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郎的误算在于，没有想到在我生下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是裕三郎、三个月后是我的生母都去世了。父亲把我带到下落合的家里，不得不让阿樱来训育我。
我想去海军学校、升入旧制高中时想去松本，是因为向往披雪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想加入山岳部登山；如果父亲允许，我想去鹿儿岛的第七高中；如果他说太远，就选择夹在富士山和太平洋之间的静冈高中，是因为我想待在无边无际的大海旁而远离楠次郎，想让想象在黑潮的流动中和直插云霄的棱线上飘泊。那时的我也感染上了吸引年轻人的浪漫主义。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拉上前线，毋宁说我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干净的生活方式心向往之。我在防空壕中听到父亲这些关于生母的话，也没有想追究下去，那个佛一样的女人到底是谁。
对真正的孤儿楠次郎来说，很早就成了孤儿的我也许和其他孩子有点不同。也许，比照自己，他也在我身上看到了孤儿这种人的危险性。尽管如此，在空袭频繁的时候，父亲看到死神的影子已经靠近了我。对战争的走向，他是怎么看的呢？
我总觉得，父亲的眼睛大概就是从土墙里面窥视穿过街道的武士们的、祖传的眼睛。这种旁观者的姿态，一定是楠次郎没有列入辅弼议员第一批推荐名单的原因。只有永井柳太郎和其他众多众院议员一起入选，这对楠次郎来说，是永井柳太郎的背信行为。父亲理应懂得，自己作为一家之长的任务，就是保证家里不出一个受政府蛊惑而参加战争、丢了性命的冒失鬼。
从阿樱那里听说我要去军校而被说服时，次郎得知阿樱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久违地取得了一致，很是高兴。原本对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持批判态度的阿樱，是顺着去请新渡户稻造做《新日本》杂志主笔时的想法，来说服我的。
决心写传记时，据说不论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自杀人数都有所增加。听到这些，我发现，在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表现为战争这种形式的死亡从对面迫近，反倒剥夺了我想要自杀的余裕。如果不是那样，自己生母的形象只存在于动荡中这个事实，会更加气势汹汹地威胁我。我想坦白地说，战争结束后，“活着也是无奈”的想法不止一次地袭上心头。这回，是革命的理想拯救了我，然而，一辈子不知道倦怠、怠惰、安逸为何物的楠次郎，究竟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我的呢？
好了，我必须要回到传记的正路上来了。
大正十一年1月，以前一直立志从政的楠次郎的靠山大隈重信去世。这使得次郎的心境有了很大的转变。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第二次出国学习回到日本的永井柳太郎，于翌年大正九年在选举中当选。与他的信条比较接近的宪政会虽然受到了原敬麾下的政友会的压制，但永井还是以其天生的雄辩而当选了。在第一次议会演说中，他就对原敬的独裁加以批判：“当今世界中，尚在主张阶级专政的，西有俄国过激政府的尼古拉·列宁①，东有我国的原敬总理大臣”，因绝大多数执政党议员的动议而受到停止登院的处分。报纸杂志群起支持永井，他的处女演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不受元老控制的第一个政党内阁，原敬的独裁政策受到舆论的反对，永井柳太郎站到了批判原敬的旗手的位置上。
楠次郎看到永井的活跃，尽管多少混有一些嫉妒的成分，但还是热血沸腾。后藤新平从国政转而成了东京市长，也让次郎的政治言论获得了自由。
次郎在箱根、伊豆描绘的开发构想，因收购了三岛至修善寺间的骏函铁路，而搭成了大的骨架；沓挂方面，汤川的发电厂已竣工并开始送电，别墅分售也顺利进行，资金上比较乐观。沓挂的事业已经是第五年了，他渐渐认识到，这样的工作很适合自己。经营出版社、铁厂、橡胶公司，需要为撰稿人、银行以及提供原料的大企业和产品销路费神，还得低下头去，扼杀自己的主张，搞得筋疲力尽，但开发事业却能和自己的理想直线联系在一起。在同地主的谈判中，十多岁在滋贺县进行耕地整理时与农民交涉的经验就起了很大作用。麻烦的是与官厅衙门之间交涉许可，但他发现，如果求政治家打个招呼，结论就下得出奇地快。在庆祝后藤新平就任东京市长的宴会上，次郎脑子里还闪出一个新构想：和新市长合作，在郊外建一个让人恍若身在外国的大学城。这种事业和政治家是可以两立的，毋宁说，政治家的身份是必要的，这种判断引诱着他不断走向政治。
大正十一年1月17日，大隈先生的国葬在日比谷举行。那天，小林银兵卫领着已经十四岁的良子，从滋贺县来到了东京。傍晚，回到下落合家的小林银兵卫说：“哎呀，人真多啊，我从早稻田大隈府上附近走到日比谷公园，前后左右都是人，什么都看不见，只能从远处看见有仪仗队护卫的灵柩。哎呀呀，人多极了。”银兵卫天真地讲述着，他的兴奋还没有退去，因喝酒过多而变红的鼻子头油光锃亮的。
次郎就走在灵柩的后面，时而还替换一下疲惫的长者。一边走，一边回想着自己和永井站着说话时被大隈叫住的情景，回想着和阿樱的婚礼上大隈的祝词，回想着他比起红芜菁来更喜欢甜煮颌须鱼，回想着他结束讲话时“是……的”的句尾的幽默，回想着他在车窗演讲中锤炼出来的任何人也无法模仿的鼓动力……据说，这一天，灵柩经过的沿途上有一百五十万人。次郎想，元老们惧怕这“早稻田第一吹”，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伟人一个个都走了。”听到大隈去世的消息，阿樱哭着说。以前从未掉过泪的阿樱，第一次在次郎面前流泪了，次郎于是知道，她对大隈的精神依赖是多么地深。
由于预想到了行人之多，她原本打算尽量待在家里，可最后还是坚持不住，便带着刚刚来到东京的良子和孙清，从音羽冈上目送灵柩在仪仗队护卫下缓缓向日比谷方向移动。
“目送队伍行进，我觉得我的前半生也走了。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还有那些孩子……”阿樱说的“那些孩子”也包括良子在内，次郎听到阿樱这么说，会意地点点头，意思是，良子和孙清就拜托了。这两个孩子对他来说，是初期人生的遗产。结婚六年，阿樱是唯一一个征服了次郎的女人，这一点毫无改变。次郎想让阿樱和自己的故乡联系得更紧密一些，才让小林银兵卫来到自己家里，五个人一起吃了饭。当然，其中也不乏对他养育良子的感激。当时孙清上小学三年级，时而会有一些令人惊讶的自我主张，但还是很温顺，对阿樱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教育的孩子。
遗憾的是，我没有和孙清在一起的记忆。这大概是十四岁的年龄差异所致。尽管我还依稀记着仿佛在上目黑西乡山家的客厅见过穿军装的哥哥。如果这个记忆是对的，那是哥哥要去满洲之前请假回家时的事，还是平安回国时的事？
“在咱老家，最近也兴起护宪运动了。”银兵卫说。
“这么说，崛部久太郎的地盘就更坚固了。”
听次郎说到护宪派无党派人士崛部，银兵卫摇着头，说：“不，不，这就是乡下的有趣之处喽。”接着，他解释说，实行小选区制度的滋贺县第五选区的犬上郡、东畑郡的人，多认为崛部众院议员出身上流阶级，和自己种族不同，他们坚信护宪运动是为民众的运动，所以崛部的人气不会很旺。然后又补充道：“说起来，次郎，你当过农民，这很有利啊，乡下啊，讲道理不行，得对脾气啊。”
听了银兵卫的话，次郎大受鼓舞。次郎本来就和永井柳太郎一起属于护宪派，如果参加选举，不能从被批判为特权阶级内阁高桥是清内阁的势力出马，只能从脱离了政友会的自称政友本党的这边参加竞选。这让次郎有点郁闷。
银兵卫的话让次郎燃起了希望。
“啊，对了，明年是清太郎的十七年忌日吧，几月份来着？”银兵卫又问起次郎祖父、楠清太郎的忌辰。
满脑子选举的次郎，思路一下子给拉回到现实，答道：“是4月份，4月4号。”搭话时，一个计划倏然穿过他的脑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