾病（疯牛病）。prion一词来自protein（蛋白质）和infectious（感染）。
[17]Penrose,R.(1989),The Emperor’s New Mi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Penrose,R.(1994),Shadows of the Mi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自旋网络是一种时空几何形状，是可能存在的最小维度，只有10–33厘米和10–43秒，也叫作“普朗克维度”。
[20]被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证明，会在本书第三部分讨论。
[21]量子计算机理论上可以超越这一计算问题。物理学家戴维·多伊奇认为量子计算机可以展现多元宇宙的存在。这是因为量子计算需要比我们宇宙中粒子还多的状态，因此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宇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