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持了两年多的第二届大隈内阁时期，以前一直提倡扩大民权的斗士，也都和行政高官关系密切，对体制表示理解，并同元老们有所瓜葛，所以，已经打下了批判政府的矛锋不利的底子。次郎也和经大隈介绍会晤的贵族院研究会的大木远吉①脾气投合，在他大正九年被任命为原敬内阁的司法大臣时，从滋贺县送来特等桶装红芜菁。虽然改变政治的方法逐渐向大众运动倾斜，但《新日本》提出这些运动的方针却颇为超世脱俗。次郎不止一次地想，这个时候没有永井柳太郎是很难办的。
但一进入9月，舆论的确变得十分严厉，不再容许寺内内阁执政，还在东京召开了弹劾寺内内阁的全国记者大会。元老会议急忙请藩阀色彩淡薄、贵族出身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组阁，但聪明的西园寺拒绝了，政党领导人原敬被任命为首相。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化有大隈的主张已经实现的一面，但出身政党的性质却和大隈完全相反。
鬼子母神庙会那天晚上的对话，使次郎和阿樱之间因接孙清回家的事而产生的不自然多少归于平静了，可这样一来，次郎又不得不很强烈地意识到孙清在家里的存在了。
习惯了新环境的孙清一在家里乱跑或是缠着阿樱，次郎就觉得心里乱得慌。孙清出生时，他怕影响写稿子，搬到了早稻田附近的宿舍去住。这虽然是和苑子分手的导火索，但身为经营者的次郎是不能一个人住的。在次郎和阿樱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新日本》杂志，终因资金周转不灵（当然也有战后不景气的影响），于年末停刊了。
为处理善后，次郎大年三十和过年期间都不得不四处斡旋。他拜访了正在热海静养的大木远吉。大木为次郎介绍了一个1月份办理《新日本》财产清理等法律手续时能干的律师，次郎此行也是为了当面致谢。次郎是头一次来热海。
谈话结束后，大木远吉体恤地说：“楠君，到这儿来了，就好好泡个温泉吧，否则就对不起热海了。之后如果有时间，翻过十国岭去箱根更好，这对你这样的事业家也许有帮助。三四天前下过雪，不过道路可能不要紧的，我查一下。”
次郎听从地进了温泉，擦去浴室正面大玻璃窗上的热气（冷却形成的水珠），对面就是几乎能把人吸进去的湛蓝的大海。
次郎想，贵族就是这样奢侈的啊。为了避寒，大木远吉每年冬天都要到这里来。外面寒风凛冽，海浪滔天，可他却泡在热水中观赏海景。
湛蓝的天上没有一片云彩，但它的色调不同于大海的蓝。向远处延伸的海角的棱线上，积雪辉映。从浴槽里升腾而出的热气将次郎围裹住，他看得发呆，忘记了说话。因为今天可以住在小田原，所以他听从了大木的安排，翻过十国岭，来到箱根，并决定去往小田原。
问题是车是否能到箱根。洗完澡，跟等在门口旁边的别墅看门人和人力车夫一打听，才知道大木已经交待过了。他们说路是在山谷，雪又是风吹得动的小雪，所以只要注意路面的结冰，就没问题。最后又告诉次郎：“不过，先生要是赏景，就得从路上爬高了。”
次郎向大木致了谢，坐上了他为自己叫的车。车来到热海岭，视野豁然开朗。前面是丘陵般的山峦，披着薄雪，没有棱角。斜前方，富士山在待命。上午的太阳照在雪面上，仿佛光的铃铛叮当作响。两三只小鸟豆粒一般飞过天空。次郎屏住呼吸，欣赏着仿佛不是人间风景的广袤而辉煌的景致。
次郎嘀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在离东京只有半天路程的地方，会有这样一处风景。不让更多的人看到，简直就是政治家和实业家的怠慢。
道路从那里开始缓缓地下坡了。“十国岭就从这儿上去，可现在太危险。要看全景，鞍挂岭比较安全，行吗？”
次郎听从了司机的忠告，驱车来到鞍挂岭。在这里，次郎也看到了不亚于热海岭的景观。他仿佛被彻底征服了，前后左右看个没够。鞍挂岭是离箱根最近的山岭，隔着芦湖与驹岳、神山遥遥相望。从高度上看是十国岭稍高一点，但如果想领略箱根的性格，还是这里最合适。刚才从浴槽里看见的相模湾在左手边铺开，前面是三浦半岛，活像老牛伏地。大海也变宽了，仿佛张开了深蓝色的绸缎。右边是骏河湾，波浪发出无数细细的碎光，像是金色的石子路。次郎想，上午和下午，这两个湾正好交替着。周遭静悄悄的，次郎陷入一种幻觉之中，仿佛有什么东西从远古时代回来。
次郎想起儿时和祖父一起走在伊吹山麓时，祖父告诉他说，伊吹山上有灵验的神灵，草药漫山遍野。祖父那天还劝导他说：“传说这座山哪，是大国主命被他的哥哥们杀害的地方。你记住啊，长大了，亲戚朋友什么的都不得不防啊。”
然而，如今展现在眼前的景观却让次郎感到，祖父的训诫简直太小家子气了，这个发现让次郎大吃一惊。以批评的眼光看待祖父的训诫，这是第一次。为了从祖父那里获得自由，实现真正的独立，只有开发这座山。这其实是对祖父的报答。他感动得令人惊呆地想。
那天晚上，次郎没有赶到小田原，他决定在箱根芦汤的据说创建于江户时代末期的旅馆住下。他打算体验箱根的温泉，在吃饭、按摩的过程中，了解箱根一带人们的想法。
第二天早上五点，次郎就起床了。他在刺骨的寒风中走了两个小时。他想确认一下，过了芦汤，上个小坡，是不是有个被称作“汤之花泽”（温泉花海）的秘境，据说那里温泉喷流成河。坡上到头，次郎发现，开路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他想，旅馆附近有因报仇而闻名的曾我五郎、十郎兄弟的墓地，又靠近源氏勃兴之地，还曾是位于辽阔的富士山脚下的狩猎根据地之一，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传说。这和位于京都附近的滋贺县的史迹不同，粗糙的东西居多，但这反倒可以成为无拘无束地进行开发的条件。
在去小田原的车里，次郎想，如果有财力，还想开发“汤之花泽”一类的腹地，可在那里开山铺路，需要相当大的投资。首先，要购入附近半开发的土地，以收益快的别墅买卖为主，获得当地人的信赖后，再开始实施真格的事业计划比较好。
然而，想到起领航员作用的当地权威人士，次郎想起了昨晚按摩时听来的芦湖畔年轻的村议员的事儿。他的名字叫大田金兵卫，让人联想起老家的资本家亲戚小林金兵卫。他是芦湖上的渔夫，客人来了，就放下钓船，或者在湖上赏花。按摩的人说，因为年轻，他积极向上，村里的元老也处于劣势，这让次郎联想到自己，感到心满意足。
次郎又一次改变计划，决定在关卡遗址附近的箱根町下车，如果大田金兵卫在就打个招呼，可能的话一起吃个饭，并以此结束最初的现场调查。至于东京那边，今天之内到达就行。
9
随着父亲身体健康时的身影隐约浮现在他留下的众多信件、字条、《新日本》杂志的目录、编辑后记、在此发表的主要论文、滋贺县的出版物等资料中，我越发不安起来，我要写传记的想法是不是错了？
楠家的历史只能追溯到父亲的祖父楠清太郎那里。可是，中间夹着明治维新，起初整个地区都变得慢慢向革新倾斜，维新后，村里发生了以前意想不到的剧烈变化。
为了不被激荡的时代吞没，祖父做出了拼死的努力。他明治四十年去世时，楠次郎十九岁。次郎当时悲痛不已，执意和遗体睡在一起，显示出幼稚和刚毅混在的性格。而我的祖父，次郎的父亲的父亲楠犹次郎，生于庆应元年，在我父亲次郎五岁时就死了。调查中，我首先得到的，就是和当时的人相比他死得相当早这样一个平凡的印象。
或许可以认为，对楠次郎来说，生父犹次郎的早逝是悲剧（也许应该说成是喜剧）的开始。当然，是悲剧还是喜剧，关键在于将视点置于何处。以准备写传记的我为中心来考虑的话，也许是喜剧，但如果以父亲为轴来看的话，悲剧色彩就强烈一些。只是，本人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与传记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楠次郎这种性格的男人，是决不会承认自己是失败者的吧。虽说如此，他也不是一个英雄的男人。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各种资料读得越多，我越强烈地认识到，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楠次郎。我开始觉着要写传记的计划太欠斟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对于这种迷惘，我无法将其归咎于一般论的认识——人无论是谁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而且，关系越近的人越不易将其客观化。
我出生于昭和二年，阿樱不能生育，我是父亲在外面的孩子。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异母的姐姐良子和哥哥孙清，是兄弟六人中的一个。我最初不姓楠，而是叫广田恭次，这也是上中学后，听阿樱说的。据她讲，我曾是给广田家当养子的、父亲的弟弟广田裕三郎的独生子。可是，我出生后的第三年冬天，流感肆虐，我的父母感染上以后相继去世，楠次郎便收养了我。这样，加上成人后来到东京的良子和孙清，阿樱要抚养三个非亲子女，而这三个孩子的生母又各不相同。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举国狂热的时代，中学二年级的我想上军校，却遭到养母的反对。那时，我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非常时期，已经没有什么楠家不楠家的了，这儿不就是个托儿所一样的地方？！”每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都仿佛看得见当时阿樱那种悲戚中夹着探寻这孩子都知道什么的表情。不管怎么说，她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一言不发。她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抚育不太结实的我，却没有结下任何果实，她大概被这个发现压倒了。如果养母没有将事态迅速客观化这种在当时的女性来说十分珍稀的美德，可能会出现更加激烈的悲叹场面。那时，孙清应召入伍，正驻留满洲，父亲一个月只回家四五天，家里只是养母和我两个人生活。
一想到阿樱，我记忆中就会浮现出身材娇小的她梳着短发，手持棒球手套，站在明亮的草坪上的身姿。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身姿，所以对刚上小学的我来说，印象十分鲜明。或许是因为疾病，她平素举止安静，总是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读书，正因如此，有时她会努力制造快乐的空气，大概就是为了不致使家里的气氛过于凝重。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的日子，她还特地叫车，带我去早稻田大学——那是有她青春回忆的地方——附近的西餐厅，说是“要请吃好吃的作为奖励”。
我被阿樱的沉默吓住了，立即觉察到了自己的失言，向她道了歉，可她依旧沉默。午后微弱的阳光透过隔扇，照进我们对峙的家里。那大概是发生在位于国立的家里。我有中学到旧制高中时代曾在上目黑西乡山居住过的记忆，可具体年代却记不清了，说来这也是因为，我们曾经那么频繁地辗转搬家于市区和郊外的分售地之间，尽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国立的家。而记忆中之所以留有西乡山的名字，是因为从资料中得知这里是年轻的父亲燃起居住于此的野心的地方后，它以追认的形式回到了记忆中的缘故。那里曾是比西乡隆盛小得多的弟弟西乡从道的宅邸。
一般来说，对真正适合自己的事情，人会发挥惊人的持久力。对楠次郎来说，真正适合他的事情，就是拥有土地。我认为，西乡山就是一个清楚地体现出楠次郎对土地病态执著的性格的事例，但我并不是要说楠次郎因此就不是个好男人。最近，每当伏案读写时，我就会告诫自己，只有抑制性急的价值判断，贯彻客观性，才能增加传记的说服力。而之所以事事都需要这种自诫，我想，是因为对父亲的不确切的、更多时候是向抗拒倾斜的感觉已经根深蒂固了吧。
没有人能够从正面否定我是早逝的广田裕三郎的独生子这种说法。如果没有发生东京受到美军空袭、阿樱只身疏散的事情，我其实就是楠次郎的儿子的传言，也许就不会那样扩散了。
日本也许会战败这种危机感让次郎胆子大了起来，在和阿樱商量去哪里疏散为好的那天晚上，他向阿樱坦白，他和另一个叫石山治荣的女人还有一个家，并生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
关于去哪里疏散的问题，阿樱也考虑过去小名浜，她父亲在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去世，她哥哥田之仓悟一接手继承，成了院长。次郎原以为妻子乐意去小名浜，可阿樱却说：“这种时候我跑去了，太给哥哥添麻烦了。再说了，我一直生活在东京，讨厌乡下人那种好奇和探寻的目光。”
阿樱不愿意去小名浜，其实另有原因。田之仓医院从前任院长时期起，被认为不积极配合国策。阿樱自己侧眼看着次郎的变化，却没有改变在《新日本》杂志工作时的姿态。战败前，治安维持法被扩大解释，预防拘禁横行，当局认为比较危险的人，不管是否犯了法，随时会受到警察拘捕。随着战局日益紧张，预防拘禁的范围越发扩大，只是批判一下东条英机首相，都会被警察带走。
和阿樱年龄相差不多的山川菊荣①、作家平林泰子②也遭此厄运，被释放后来看过阿樱，阿樱还召开过几次庆祝平安出狱的聚会。阿樱和楠次郎结婚不久后发现得了慢性肾炎时，就决心作为扩大民权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后卫，为为此做出努力的人们做一些事情，并坚持至今。因此，她担心，本来就已需要小心的田之仓医院，会因为自己回去而给哥哥添麻烦。
次郎只是一周回阿樱家一趟，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好。阿樱的这种想法令次郎很感意外，但得知妻子不愿意去小名浜而希望去自己的势力范围所及的轻井泽时，次郎反倒很高兴。对他来说，阿樱一直是理智者的象征。只要和她的婚姻维持着，即能证明从前的楠次郎还活着。因为在参加大政冀赞会的问题上疏远了永井柳太郎，所以阿樱能依赖自己，让次郎心里一亮，他也盘算着利用和阿樱的关系与永井恢复旧日的关系。次郎觉得自己对阿樱的心情有所了解了，才说起他和石山治荣的事。
有一个把药学介绍到日本的博士，次郎也曾经受过他的关照。为纪念这位打下在几所大学成立药学科基础的先生，有一个财团，理事长也是一个著名的医学博士。为将这个财团连同财团所在的建筑物一起纳入国立市开发计划用地，次郎多次与之进行过交涉，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和理事长的女儿渐渐亲密起来。——对自己和石山治荣相好的过程，次郎如是解释。
“她性格非常温顺，我想你也能和她相处得很好。”次郎偷偷看着阿樱雕塑般的表情，说，“我太想要孩子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