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辛先生说。
辛先生可以说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最圆滑的一个“八面光”了。他是个唐山佬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说起话来完全像个英国人，身上穿一套白西装，配着绸衬衫、黑领带，头上戴一顶值到一百二十五块大洋的巴拿马草帽。
“喝杯咖啡好吗？”他问我。
“可以陪你来一杯。”
“多谢，”辛先生说。“这儿没有外人吧？”
“要是这咖啡馆里的人都不算外人那就没有外人了，”我对他说。
“那好，”辛先生说。“你有一条船吧？”
“三十八英尺长，”我说。“一百匹马力，克尔麦思型。”
“啊，”辛先生说。“我还以为是条小帆船哩。”
“装两百六十五只货箱绰绰有余。”
“你愿意租给我吗？”
“你肯出什么价？”
“你自己用不到去。船长水手我自备。”
“不行，”我说。“船到哪儿我得跟着到哪儿。”
“哦，是这样，”辛先生说。他转过脸去对弗兰基说：“请你回避一会儿好吗？”弗兰基却是一副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冲他一笑。
“他耳背，”我说。“英语也懂得不多。”
“哦，是这样，”辛先生说。“你会说西班牙话。叫他过一会儿再来。”
我用大拇指对弗兰基做了个手势。他就站起来到卖酒柜台那边去了。
“你不会说西班牙话吗？”我说。
“啊，会，”辛先生说。“请问你究竟碰到什么情况了，怎么也会——怎么倒肯考虑……”
“我没钱了。”
“哦，是这样，”辛先生说。“船有什么欠账吗？会不会有人要求扣押抵债？”
“没有的事。”
“这就好，”辛先生说。“你的船上可以接纳多少我那可怜的同胞呢？”
“你是说可以装多少人？”
“正是。”
“多远的路程？”
“一天的路程。”
“这倒很难说，”我说。“没有行李的话装上十二三个人总还可以。”
“他们不带行李。”
“你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呢？”
“这个由你决定好了，”辛先生说。
“你是说，把他们卸在哪儿由我决定？”
“你就装上他们，把船往托图加斯[9]开，自有一条帆船会来把他们接去的。”
“你听我说，”我说，“托图加斯的洛格海基岛上有座灯塔，里面有个电台，那可是跟两头都有联系的。”
“是啊，”辛先生说。“自然谁也不会那么傻，把他们去卸在那儿。”
“那又怎么样呢？”
“我刚才说了，你装上他们，把船往那儿开。你的事就是运送他们这一程路。”
“这以后呢？”我说。
“你完全可以见机行事，把他们卸在哪儿合适就卸在哪儿。”
“帆船会到托图加斯去接他们吗？”
“这哪儿会呢，”辛先生说。“那也太傻了。”
“出多少钱一口？”
“五十块，”辛先生说。
“那不行。”
“七十五块成了吧？”
“你得多少钱一口？”
“哎，那跟这个不相干。你要知道，我所以能发出这些通行证，牵涉的方面多得很，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关系复杂得很。可不是到我为止的。”
“是啊，”我说。“何况我去干那档子事儿又是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的。是不是？”
“你的意思我完全理解，”辛先生说。“那就一百块钱一个好不好？”
“你听我说，”我说。“我干这个事要是给逮住了，你可知道我得坐多少年的牢？”
“十年，”辛先生说。“至少十年。可这又怎么会弄到坐牢呢，我亲爱的船长。你唯一的风险，就是把旅客弄上船。其他一切，都可以由你看情况处理。”
“要是给你原船送回呢？”
“那也很简单。我可以对他们说是你不好，坏了我的事。我可以退还一部分钱，把他们再运出去。他们还有不明白的吗，走这条路出去可是不容易的。”
“我怎么样呢？”
“给领事馆捎个信儿我想我还是应该的。”
“哦，是这样。”
“船长，一千两百块在眼下可不算个小数目啦。”
“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
“你同意的话先付两百，人上了船再付一千。”
“我要是拿了这两百块一走了之呢？”
“那我自然也没办法，”他笑笑说。“不过我知道你是不会做这种事的，船长。”
“两百块你带着没有？”
“当然带着。”
“放在盘子底下。”他照办了。“好，”我说。“我明儿早上办好出港手续，天黑以后开船。那么我们在哪儿装货呢？”
“巴库拉瑙怎么样？”
“好吧。你那边都安排好了？”
“好了。”
“装货的事我们也得事先说好了，”我说。“你在岬角上亮出信号：两个灯光，一上一下。我看见以后就把船开进港。你们也坐一条船出来，货就从你的船上卸下直接装到我的船上。你亲自来，把钱也带来。我不拿到钱一个也不让上船。”
“行，”他说。“你动手装货，先交一半，货全部装完，余数一起付清。”
“好，”我说。“那也在理上。”
“这样就都说定啦？”
“该都说定了吧，”我说。“不带行李，不带武器。枪支，刀子，包括剃刀，一概不许带。这一点也得讲清楚。”
“船长，”辛先生说。“你还信不过我吗？你难道还看不出你我的利益是一致的？”
“你敢担保？”
“请别这样难为我啦，”他说。“难道你还看不出你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好吧，”我对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到那儿？”
“午夜以前。”
“好吧，”我说。“我想就这些了。”
“你要大票还是小票？”
“百元票好。”
他站起身来，我看着他出去。临出门的时候，弗兰基还冲他一笑。没说的，这是个八面玲珑的唐山佬。好一个出色的唐山佬。
弗兰基来到了我的桌子上。“怎么样？”他说。
“你是在哪儿认识辛先生的？”
“他是运华工的，”弗兰基说。“做大生意的。”
“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他来这儿有约莫两年了，”弗兰基说。“本来在他以前运华工是另有个人的。这人叫人给打死了。”
“辛先生早晚也会让人打死的。”
“是啊，”弗兰基说。“怎么不会呢？他做的生意大着哪。”
“生意不小，”我说。
“大着哪，”弗兰基说。“华工运出去都是一去不来的。他们只听别处的华工写信来说那边好得很。”
“那好嘛，”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