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个甜菜农场长大的。那个叫格伦伍德的摩门部落中大约有2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我的亲戚。我们的村庄被犹他州的群山包围着，交通十分闭塞。村民的生活完全被摩门教的教规统治着。我的命运早就注定了——成为一名传教士。教会派我到哪里，我就要去哪里待上两年时间，因为毕竟我们是无法拒绝上帝的召唤的。
我第一次对这种生活产生疑问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当时我的耳朵长期发炎，疼痛难忍，直到阿诺德叔叔来看望我，并在违反了一条摩门教教规的情况下为我治疗，我的病情才有所好转。尽管摩门教严禁抽烟，阿诺德叔叔却是个烟民。他用烟熏我发炎的耳朵，这样治疗了一年多，竟然取得了奇效。耳朵中的疼痛减轻了，我也不再老是想着耳朵的疼痛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三四个德高望重的叔叔经常用“按手”[1]的方法为我祈祷、治病，但是都没有阿诺德叔叔采取的办法疗效好。
于是我开始怀疑周围的世界，对于探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情是我的幼小的心灵所不知道的呢？我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服从命运的安排。
好奇心就是探索的开始，我很快就确信自己非常渴望走出犹他州。17岁的时候，一个机会展现在我面前，我加入了海军。他们的宣传语“周游世界”的意义实际上比他们所理解的还要深远。直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界才真正向我敞开了大门。在这个世界中，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从我离开犹他州开始，这个世界就像书本一样，一页页展开在我面前。每一页都有新的知识供我学习。
许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好奇心促成了我丰富多彩的经历。在海军的时候，在犹他大学作为学生会主席为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而斗争的“激进岁月”里，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学习的时候，作为《西方名著入门》（Great Books Foundation）的编辑在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和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的领导下工作的时候，以及在公司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只要我感觉自己的学习曲线不再上升，我就会选择离开。
25岁的时候，我开始竞选国会议员，直到后来奋斗到华盛顿，肯尼迪总统任命我为教育部助理部长，这些政界经历使我学会了政治这门“可能性艺术”。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我继续留在华盛顿，担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助理，后来还曾进入白宫，为约翰逊总统负责过一些特别项目。
20世纪60年代可能是美国自内战以来最动荡的时期。人们放火焚烧建筑、旗帜，整个“美利坚公司”陷入了恐慌之中。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数百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示威，几百所大学也被学生们占领了。
1964年7月，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案》来“消除美国最后的不公平现象”，一系列法律法规也随之诞生。1965年，约翰逊总统请我调查他的“伟大社会”施政目标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尽管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任务，但我们似乎根本不可能理清当时的形势，更不要说预测对于美国将来的影响了。而且，我再也不能忍受约翰逊总统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越南战争的狂热思想（他曾经说过“我绝不会是第一个卷起尾巴逃跑的美国总统”）。于是我离开了白宫，接受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邀请，成为主席汤姆·沃森（Tom Watson）的助理。
1967年4月，底特律爆发了种族骚乱。那年夏天，黑人权利的倡导者开始宣扬武装革命，骚乱席卷了整个美国。约翰逊总统还命令4 700名伞兵空降在因为骚乱而近乎瘫痪的底特律市。当时的底特律市市长卡瓦诺（Cavanaugh）形容道：“这里就像1945年的柏林。”总统还下令国民警卫队下属的所有部门都要进行反暴乱的训练。第二年，马丁·路德·金和博比·肯尼迪被暗杀的事件加剧了骚乱。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人们不再使用“黑鬼”这个词语，转而使用“黑人”。美国的所有城市都是一片狼藉，企业界也都茫然不知所措。国家的动荡促使我极力想寻求一种可以监测国家转型的方法，但我怎样才能真正看到美国的未来呢？
有一天，我在芝加哥郊外的一个报亭买了一份《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报纸上的大标题讲的是当地的学校董事会已经投票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计划。我接着浏览了一下这个报亭出售的美国各地的报纸上关于当地新闻的大标题。突然，我意识到，如果每天都能够阅读这些地方报纸，那么我就可能会发现国家的一些新趋势，就能够了解美国现在的形势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真是谢天谢地。
我的冒险精神又一次跳了出来，于是我离开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汤姆·沃森，离开了那个令许多同事羡慕的职位。我用离职的薪水开了自己的公司：城市研究公司。
不久，越来越多的员工和我一起开始对160种地方报纸进行分类、分析。我们的理念认为，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件的总和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当时的思维方式对众多事件进行分析和整理。然后，我们把所发现的情况总结起来，作为期刊发行，期刊的名称为《城市危机监测》（Urban Crisis Monitor）。很快，许多公司开始订阅这本期刊，我也开始就自己对美国形势和趋势的理解四处演讲。
在接下来的10年中，我一直和许多大公司合作，并通过我们的内容分析方法了解这个社会。通过高度地方化的数据库，我目睹着一个新型社会的大体轮廓在慢慢形成，也对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一些看法。
尽管对我来说，许多趋势都是确定无疑的，但很多人在当时都没有认同我的预言。我还冒着得罪专家的风险，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仅仅从变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个世界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但是当时，我认为这种风险是值得的。在一个日趋复杂、用冷冰冰的方法来分析周围事件与思想、信息量如此庞大，以至个人的声音变得微不足道的世界中，我认为我们是急需组织结构的。有了简单的框架，我们才能开始了解这个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可以随时对这个框架进行修正。正是这些思想促成了《大趋势》（Megatrends）这本书的出版。
《大趋势》一书的销量达上千万册。随后我又出版了《改造企业》（Reinventing the Corporation）和其他几本书，其中包括《2000年大趋势》（Megatrends 2000）。我的讲座和演讲遍布七大洲，不管走到哪里，记者、政治家和企业界都会问：“下一个大趋势是什么呢？”我的听众都想知道，到2030年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还会不依不饶地提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是如何进行你的工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