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我渐渐接近父亲去世的年纪的今天，这种憎恨虽然还看得见一鳞半爪，但我却觉得，我想象中尚未现形的生母的怨恨似乎在我身上附了体。回想起来，在这种感情的起伏和爱憎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我之所以能够有所把握，是因为我只是一味地坦白。
较我而言，父亲则不擅长坦白，应该说，他缺乏坦白的才能。如果可以称之为才能，父亲是不具备侧着身子冷嘲热讽的能力的。也许正因如此，父亲晚年曾几次在采访中谈及自己时说：“真是个天真无邪的人。”至于这种天真、无邪毁了多少身边的人，又如何毒害到了别人的心灵深处，便不放在心上了。
小林金兵卫的儿子小林银兵卫称之为“那件事”的事件，发生在父亲金兵卫和善良普通的资本家之间。因为这个普通资本家是楠次郎生母再嫁的对象，事情才变得有些严重。
直到得了被叫做死病的伤寒之前，父亲都在推进扩大实业范围的计划。父亲甚至把卧床期间订的计划也付诸实施了，那就是，为正式开展东京郊外宅地开发事业，他要把埼京电铁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和过去的楠房地产公司、如今的综合房地产公司一样，无法偿还公司债务、濒临破产状态、被称为“幽灵电车”的埼京电铁，在满脑子宅地开发、郊外的都市建设的父亲看来，却是一块埋在泥里的钻石。父亲出席金融机构为主要债权人的会议，提出议案：这样下去，开多少会也还是无法改善经营，不如一咬牙一跺脚，采取拿到法庭上强制和议的办法。他还主张，这样，只要减资有法律支持，就能开辟出新的经营之路。
另一方面，在埼京电铁减资后，父亲为认购势必进行的增资新股，将综合房地产的资本减至五百五十万日元，减轻了财务结构。他想通过这个办法使自己离支配埼京电铁的想法更近一些。
这个计划刚上轨道，父亲就病倒了。在他和几乎置他于死地的疾病搏斗正酣时，作为综合房地产公司大股东的亲戚们中间还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咱们要跟次郎走到哪里去呀？要是他一下子没了，损失可就大了。像你这样的资本家，可得好好用你的钱啊。”这个动向的核心人物，是自己经营证券公司的、东京的滋贺县同乡会干部岩田助八。在户籍上为我父亲的广田裕三郎还健在时，岩田助八负责对滋贺县资本家的活动，我父亲负责青年团等，他们曾是共同支撑楠次郎后援会的伙伴。
看到父亲开始了支配埼京电铁的操作，岩田助八说：“看，照我说的来了吧，次郎只想着要实现自己的构想，跟着他的人可就要吃亏喽。综合房地产公司的股票就交给我吧，我会把它们巧妙地变成现金的。”见小林金兵卫还在犹豫不决，他又劝说道：“用长远眼光来看，这也是为次郎好啊。事情啊，不能光是往前走啊，关键是得早些明白这一点。当然了，我会跟次郎好好地说清楚的。”
从川田四之助那里听说自己创业、管理的综合不动产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可能都到了岩田助八手里的消息时，次郎气得眼前直晃，陷入了幻觉。
小林金兵卫的儿子银兵卫曾对同父异母妹妹的丈夫川田四之助若无意间说到“综合房地产公司的股份好像也要有好价钱了，岩田说的。那可是头儿的努力的赏赐啊”时，川田听者有意，去问岩田助八，岩田的回答却很含混：“啊，我正想这两三天跟头儿商量商量这事儿呢。”可川田一说那你就把股票都拿到公司来吧，岩田竟面露怒色，说：“干吗，难道我还信不过吗？！”等川田一调查才发现，岩田已经收购了一大半股份了。
“找律师商量一下，提交一份股票遗失登记。”次郎指示道。可刚一开口，又改了主意，说要向警署报告被盗。
银兵卫无意间的一句话，虽然证明了其父金兵卫和岩田之间的交易，可金兵卫毕竟是自己生母再嫁的对象啊。如果告到警署，这罕见的盗窃事件立马就会成为新闻，而嗅到内讧气味的股东会上的小混混，就会像爬到蜜糖上的苍蝇一样，蛊惑敌对双方，使综合房地产公司的股份变成大批投机对象的股票。
这么一想，次郎渐渐感到，一种不同于刚才的、想让母亲及其丈夫烂肠子烂肚子的憎恶，正在体内弥漫开来。他又看看来报信的川田四之助。小林美奈对川田来说，可是岳母啊。次郎想，他的报告真是太及时了。昨天晚上他大概也是斗争了很久，脸上还留有黑魆魆的疲惫。次郎不禁体恤地说：“四之助，你汇报得太及时了。”
川田却一下皱起脸，从嘴里挤出“这也是叛乱吧”这句话，还把“叛乱”两个字咬得一字一顿的。因为，岩田是综合房地产公司负责监督检查的人。
次郎心里涌起一种健康的斗志：要让岩田助八当不成专门做股票生意的人，至于小林金兵卫的成败以后再说。
次郎想起一个人，原敬内阁时的司法大臣大木远吉。他不仅在《新日本》杂志最后清账时给自己出主意，帮着介绍能干的律师，还在自己去热海的别墅报告清账结束并致谢时，建议自己绕道箱根。在这点上，可以说，他是让次郎在观光实业开发上开了眼的大恩人。而且，综合房地产公司的顾问律师也是大木介绍的。
次郎和那位律师一起去找大木商量，并取得了一致意见：负责监督检查的人收购自己公司的股票，违反了商法规定的监督检查人员的忠诚义务。
这件事直到昭和十二年年末才得到解决，但进展得还算顺利、圆满。岩田助八的行为原本就不是帮助什么人侵吞综合房地产公司之类的事情，只是利用了小林金兵卫模糊的不安和不满，所以，岩田叫次郎的铁腕气势给吓住了，马上表示出恭顺之意。
交涉过程中，次郎心里也曾再次燃起怒火，想彻底击垮他，但每当这时，考虑到川田四之助的处境，加之出于怕美奈难过这种对生母的、与往日的憎恨相反的感情，便将最后的步骤委托给了妹妹阿房的丈夫永井外吉。这是要避开与滋贺县有瓜葛的人。结果，次郎又把岩田收购的自己公司的股份收买了回来。为筹集资金，计划中的麻布六庄馆的工程延期，同时大幅度增加分售面积，以加快资金回笼的步伐。
完成股份交接，已经是第二年即昭和十三年的3月末了，大约过了一周左右，生母美奈来了一封长信。
“久疏问候，敬请原谅。想必您生活无恙，谨此致意。”
给自己儿子写信的美奈，接到一直在东京的丈夫的来信，知道了事情的经过，“非常吃惊”。在强调自己一无所知之后，又写道：“尽管您理应大发雷霆，表示全然不知，但您却和颜悦色，全力挽救，您是多么宽宏大量、多么亲切和善之人啊。务请将此当做孝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次郎丝毫没有想到，生母会写来这样一封信。事情处理好以后，次郎回乡时还想，干吗还要牢骚满腹地说“金兵卫好像做了对不起你的事，真过意不去”之类的话呢。其实那就是尽力夸奖次郎，让他以“孝行”之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这不免有些强加于人，如果次郎心气儿不顺，可能会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
次郎想象着长着一撇小胡子、活脱一个乡巴佬模样的小林金兵卫，将一只手掌竖在面前，求妻子跟生气的次郎求情的样子，心里的愤怒才稍微平静了些。美奈自次郎五岁时分别以来，没有一同生活，各自环境也有所不同，对次郎的事情似懂非懂也情有可原。这种心情，和回到乡里、见到小学同学时的感觉是一样的。
接着，美奈又写道：“为母诚心相求。看到金兵卫的信，不知是梦幻还是现实，高兴之余，马上拿给置于内室的如来佛祖过目，感激不尽。今天在此让金兵卫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着跟您道歉，您若接受，为母死亦足矣。”
对这一部分，次郎感到很奇怪。在同样情况下，如果阿樱像美奈写金兵卫那样写自己，次郎是绝对不答应的。这种写法不明明是轻看一家之主的表现吗？！也许正因为这一点，美奈才不讨祖父清太郎喜欢，在犹次郎死后就把她给送回娘家的吧。次郎只能认为，她娘家是有钱人家，经营批发业，家风和小林金兵卫家异曲同工，但与楠清太郎持守的富农美德却大相径庭。
我越往下读越觉得，父亲接到这封信后，对生母的那种模糊的生疏感，一定是反倒更加具体清晰了。对生母的反感和思念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情感，并不只是在自己五岁时丢下自己回了娘家这么简单。生活的世界的不同，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并不擅长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父亲，能分析到这一层吗？
面对自己十九岁时生下、二十四岁时离别、如今已经年届五十、成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堂堂男子的儿子，美奈硬着头皮写下上面那些肉麻的文字后，又立刻换上了若无其事的表情：“为母能身体无恙，平安度日，想来也是托信佛的福，实乃为母最大的幸事。”
我想，读到这里，父亲一定有一种被巧妙甩开的感觉，仿佛她搅乱儿子的心绪后，却倏然回到信仰的帘子后面一样。
最后，美奈写道：“百忙之中，股份之事敬请放心。有事还请一报。祈愿工作顺利，事业有成，此乃为母最大心愿。为母衣食无忧，生活宽裕，心满意足。想你、为你高兴的母亲致楠次郎。”
写这封信的时候，小林美奈已经年近七十了。读过这封信后，我想，她大概是很讨男人喜欢的那类女人。也许，这也正是她让我的父亲焦躁的原因之一。因为，父亲是一个忌妒心很强的人。于是我想起，在我还是单身的时候，父亲曾几次训诫我说：“滋贺县的女子用情很深的，也许是因为血浓的缘故吧，但是江州女子，可不能娶了当媳妇儿。”
然而，血浓的只是女子吗？只是滋贺县人吗？我时常想，这是日本这座岛子上居住的所有人的特征，而且，我还时常很迷惘：对方的血浓还是淡，不也是根据这方的举动而变化的吗？
20
孙清结束了在苏满边境为期两年半的兵役，回到日本，在下落合的旧居安顿下来后，就上了簿记会计学校，因为虽然他大学是从经济学部毕业的，但对公司的会计业务却并不熟悉。同时，他还就任了东京橡胶的董事，这家公司的社长是他同父异母姐姐良子的丈夫高岛。
我很清楚地记得孙清到国立的家里来那天的情景。去满洲之前、在敦贺部队上时，他利用休假上京，到下落合的家里来过几次，我应该见过他，但我没有记忆。大概我那时年纪太小，还跟他说不上话吧。
他用力推开父亲经常出入的院子最前端的那扇门，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仪表堂堂、威风凛凛的青年。
尽管那段兵役曾经让他捶胸顿足、归心似箭，但回到本土后，他作为一个为国奉献、完成使命的青年，一定觉得自己很英武可敬吧。每当有为数不多的大学同学和异性朋友们问到的时候，孙清所讲述的讨伐土匪战斗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似乎都在不断扩大。
我和养母让他在父亲常坐的位置上坐下，便开始体恤地犒劳他，问一些满洲的情形、牡丹江的风景、两年半间有什么事最受不了之类的事情。
“不是发生诺门汉事件①了吗，真是担心死了，以前还没和苏联直接打过仗呢。”阿樱问道。
“啊，虽说是苏满边境，但我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诺门汉是在蒙古那边，离得远着呢，就像东京和旭川①那么远吧。我们那儿，除了打土匪以外，反倒是很平静。不过，开始那会儿，5月份战斗结束后的桌上演习时，我们也被叫到了新京，开会分析为什么会打得那么艰苦。”
“结果怎么样呢？”阿樱一边往碗里盛饭，一边问孙清。
“不行，你轻视对手，肯定无法做出客观的分析。那个姓辻的参谋，就会对自己说的话自我陶醉。”孙清说。
“所以就打败仗啊，送命的不是还有皇族吗？”阿樱接着说，“你爸爸好像也求人把你调到安全的地方去来着呢。”阿樱这么说，是想让孙清记得，这次解除征兵，也是次郎活动的结果。
可孙清却立刻回嘴道：“既然如此，我想，当初也不是没有办法不让我去啊。”
养母皱了一下眉，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却又止住了，然后用平静的语调开导他说：“话可不是这么说呀，孙清，你爸爸也吃了不少苦啊。”
于是，良久，大家都不做声，只是默默地吃着。
阿樱教导孙清时，可能是想起了3月份众院议员斋藤隆夫被除名时她对次郎的态度进行批评并与次郎发生口角的事情。国会上，斋藤隆夫的问题，是从他2月2日在众院所做的“关于支那事变②等的质疑”开始的。他质问政府是如何考虑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战争的、要把战争打到什么时候、打算如何收场、国民牺牲的生命和财产如何处理等等，在那种时局之下，他的质问无异于反军宣传，于是，引得陆军青年军官们纷纷起来声讨。同属一个政党的父亲在五天后的预算委员会上，就被视为政府文件之一的《旅行者》杂志将“天下一统”译为“TheUniversOneFamily”一事提出订正请求，说：“这会被认为是日本企图征服世界。”接着，又展开议论，拥护斋藤隆夫：“满洲事变以来，政府对言论、文章的管制已苛刻、严厉至极，但对这样的错误却视而不见。我认为，严格取缔批评政府政策的反对意见，势必将政治推向愚政。”
如果次郎是专心于政治的众院议员，这种态度至少应该贯穿斋藤隆夫问题的始终，然而，在7日预算委员会上的质疑后，大藏省银行局的干部找到了父亲，说：“内务省对与您7号的质疑有关的事项，有两三处需要向您往来的银行发出询问。我只是出于一片婆心，通告一声而已。”
来电话的干部称，自己是尊敬楠次郎的、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而进省工作的人之一，所以，对自己所说的话可以不打折扣地相信，他还说，这件事可以求次郎任拓务政务次官时的同僚河田烈调查一下。次郎有些茫然。这是那种很低级的茫然，但既然身处活动于两个领域所带来的矛盾之中，就不能置之不理。
和永井柳太郎的断绝关系，让次郎痛切地感受到，自己在政界已经没有可以倾心相谈的盟友了。思索之后，他做出判断，即便自己拥护斋藤隆夫，大势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根本改变，民政党会越发动摇，结果只能变得更加不利。
经过激烈的争论，惩罚委员会对斋藤隆夫问题下了“根据议会法第九十六条第一项第四款予以除名”的结论，并向全体大会提出议案。结果，赞成除名的二百九十六票，反对的只有七票，还有一百四十名缺席。
父亲投了赞成票。虽然也有弃权或者缺席的办法，但他认为，政治家应该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不能反对，就应该是赞成。
对父亲的这个举动，养母少见地从正面予以了反对。
“如果斋藤是因为言论而被除名的，那政党政治就完了。大隈先生在九泉之下也会叹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