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听见了，”理发师说。
走出理发馆，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推到办公室。淫雨霏霏，大街上好象涂了一层湿淋淋的肥皂。
“我总觉得理发馆那地方是个阴谋家的老窝儿，”镇长说。“说是这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说，“谁也没有凭证。”
“棘手的也恰好在这里，”镇长说，“他们显得太顺从子”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官象宣读判决书似地说，“没有一个理发师是搞阴谋的。相反的，没有一个裁缝不会耍阴谋。”
镇长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的胳臂，叫他坐在转椅上。等法官坐好了，他才把手松开。秘书打着呵欠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打好字的纸。“好吧，”法官对镇长说“，开始工作吧！”他把帽子向后一推，接过那张纸。
“这是什么？”
“给法官的，”秘书说。“这张名单上的人都没有被贴过匿名帖儿。”
镇长满脸疑惑地看了看阿尔卡迪奥法官。
“哈哈！他妈的！”镇长喊道，“原来你也惦记着这件事呐。”
“这就跟看侦探小说一样，”法官解释说。
镇长看了看名单。
“这个材料很好，”秘书解释说。“作案的一定是这里边的人。
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从镇长手里把纸头拿过来。“简直是瞎扯淡，”他对镇长说。然后又转向秘书：“如果我是贴匿名帖几的人，我先在自个儿家的门上贴一张，免得叫人怀疑。”他又问镇长：
“您不这样看吗，中尉？”
“干这种事的人，”镇长说，“自然晓得怎么干。咱们犯不上操这份闲心。”
阿尔卡迪奥法官把纸撕碎，揉成一团儿，扔到院子里：
“当然啦。”
早在法官回答以前，镇长已经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把手掌撑在写字台上说：“好啦。有件事，请你查查书。是这么回事：这次闹水灾，洼地上的住户把家搬到了公墓后边的空地上。那边的地是属于我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阿尔卡迪奥法官微微一笑。
“为了这么点儿事，根本不必到办公室来，”他说。“这种事再简单不过了。政府把地给了移民，就应该对持有正式地产证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
“我有地产证。”
“那就没说的了。您去找几位懂行的人，估一估地价，”法官说。“由政府来付款。”
“谁去找呢？”
“您自己找就行。”
镇长扶正了枪套，大步朝门口走去。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要走了，心里想：生活只不过是不断地给人一些机会，好让人能活下去。
“这么件小事，何必着急呢？”他笑着说。
“我不着急，”镇长绷着脸说。“不过，总也是件事呀！”“那当然。不过事先您得任命一位检察官，”秘书插嘴说。
镇长转向法官。
“是真的吗？”
“在戒严的情况下，倒不是绝对必要的，”法官说。“但是，如果有一位检察官来承办这件事，您就更清白些，因为您本人就是有争议的土地的主人嘛。”
“那就任命一位吧！”镇长说。
街中心有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截肠子。本哈民先生直勾勾地瞧着兀鹰，换了只脚登在脚垫上。兀鹰吃力地上下盘旋，摆出一副高傲、庄重的样子，好象在跳古曲舞。本哈民先生眼睛瞧着兀鹰，心里实在佩服那些在四旬节那个礼拜天装扮兀鹰的人们，他们演得真叫逼真。坐在他脚下的小伙子往另一只鞋上抹了点鞋油，敲了敲木箱子，让他换一只脚。
本哈民先生从前以代写书信为生，无论干什么事从来不紧不慢的。时光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地他开的那家铺子已经坐吃山空，最后只剩下一加仑汽油和一把蜡烛。
“下雨天，还是这么热，”小伙子说。
对这句话，本哈民先生很难苟同。他穿着干净麻布衫，小伙子呢，却汗流浃背。
“热不热其实都是人的幻觉，”本哈民先生说。“心静自然凉嘛。”
小伙子没有吭气，又在木箱子上敲了一下。不一会儿，鞋擦好了。本哈民先生回到那间货架子空空如也的阴暗的店铺里，穿好外套。然后，戴上草帽，打着雨伞在蒙蒙细雨中穿过马路。他冲着对面那家的窗户喊了一声。一个满头黑发、肤色苍白的姑娘从半掩着的大门里探出头来。
“你早啊，米娜，”本哈民先生说。“还不去吃午饭？”
姑娘回答说先不吃。说着话打开了窗户。她坐在一只大篮子前面，篮子里装满剪断的铁丝和五彩缤纷的纸片。姑娘怀里放着一个线团，一把剪子和一束没做完的纸花。唱机在放唱片。
“我回来以前，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铺面，”本哈民先生说。
“要耽搁很久吗？”
本哈民先生侧耳听了听唱片。
“我到镶牙铺去一趟，”他说“，半小时准回来。”
“唉，好吧，”米娜说。“瞎奶奶不让我在窗户这儿傻呆本哈民先生不再听唱片了。“现在所有的歌全是一个味儿，”他说。米娜把一枝做好的花插在用铁丝包上绿纸做成的细长的花茎上。她用手指捻动花茎，纸花转了一圈。管乐声和纸花多么谐调啊。她简直被迷住了。“您跟音乐是冤家对头，”她说。这工夫儿，本哈民先生已经走开了。他轻轻地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把兀鹰吓跑。米娜看见本哈民先生在敲镶牙铺的大门，才又接着干活儿。
“照我看，”牙匠一边开门一边说，“变色龙的知觉全在眼睛上。”
“那很可能，”本哈民先生表示同意。“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变色龙眼一瞎就不会变颜色了，”牙匠说。
本哈民先生把张开的雨伞放在旮旯里，把上衣和草帽挂在钉子上，然后往椅子上一坐。牙匠在研钵子里搅拌着一种暗红色的粘糊糊。
“讲的东西可多了，”本哈民先生说。
本哈民先生说话历来都是拐弯抹角的，令人难以捉摸。这回还是这样。
“讲变色龙吗？”
“什么都讲。”
牙匠拿着和好的黏糊糊定到椅子旁边，叫本哈民先生咬牙印。本哈民先生把坏了的假牙取下来，用手绢包好，放在椅子旁边的玻璃板上。假牙一取下来，再加上那副瘦削的肩膀，干瘪的四肢，他活象个苦行僧。牙匠把那团黏糊糊贴在他的上牙膛上，然后把他的嘴合紧了。
“就这样，”牙匠看着本哈民先生的眼睛说。“我这个人就是胆小怕事。”
本哈民先生打算喘口大气，可是牙匠紧紧地按住他的嘴。
“不，”他在内心里反驳说“，不是。”和大家一样，他也知道，只有牙匠被宣判死刑以后没有弃家逃亡。他们开枪射击，打得牙匠家的墙垣尽是窟窿，限令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但是他没有屈服。他把手术室搬到里边的一间屋子，干活儿的时候，手枪老是放在手边。言谈小心谨慎，没出过岔子。就这么着熬过了那几个月的恐怖时期。
牙匠在取牙模的时候，发现本哈民先生的眼里几次流露出或轻或重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他按住本哈民先生的嘴，等牙模干。过了一会儿，他把牙模取了出来。
“我不是说那件事，”本哈民先生缓了口气说。“我说的是匿名帖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