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啊，涩谷站旁边的市场上什么都有的卖。你得了一等奖，我想庆贺一下。”苑子说，语气里多少有点得意。当时她的肚子已经很显眼了，走下坡去到市场买东西，还要提防摔倒，着实不易，可对父亲来说，更多的，是发现自己是和连咸菜都要到街上去买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时的惊讶。他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刚刚离婚的友梨，却并没有和苑子讲起他曾经结过婚和已经离婚的事情。
父亲朦胧记得，六个庄家里的厨房地板下摆着咸菜坛子，快入冬的时候，母亲就不断地把堆放的白菜腌进去。除了白菜坛子，还有红芜菁坛子、腌着梅子的酒坛子，有的人家还会储藏把琵琶湖的鲫鱼腌在曲子里的鲫鱼寿司。那是战乱时期为避难时能够长期躲在家里所做的准备。“我们家是农民，吃的东西几乎都是自己家做的。”父亲按捺着波动的情感说。
“我也得慢慢儿地学学了。什么时候你带我去你的出生地看看呗。”苑子抚摸着挺起的肚子，请求父亲。这也是一种宣言：我是楠家的媳妇。
“就是啊。”父亲答道，心中却翻江倒海。苑子只知道自己一边上大学一边经营邮局，涉足铁厂，立志做政治家，看到苑子就凭这些将一生都托付给了自己，便感到她的天真、顺从，还有东京人所独有的果断，都是那么地可爱。可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判断在他心里涌动——和这个女人一直生活下去是很勉强的。
“什么时候真得带你去看看啊，可那得是衣锦还乡的时候，在这之前不大合适。”父亲像是要甩开自己和苑子似的说。
明治天皇驾崩前的选举中，楠次郎参加了中桥德五郎①的声援演说。当时，中桥是作为来自大阪的政友会的一员参加竞选。虽然阁僚级的领导人都来为中桥声援，可听听他们的政见，无非就是降低电费、架桥修路之类的不足道的东西，涉及到国家经纶，也无非就是一味强调富国强兵而已。一想到政治家不过如此，楠次郎就下决心，无论如何要站到国政的大舞台上去。当时，桂太郎首相成立了叫做“立宪同志会”的新党，楠次郎就火速加入了。他越来越忙，那天从关东地区游说回来，苑子告诉他，她怀孕了。
对楠次郎来说，这是个值得高兴的消息。他想，要是生了男孩，自己就有脸面对祖父清太郎了，苑子则将次郎喜悦的表情理解成了爱情的标志。另一方面，次郎心里也嘀咕着：自己想要参与国政，却和情人在这样的陋室里自认为“真幸福”，这是那么回事儿吗？！
“我今年二十五岁了。近江商人二十岁之前克己奉公，其间三年才能回一次家，过了二十岁，要一点点地偿还预支的工资，一年能回一次家。”次郎把从祖父那里听来的稍加整理，说给苑子。
“他们可真能忍啊！”苑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好像在听遥远世界的逸闻，毫不理会次郎的认真。
“有家有口的商家不出徒也不行呢！”次郎不禁喋喋不休起来。每当说起这类的话题，次郎就焦急地想，苑子怎么就理解不了自己的话呢！
说到“酒宴游兴宜禁奢，留意长寿俭为先”的“富商誓词”的话题时也是如此。祖父清太郎曾多次跟自己的孙儿们讲起江州日野出身的第一代豪商中井源左卫门的这句话。有道是“子女贵贱由父母”，自己的精神得不到光大也没什么，只要生个好孩子，祖父就会高兴的。可和苑子正式成家，就是另当别论了。楠次郎想，那样的话，可就坑了小林银兵卫了。他在转达离婚意愿的信中说：“我决心为国献身，想甩掉后顾之忧。我认为，我丝毫不能为儿女情长拖累，不能消磨革新日本的斗志。为此，我已得出应该放弃今生幸福的结论，务请原谅我的任性。”这封信看似言简意赅，仔细读来，却云山雾罩。即便如此，舌根子还没干呢，就和别的女人结婚，是万万不可以的。如果自己参加选举，由于是小选区制，所以六个庄是中心阵营，这就无论如何必须避免自己是个不可靠的人之类的评价出现。为此，和苑子的孩子一个就够了，眼下还是不正式结婚的好。有为这种事情分神的工夫，还不如在下次选举到来之前，致力于和政界财界巨头加强联系呢。于是，楠次郎再一次来到世人广泛瞩目的演讲比赛上，想要提高自己的存在感。虽然在早大已经毕业了，还是可以参加青年组比赛。
他瞄准了秋末东京府青年雄辩赛，决定以前一年为明治天皇殉死的乃木希典①夫妇为主题。他甚至想好了结束语：“曲终奏雅，这里盛开着明治精神之花。”然而，准备过程中，他又发现，现在选这个主题怕要吃亏。不管一部分知识分子怎么说，殉死事件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轰动，人们对此历历在目，任何雄辩也无法与事实带来的冲击力匹敌。而且，经私下打探得知，呼声很高的选手中，有四个人以乃木希典为题。原本，演讲比赛上，在野精神的强弱是评分的一大重点，既然如此，就拿山本权兵卫②内阁的扩军政策当靶子吧。于是，论点就又浮现在眼前了：“眼下的政策无疑是错误的军国主义。让列强刮目相看的日本，应该拥有与充实的民生和文化的军事力量。”
晚上，次郎拼命为《日俄财政比较论》做笔记，还要为东京府青年雄辩赛做准备，白天，要在铁厂指导经营，要去邮局看看，有时候还要和永井柳太郎一起参加政治家集会，商讨倒阁运动的秘策。这时，楠次郎喜得一子，这让他感到很骄傲。他从祖父的名字中取了一个字，给孩子取名为“孙清”，意思是说，这是你的曾孙哟。孩子很爱哭，次郎气急了，大吼“烦死了”的时候，小家伙会通过更加激烈的哭泣强调着自己的存在，就像是在反抗。这对楠次郎来说，这种任性是不可饶恕的。
回想幼年旧事，楠家也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有一年冬天，大雪过后的第二天早晨，次郎正一个人对将雪块扔上屋顶后等它自行滚落成雪人的游戏乐此不疲，有一个雪团正砸在刚好经过这里的祖父清太郎头上。他正僵着身子等着挨骂，祖父却只是嘟囔了一句“这种恶作剧，也就是次郎想得出”，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朝装着扫雪工具的小屋走去了。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次郎，是无法容忍家里这个啼哭叫唤的存在的，可苑子却丝毫不怕孙清的哭闹。次郎以写论文为借口，在早大附近的学生宿舍找了个住处，暂时住下，并决定雇人力车往返于铁厂与住处之间。
4
大正二年10月举行的东京府青年雄辩赛上，次郎以“改革财政，坚守明治伟业”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萨州的山本权兵卫内阁，和受到国民批判而倒台的桂太郎内阁一样，都是藩阀内阁。“凭借款之功当上男爵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借制造军舰之机大敛财富的山本总理，正是这两个人，把我国一步步推向了暗礁。”次郎首先对山本政权摒弃减税案、准备推进两亿两千万日元的海军大扩张计划的事实，进行了激烈抨击。最后，他这样收尾：“我们必须依靠尊重舆论、排除制造内阁的元老们的操纵、遵守宪法、提高民力，来建设强盛的国家。”
这些论点是以大隈重信的《论山本首相的施政方针》为主旨的，大隈的这篇文章发表在4月号《新日本》杂志上。除了在演讲比赛上取得好成绩，以此举加深大隈对自己的信赖，也是次郎的目标之一。在准备的最后阶段，《日俄财政比较论》也日渐成书，这使次郎自信大增，倍感满足。
就在这时，被指责为内阁制造者的元老们慌张起来，他们开始担心，批判之声如此高昂，这样下去，山本内阁恐怕要难以为继了。这些元老原本是由出身于维新中的有功之臣、萨长的武士阶级构成的，如今都年事已高，就算加上新加入的公卿出身的西园寺公望①，也只是极少数人，其权限也并不十分明确。他们彼此之间对时代的感性认识和国际感觉虽然多少有些差异，但在日俄战争后讲和条约问题上表现出的对民众爆发的恐惧情绪上，却是相同的。
民众是愚蠢的，他们脑子里全然没有财政吃紧一类的概念，只是一味地认为讲和条件太过宽松而奋起火攻。从结果看，煽动民众的报纸也是个难对付的主儿。为跻身列强，制定了宪法，导入了立宪制，但如果可能，人们还是希望它只是流于形式，而采用君主制。毕竟，我国的民生比起欧美来还很低。这些判断，元老们在缄口不语之间，早已达成了共识。
在这些元老中，以国内问题为己任的山县有朋②、松方正义③、井上馨④三人，经常聚在一起，时而商讨政友会对策，时而商讨如何控制大隈重信。
“那也是炮术长的儿子、体面的武士啊。”井上说。
松方立即附和道：“在这种情况下，被叫做萨长阀，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猜疑嘛！”
“西园寺君能加入进来是件好事。不过，以后的事慢慢再说，眼下该如何是好呢？”山县说道。他百分之百地厌恶政党，主张趁现在决定出代替山本权兵卫的人选，可到了年末，也没有选定一个人，让大家都认可“就他了”。
“官员都可靠了，即便总理啊大臣很平凡，只要没有失误和失言就不要紧。”山县这么一说，井上和松方都沉默了。二人隐约地感觉到，现在已经不是依山县的主张平定天下的时代了。明治维新后新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时，大隈接了井上的班，当上大藏省事务总裁，发表了明治六年国家财政收入支出预算表，奠定了预算公开制度的基础，消除了国内外的不安。井上深知大隈的政治才能，所以暗自关注着大隈最近的言行，做好了关键时刻起用大隈的准备。
那年12月下旬，井上将大隈请到柳桥的料理亭。虽然名义上是“叙旧”，聊聊年轻时的往事，但实际上，井上是想试探一下大隈对政局的看法，掌握一些紧要关头向山县和松方举荐大隈的材料。另外，井上还想亲眼看看这个就要迎来七十七岁喜寿的人的健康状况如何。
如果是自由党的板垣退助①，也许会确认一下是不是只有两个人见面、要谈什么话题之类的问题，而大隈却不怀任何戒备之心，只身一人出现在了料理亭。
一落座，井上就切入了政局的话题：“现在的内阁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各位元老也时时在担心。你怎么看呢？”井上做出襟怀坦白的样子，征求大隈的意见。
大隈马上回应道：“那是因为让政友会做执政党的缘故。没有不安定分子，哪怕是少数，政权的基础才能稳固。”他的回答，对井上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意见，因为井上也正希望动摇（如有可能，还要分裂）政友会，使护宪运动土崩瓦解。对起用大隈、抑制民众护宪运动高涨的做法，井上曾这样向山县和松方解释：“说来不过是以毒攻毒罢了。”
大隈说起他一贯的主张：“如果不是在考虑与财政协调的前提下充实国防，谁做都不会长久。本人没辙，国力也会凋敝。所谓国力，是财政、外交、国防和文化的总和。”
井上断定，大隈重信干劲十足，且有些霸气。
大隈认为，强化、发展同中国的盟友关系才应是国家的一大政策，如果日本支持中国摆脱列强的统治、独立出来，中国定会同日本建立稳固的亲密关系。大隈大谈特谈他拿手的亲和殖民论，井上却听得心不在焉，这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哼啊哈地附和着，佯装一副倾听的样子，心里却思忖着如何判断大隈对民权主义思想的看法。井上想起从报社记者那儿听说的东京府演讲比赛的事，就试探着说：“听说，前一阵子的青年雄辩会上，有人意见相当激烈呢。”
“年轻人嘛，总还是得有点儿血性啊。”
见大隈说得若无其事的，井上就问道：“那个叫楠次郎的，是什么人啊？”井上听到过永井和楠次郎是大隈的得意门生的说法。
“那可是个相当不错的青年。他是永井的学生，不太理性，但很有干劲。”大隈说这话的时候，还想着该怎样让楠次郎知道理性的重要。于是，他想起了自己的爱徒、女政治记者田之仓樱。
“是士族吗？”
“不是，他应该是个农民，大概滋贺县一带的。”
“那还是小心一点吧，啊，农民总是要起义。”
“就是哈，不过楠没关系，他好像自己经营着邮局、铁厂什么的呢。我还想让他在我手下干呢。”大隈似乎对井上的担心并不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