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方面，书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问世之后，它们都需要不断地滋养和扶持才能发展、成熟。而且和孩子一样，书也是DNA（脱氧核糖核酸）与教育和环境因素影响的共同结果。
回想本书的写作历程，它的DNA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出现了，但是大部分因子在书的结构还没有定下来之前还都处于分散状态。结构一定下来，书就迅速成形了。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我的前一本书是在1999年出版的，如果没有她，我可能根本不会继续写作，这本书也就不会问世了。多丽丝是我的德文出版人，在1995年出版《亚洲大趋势》时我与她相识的。2000年，我们在多瑙河边一个有着1 200年历史的美丽村庄——杜恩施坦结婚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与漂亮、聪明的妻子携手开始了新的旅程，在欧洲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本书也是新旅程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思考，一起写作，因此这本书属于我，也属于她。我会永远对她心存感激，不仅因为她帮助我重新开始写作，而且还因为她带给了我美丽的新生活。
就像许多人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过程一样，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有许多人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好的想法。
我非常感谢我的经纪人吉姆·莱文（Jim Levine）。这位优秀的经纪人为我们从众多出版社中选中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而且他还是位出色的评论家、写作过程中热心的支持者。他不仅是位经纪人，而且还是我的良师益友，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必要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首先要感谢的是总裁乔·特西弗（Joe Tessitore），是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与我签下了本书的合同。我们的第一位编辑赫布·沙夫纳（Herb Schaffner）是本书的一大功臣，在离职去另外一家出版社之前阅读了本书的整个草稿，并且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们的第二位编辑——编辑主任马里恩·马内科（Marion Maneker）为本书的出版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已经不可能更完美了。我还要对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利比·乔丹（Libby Jordan）、乔治·比克（George Bick）、安吉·李（Angie Lee）、拉里·休斯（Larry Hughes）、塞西莉亚·莫利纳瑞（Cecilia Molinari）、杰米·B（Jamie Brickhouse）、亚历克斯·S（Alex Scordelis）和费利西娅·沙利文（Felicia Sullivan）。
我要把特别的谢意献给我的好朋友斯宾塞·约翰逊——《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的作者，是他建议我把本书的名字定为“Mind Set!”。不仅如此，深谙图书之道的他从一开始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出色的建议，以读者的利益为写作的重点。
我的知己、前驻苏联大使史蒂夫·莱因史密斯（Steve Rhinesmith）参与了我大部分图书的写作，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他多次阅读了本书的修改稿，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长期担任檀香山日美管理学院院长的格伦（Glenn Miyataki）在2005年1月发起了一个日本和美国首席执行官论坛，就是在那次论坛上，我第一次向商界介绍了我的这些思维模式。斯坦·戴维斯（Stan Davis）在早期的关键时期阅读了草稿，并且为我提供了睿智的建议和指导。
我还要感谢我的女儿克莱尔·施瓦冬（Claire Schwadron），是她在管理我们在美国的事务，在过去繁忙的一年中经营得十分出色。另外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戴维和儿媳谢利，他们都阅读了最初的草稿并且给出了反馈意见。戴维是一位美国空军上校，现在正在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市服役。
在欧洲的朋友中，我要特别向作家兼记者塔加那·哈勒克·施罗德（Tatjana Halek-Schroeder）表达感谢。她的文章就像莫扎特的音乐一样美妙。我书中引用的诗歌和隐喻就是从她那里得来的灵感，她还以记者的敏锐眼光为本书的草稿提出了意见，并且以对文字的热爱给予了本书莫大的支持。她的丈夫丹尼尔·施罗德（Daniel Schroeder）也总是在我的电脑出问题的时候赶来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我30多年来的瑞典老朋友斯文·阿特哈德阅读了好几次修改稿，并且提出了建议。非常感谢他热心的支持和批评建议。
我们在维也纳的朋友托尼·奥夫纳和玛丽亚·莱尔也阅读了整个草稿，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建议，给了本书莫大的帮助。在导言中，我曾经提到是托尼的问题让我想到了思维模式这个概念。玛丽亚是来福光学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在思维模式9中曾经讨论过该公司的例子。她给我提出了许多关于在欧盟成员国之外经营国际企业所面临的挑战的实战评论。奥地利最大的生物公司Intercell的首席财务官、前麦肯锡合伙人沃纳·兰萨勒（Werner Langthaler）在许多问题上改进了我们的观点，提供了热情的支持。刚刚从瑞士化妆品公司La Prairie卸任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哈拉尔德·斯托曾伯格（Harald Stolzenberg）与我们分享了他多年的国际经验。我们还与佩特拉·戈特（Petra Goette）和恩里科·卡西阿尼（Enrico Cucchiani）在意大利科木湖边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讨论本书的初步想法。马克辛·马滕斯帮助我们看到了时尚界的幕后世界，我们也非常感谢她为我们安排了与欧洲和美国设计师们的会面。
多丽丝的女儿诺拉·库雪拉（Nora Kutschera）作为一位东欧媒体顾问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东欧国家的思维和实际操作的许多信息。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两位来自维也纳大学的出色的研究助理：费边·施罗德（Fabian Schroeder）和费迪南德·劳赫（Ferdinand Rauch）。他们在过去三年中为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在费边去巴黎深造之后，年仅20岁、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费迪南德接替了他的工作，成为我们可靠的、进取精神十足的助手。他和他的弟弟还为我们带来了年轻一代的观点与思想。这些精通好几门外语的年轻人无疑是世界经济中的宝贵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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