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睬这个酒鬼。“钓竿、钓线、绕线轮子，总共得赔两百九十五块钱，”我对约翰逊说。
“这个嘛，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他说。“不过既然你是这样的意见，那就大家相让点儿吧。”
“本来我至少也要你三百六十块。现在我钓线的钱就不问你要了。这样的大鱼，再结实的线也未必是它的对手，所以那不怪你。可惜眼下只有个酒鬼在这儿，不然谁都会来告诉你，我这样对待你真说得上一声天公地道了。我知道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大笔钱，不过我买那副钓鱼用具也费了这么一大笔钱哪。再好的钓鱼用具你就没处买了，要不你能钓得这样自在啊？”
“约翰逊先生，他说我是个酒鬼。也许他说对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这话没错。没错，而且在理，”埃迪对他说。
“我不来跟你争，”约翰逊最后说道。“我照付就是，尽管你的说法我并不同意。这样我就付给你三十五块钱一天的租金，总计十八天，外加两百九十五块。”
“你预付过我一百，”我对他说。“我把支付的费用也开一张清单给你，没有吃完的东西我会作价扣除的。不过来回路上的吃喝得由你支付。”
“这也不算过分，”约翰逊说。
“你听我说，约翰逊先生，”埃迪说。“你要是知道他们平日向陌生客人要起价来有多狠，你就明白了，这岂止是不算过分啊。你知道那叫什么？那叫破格优待。船长待你就像待他的亲娘一样呢。”
“我明天去银行，下午来付钱。后天我就坐船走了。”
“你跟我们一块儿回去，省掉一张船票吧。”
“不了，”他说。“坐船去节省时间。”
“那也好，”我说。“来一杯怎么样？”
“好，”约翰逊说。“现在心里还对我有气吗？”
“哪儿的话呢，”我对他说。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坐在船尾，一起喝了一杯加水的威士忌。
第二天我在汽艇上忙乎了一上午，给主机上了油，还有这样那样的事反正够我忙的。中午我就在郊区一家华人餐馆里吃了饭，在这种馆子里只要花上四毛钱就能饱饱地吃上一顿了。然后我又去买了些东西，好带回国内，送给我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不外是一些香水，几把扇子，还有两把高高的发梳。买好以后，顺路拐进多诺万酒吧，喝了一瓶啤酒，跟老板聊了几句，然后就步行回三藩码头，一路上又拐进三四家小酒店坐了坐，来瓶啤酒喝。在丘纳德酒吧我请弗兰基喝了两瓶，于是就开开心心回到了船上。回到船上，口袋里也只剩下四毛钱了。弗兰基跟我一块儿上了船，我们于是就在船上坐等约翰逊，我从冰箱里取出冰啤酒来，跟弗兰基又喝了两瓶。
埃迪一夜没有露面，白天也一天不见踪影，不过我知道他早晚会来的，只要钱用完了马上就来。多诺万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埃迪跟约翰逊一起到他的酒吧里来坐过一阵，埃迪还挂了账买酒请他们喝呢。我们等着等着，我倒犯了疑了：约翰逊别是不来了吧。我给码头上早就留过话：他要是来了，请他们让他到船上来等我，可是他们说他没有来。不过我还是假定他昨天晚上回旅馆晚了，说不定一觉睡到了中午才起来呢。银行到三点半打烊。我们看到航班机都飞走了。到五点半左右，我早已开心不起来了，心里倒是愈来愈焦急了。
到了六点钟，我打发弗兰基上旅馆里去看看约翰逊在不在。我到这时还以为他大概不是出去玩乐，就是还在旅馆里，身体不舒服，起不了床了。我等着等着，等到很晚。可是心里却愈来愈焦急了，因为他还欠我八百二十五块钱哩。
弗兰基去了半个小时多一点才回来。我见他来时脚步匆匆，一边还直摇头。
“他搭班机走了，”他说。
好啊，原来如此。领事馆已经关门。我身边就剩了四毛钱，此刻飞机却早已到了迈阿密。我连个电报都打不出去。好个辣手的约翰逊先生，我算是认识你了。都怪我自己。上了当了。
“算了，”我对弗兰基说，“我们还是去喝一瓶冰啤酒吧。那还是约翰逊先生买的呢。”还剩下三瓶“热带啤酒”。
弗兰基也跟我一样不痛快。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会的，不过看他的样子是真的很不痛快。就知一个劲儿地来拍我的背，把头直摇。
局面就是这样摆在面前。我成了个穷光蛋了。五百三十块钱的包船费泡了汤，价值三百五十多块的钓鱼用具丢了没钱再买。我心想：经常在码头附近一带闲荡的那帮子家伙，里边有几位听到了这个消息该有多高兴啊。那肯定会使一些“海螺”[6]兴高采烈的。就在前一天，我本来只要答应把三个外国人送到诸基列岛[7]，就有三千块钱可得，可是我却硬是拒绝了。其实也不一定要送到诸基列岛，只要弄出这个国家，到哪儿都行。
好，这一下我怎么办呢？我也不好贩一船酒回去，因为贩酒得有本钱，再说现在贩酒也根本无利可图。自己家乡镇上已是酒满为患，没有人要买了。可我要是两手空空的回国，就得在那个镇上挨上一夏天的饿，那可怎么得了啊！何况我还有个家得养活呢。出港手续费倒已经在入港时付清了。一般都是预付给代理报关行的，入港出港手续都由他们代办。哎呀，可我连加油的钱都还没呢。没说的，我这个霉算是倒定了。好个辣手的约翰逊先生！
“我总得运点货回去呀，弗兰基，”我说。“我总得想法赚俩钱呀。”
“我来想想看，”弗兰基说。弗兰基平时常在码头附近闲荡，找点零活干干，他耳朵相当背，每晚喝酒总是过量。不过要论朋友的义气、心地的善良，比他还好的人就没处找了。我第一次把船开到这儿来就跟他认识了。那阵子他常常帮我装货。后来我虽然添了设备，改成游艇，做起这招揽顾客来古巴钓箭鱼的生意来，但是在码头附近、在咖啡馆酒吧间里，我还是常常跟他见面的。他样子似乎有点傻，对人往往并不答话，却报以一笑，不过那其实是因为他耳背的缘故。
“你什么都肯运？”弗兰基问。
“对，”我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
“什么都肯？”
“对。”
“我来想想法子看，”弗兰基说。“我上哪儿去找你呢？”
“我在佩拉[8]，”我说。“我总得吃饭哪。”
在佩拉，只要花上两毛五就可以饱饱地吃上一顿。菜单上的菜都是每道一毛，汤只消五分。我跟弗兰基一同走到咖啡馆才分手，我拐了进去，他还是继续往前走。临走前还跟我握了握手，又一次拍了拍我的背。
“别急，”他说。“我弗兰基计谋多，会办事，爱喝酒，没有钱，可是够朋友。你别急。”
“再见，弗兰基，”我说。“老兄，你也别急。”
我走进佩拉，找了一张桌子坐下。被子弹打碎的橱窗已换上了一方新的玻璃，样酒柜也已全修好了。卖酒柜台上有好些西班牙佬在喝酒，也有几个在吃饭。一张桌子上早已玩起了多米诺骨牌。我要了一客黑豆汤、一客土豆炖牛肉，那只花了一毛五。加上一瓶“喝脱伊”啤酒，总共两毛五。我向招待问起那天枪击的事，他一句也不肯说。他们全都吓破胆了。
我吃完饭，往后一靠，抽上一支烟，心里烦躁得要命。就在这时我看见弗兰基进门来了，背后还跟着个人。运“黄货”！——我心里暗暗想道。原来是运“黄货”！
“这位是辛先生，”弗兰基说完，面露一笑。他果然办事奇快，自己也很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