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姑娘应声走过来。她穿着合身的短短的衣服，挺着丰满的胸脯。镇长点了菜，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姑娘走回厨房的时候，顺便打开了放在餐厅尽头托板上的收音机。电台正在播送新闻节目，引用了头天晚上共和国总统发表的演说，接着宣读了又一批禁止进口的商品单子。播音员的声音渐渐占据了整个房间，屋里愈发显得热了。姑娘端上汤来的时候，看见镇长正用军帽忽打忽打地在扇风。
“我听收音机也爱出汗，”姑娘说。
镇长开始喝汤。他一向认为：这家偏僻的饭店只有过往客商偶尔前来光顾，和镇上其他地方一定有所不同。的确，这家饭店比小镇建得还早。从内地来收购大米的商人，一到晚上便在那个破旧不堪的木头搭的平台上玩纸牌，等到清晨凉快下来再去睡觉。当年，这家饭店周围几十里没有一个市镇。在最后一次内战期间，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前往马孔多谈判投降条款的途中，曾在这个平台上睡过一夜。当时就是这所木板墙和锌板屋顶的房子，就是这个餐厅和用纸板墙隔开的住房，只是没有电灯和卫生设备。据一位老顾客说，直到本世纪初，餐厅里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假面具，供顾客选用。客人戴上假面具，就公然在大庭广众前蹲在院子里大小便。
为了把汤喝下去，镇长不得不解开领扣。新闻节目之后，播送了一段广告，词句都是合辙押韵的。接下去是一段动人心弦的音乐节目。一个热恋着的男人用甜美的嗓音唱道：为了追求一位女士，他要把世界翻个个儿。镇长一边等着上菜，一边凝神静听。猛然间，他看到饭店对面走道两个小孩儿，手里拿着两把椅子和一把摇椅，后面跟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拿着锅、木桶以及其他家什。镇长走到门口，喝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偷来的？”
两个女人停下脚步。那个男人解释说，他们要把家搬到高处去。镇长问搬到什么地方去。那个男人用帽子朝南指了指：
“那边高地上，我们花了三十比索从唐·萨瓦斯那儿租了块地。”
镇长审视了一下那些家具，全是穷人家的东西：一把快散架的摇椅，几口破锅。他想了想，最后说：
“把这些东西，还有那些破烂玩意儿都搬到公墓旁边的空地上去。”那个男人一下子愣住了。
“那儿是公家的地方，不用你们花一分钱，”镇长说。“镇里把那块地送给你们了。”
随后，他转过脸来对着那两个女人说：“你们去告诉唐·萨瓦斯，就说是我说的，叫他不要趁火打劫。”
这顿午饭，镇长根本没尝出什么滋味儿来。他点着一枝烟，吸完了又用烟蒂点上另一枝，把胳臂肘支在桌子上沉思良久。这时，收音机还在播送伤感的音乐节目。
“您在琢磨什么？”姑娘边收拾空盘子边问。
镇长连眼皮也没抬一抬。
“我在想着这些可怜的人。”
镇长戴上帽子，穿过饭厅。走到大门口，又车转身来说：
“得把咱们镇弄得体面点儿。”
大街拐角处，有几只狗在进行一场血战，挡住了镇长的去路。在一片狂吠声中，他瞥见一块骨头和几只蹄子，又看到几颗尖利的牙齿。一只狗夹着尾巴把一只蹄子拖走了。镇长闪到一旁，顺着便道朝警察局走去。
一个女人正在牢房里大呼小叫。卫兵趴在行军床上睡午觉。镇长朝床腿儿上踢了一脚，卫兵陡然惊醒过来。“她是谁？”镇长问。
卫兵打了个立正。
“她是贴匿名帖儿的。”
镇长破口大骂，质问他的部下是谁把她抓来的，又是谁下令把她关进牢房的。警察们噜噜苏苏地解释了一大篇。
“你们是什么时候把她抓进来的？”他们是星期六晚上把她关起来的。
“把她放了，你们当中进去一个，”镇长大声吼叫着。“这个女人在牢房里睡觉，可是镇上人一大清早又发现匿名帖儿啦。”沉重的铁门刚一打开，那个头发用小梳子别成大发髻的、高颧骨的中年妇女嘴里嚷嚷着从牢房里奔出来。
“滚你妈的蛋”镇长对她说。
那个女人打开发髻，把又长又密的头发抖了几抖，慌里慌张地奔下楼梯，嘴里喊着：婊子养的！婊子养的！”镇长趴在楼栏杆上声嘶力竭地叫喊道：
“别再拿那些破烂纸跟我捣蛋啦！”
嗓门之大似乎不仅要让那个女人和警察听见，还要让全镇入都听见。
毛毛雨一个劲儿地下。下午，安赫尔神父还是照常到街上散步。离开同镇长约定见面的时间还早，神父信步走到遭受水灾的地方。在那里，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一只死猫漂浮在野花丛中。
回来的时候，天气放晴了。耀眼的太阳烤炙着大地。一条覆盖着油布的驳船顺着凝滞的、纹丝不动的河流朝下游开来。一个小孩儿从一间倒塌了一半的房子里跑出来，嚷嚷着说他从蚌壳里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安赫尔神父把蚌壳放在耳边，果然里边有大海的喧嚣声。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坐在自家门前，两手捂着肚子，眼睛盯着驳船，象是出神地欣赏着什么。再往前走过三家，就是商店和摆满杂七杂八的商品的橱窗。门口坐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叙利亚人。黄昏时，绯红的’晚霞展现在天边。隔岸的鹦鹉歌喉婉转，猿猴阵阵哀啸。
各家各户打开了大门。人们聚集在广场的沾满灰尘的杏树下面，有的围在冷饮车的周围，有的坐在碎石路旁斑斑剥剥的花岗岩石块上东拉西扯。安赫尔神父心里想：每天一到这个时候，镇上就奇迹般地变了个模样。
“神父，您还记得集中营里的俘虏吗？”
安赫尔神父虽然没有看见希拉尔多大夫，可是听大夫的话音他能想象得出大夫一定是躲在纱窗后面，脸上露出微笑。至于说到集中营里俘虏的照片，说实在的，他不记得了，不过肯定是看见过。
“请您到候诊室来，”大夫说。
安赫尔神父推开纱门，只见凉席上躺着一个小娃娃，是男是女看不出来。孩子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浑身皮肤焦黄。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背靠着板墙坐在那里。神父没闻到什么邪味儿，但是据他想，那个病人一定是臭气熏天的。
“这是谁？”神父问。
“我的孩子，”女人回答说。她仿佛是自我辩解地又加上一句“：两年前，这孩子便过一次血。”
病人头没有动弹，只把眼睛转向门口。神父不由得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怜悯之心。
“怎么给他治的？”他问。
“这阵子一直给他吃绿芭蕉，”女人说。“这东西挺能止血的，就是他不爱吃。”
“你们应该带他来忏悔，”神父说。话是这么说，可神父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用手指搔搔纱窗，把脸贴近窗子往里看了看。希拉尔多大夫正在一个研钵里捣什么东西。
“这孩子是什么病？”神父问。
“我还没给他检查呢，”大夫回答说。然后，他边想边说：
“这就是遵照上帝的意旨降临到人间的灾祸，神父。”神父没有答理他。
“我这辈子见过的死人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象这个可怜的孩子那样面无人色，”大夫说。
神父告辞出来。码头上没有一条船。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安赫尔神父心中明白，看见那个病孩儿以后，他的心境大变。蓦然他想起约会的时间已过，便连忙加快脚步朝警察局走去。
镇长坐在一张折叠椅里，两手撑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