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刚刚出门，要去望弥撒，”她说。
“好啦，好啦，”镇长说，“你们躲开点儿，让她喘口气”巴斯托尔还在走廊里，脸朝下趴在鸽房那儿，身子底下压着一层沾满鲜血的羽毛。一股浓烈的鸽子屎味儿直冲鼻孔。有几个男人打算把尸体抬开，这时候镇长来到了门口。
“散开，开！”他说。
那几个人把尸体又放在鸽子毛上，保持原来的样子。放好后，大家默默地后退了几步。镇长端详了一下尸体，把尸体翻过来。细碎的羽毛登时飞扬起来。在尸体的腰部，许多羽毛粘在尚有余温的鲜血上。镇长用手把羽毛扒拉开。衬衫破了一个洞，裤腰带的铜扣被打碎了。衬衣底下肠子流出体外。伤口已经不流血了。
“是用打老虎的猎枪打的，”一个男人说。
镇长直起腰来。在鸽房的立柱上揩掉粘在手上的带血的羽毛，两眼一直注视着尸体。最后，在睡裤上擦了擦手，对那几个男人说：
“别去挪动他！”
“把他放平了吧，”有人说。
“那就留点儿神，抬好了，”镇长说。
屋子里传出妇女们的哭泣声。在嚎叫声和窒息人的气味中，屋里的空气越发显得稀薄了。镇长迈步朝外面走去。走到大门口时遇见了安赫尔神父。
“人死啦！”神父神情慌张地大声说。“象口猪似的！”镇长回答说。广场周围的住家把大门打开。雨已经佐了，但是阴暗的天空似乎飘浮在各家的屋顶上，连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安赫尔神父拉住镇长的胳臂。
“塞萨尔·蒙特罗可是个好人，”他说。“这回准是一时糊涂。”
“知道啦，”镇长不耐烦地说。“您甭担心，神父，不会出什么事的。请进吧，里面的人正需要您。”镇长急急忙忙地走开了，他命令警察把岗撤掉。被挡在外面的人群一起朝巴斯托尔的家中拥了进去。镇长走进弹子房。一名警察正在等他，手里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是一套中尉的军服。往常在这时候，弹子房是不开门的。今天，七点钟以前就宾客盈门了。有几个人坐在四方桌周围或者斜倚着柜台喝咖啡。其中多数人穿着睡衣和拖鞋。
镇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身子，用睡裤把身子擦得半干不湿的，一面穿衣服，一面默不作声地侧耳谛听着周围人交谈。离开弹子房时，他对事件的细节已经搞得一清二楚了。
“当心点，”镇长站在门口高声说道，“谁要是搅乱镇上的秩序，我可要送他去蹲班房。”
他顺着石墁的街道朝下走，看见过往的行人也不打招呼。他看得出来，镇上人心浮动。他还年轻，举动灵巧，每走一步都想让人感到他的权势。
七点钟，每周三次来这里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小船拉响汽笛，离开了码头。今天和往日不同，谁也没心思注意小船是否开走了。镇长顺着大街往下走，住在大街两侧的叙利亚商人把五光十
色的货物摆列开来。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从诊疗所门口看着小船渐渐离去。大夫究竟有多大岁数，看不出来，满头油光水滑的鬈发，身上也是穿着睡衣，脚上也是趿着拖鞋。
“大夫，”镇长说“，穿好衣服，跟我验尸去。”
大夫惊异地打量着镇长，张开嘴，露出一排又结实又洁白的牙齿。“现在就去验尸？”他说。接着又加上了一句：
“看得出来，这可是一大进步。”
镇长刚要笑。嘴里一疼，连忙忍住了，用手捂住嘴。
“怎么啦？”医生问。
“一颗倒楣的牙。”
看样子希拉尔多大夫还有几句话要说。可是镇长有急事，先走了。
走到码头尽头，他敲了敲一家的大门。这是一间茅草屋，墙上没有糊泥，棕榈叶的屋顶几乎低垂到水面上。一个怀了七个月身孕、面色焦黄的女人打开了门。她赤着一双脚。镇长把她拨拉到一边，走进暗幽幽的房间。
“法官！”他叫了一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拖着一双木屐，出现在里屋门口。他穿着一条斜纹布裤子，没扎腰带，就那么绷在肚子上，上身光着，没穿衣服。
“快收拾收拾，跟我验尸去，”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吃惊地嘘了一声。
“这是从何说起？别开玩笑了。”
镇长径直走进卧室。“不是开玩笑，”一边说着话，一边打开窗户，好透透空气。主人刚刚起床，屋里的空气太污浊了。“这件事真得好好办一办。”他在熨得平展的裤子上擦干净手上的尘土，然后一本正经地问：
“你知道验尸的手续吗？”
“当然啦，”法官说。
镇长凑到窗前看了看两只手。“把秘书也叫着，看要填写个什么的，”他漫不经心地说。随后，摊开两手，手上有几条血印子，他扭过脸来，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
“哪儿能洗洗？”
“水池子里，”她说。
镇长走到院子里。法官的女人从箱子里找出一块干净毛巾，用毛巾裹了一块香皂。
她来到院子里的时候，镇长正在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往室里走。
“我给您拿肥皂来了，”她说。
“行了，就这样吧，”镇长说。他又看了看手掌接过毛巾来把手揩干，满腹心事地瞅着阿尔卡迪奥法官。
“死鬼身上净是鸽子毛，”他说。
镇长坐在床上，一口一口地呷饮着浓浓的咖啡，等候阿尔卡迪奥法官穿衣服。法官的女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侍候他们。
“您这个牙不拔掉，永远也消不了肿，”她对镇长说。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推到大街上，扭过头来看着法官的女人，用食指指着她那鼓囊囊的肚子，问道：
“这个肿，什么时候能消啊？”
“啊，快啦，”她说。
这天黄昏，安赫尔神父没有象平素那样外出散步。送完葬，他留在低洼地区的一户人家里叙家常，一直呆到傍晚。细雨绵绵，下个不停，弄得他脊椎老是疼，但心境还不错。回到家时，街上已经灯火通明了。
特莉妮达正在走廊上浇花。神父问她供品放在哪儿啦，她回答说：放在大祭坛上了。屋里点上灯，蚊虫象一层云雾似地把神
父包围起来。关门之前，神父不停地在屋里喷洒杀虫水，呛得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喷完药水，累得热汗淋淋。神父脱下黑袍子，换上那件平时穿的打补钉的白长袍，接着又去做晚祷。
回到房间里，神父把平锅放在火炉上，煎上一片肉。乘这个工夫儿把葱头切成细长条。随后，把吃食统统倒在一个盘子里，盘子里盛着午饭时剩下来的一截煮得半熟的木薯和一点儿冷米饭。神父把盘子端到桌子上，坐下来吃晚饭。
安赫尔神父用餐刀把食品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叉子一样叉出一块，一起送到嘴里。然后闭紧嘴巴，认真仔细地咀嚼着，用镶银套的牙齿把每一颗米粒都嚼烂了。嚼东西的时候，他把刀叉放在盘子边上，用十分认真的目光不住地端详自己的房间。在他对面摆着个立柜，里面存放着一厚册一厚册的教区档案。屋角里放着一张高背的藤摇椅，椅子背上枕脑袋的地方绷着一个垫子。摇椅背后有一道隔扇，上面换着个十字架，旁边还有一张咳嗽糖浆的广告日历。隔扇那边就是寝室。
吃完饭，安赫尔神父觉得有点儿憋闷。他打开一包用番石榴做的甜食，又倒了满满的一碗水。两眼直勾勾地瞧着日历，一口一口地吃甜饼。吃一口，喝一点儿水，一直不错眼地望着日历。最后，打了个儿，用袖子擦了擦嘴唇。十九年来，神父一直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办公室进餐，每天丝毫不爽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对自己的独身生活，从来不感到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