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天之前得采取点行动。”
“今天是礼拜四，”镇长说。
“我知道今天是礼拜几，”神父回答说。他暗自鼓了鼓劲儿，又接着说，“也许您还来得及尽到自己的职责。”
镇长使劲地攥住汽水瓶子，好象要把它拧弯似的。安赫尔神父看见他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步履矫健，神情潇洒，一点也不象个中年人的样子。神父确实有些自惭形秽了。
“您看，”神父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这也不是什么百年不遇的事。”
钟楼打了十一点。最后一声回音消逝了。镇长两手撑在桌面上，朝神父俯下身来。他的面部流露出一种强压住的忧虑神情，说话的声音也透露出这种情绪。
“您看，神父，”他开口说话了，“眼下镇上平安无事，人们开始相信政府了。现在要是为这种区区小事动用武力，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神父点头表示同意，但又进一步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一般地采取点行政措施。”
“甭管怎么说吧，”镇长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我一定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您知道，我那里有六名警察，整天呆在警察局，光拿钱不干事。想换也换不掉。”
“我知道，”安赫尔神父说“，这也不能怪您。”
“现在，”镇长没有答理神父的插话，仍然急切地说：“三名警察是普通刑事犯，从监狱里提出来冒充警察的，这件事对谁都不是秘密。情况就是这样。我可不敢冒险让他们上街抓人。”安赫尔神父摊开两手。
“当然，当然，”他一迭声地表示同意，“他们当然不能算数。不过，比如说，您为什么不可以动用良民百姓呢？”镇长直起身子，一口一口地毫无滋味地呷饮着瓶子里的汽水。他的前胸、后背全都浴满汗水。他说：
“您不是说过嘛，那些良民百姓看到匿名帖儿，都要快活死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
“再说，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事，不值得兴师动众。我这是跟您说实话，神父，”镇长和和气气地说，“直到今天晚上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和您、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安赫尔神父慈祥地答道：“关系嘛，总还是有一点。”前一天在阿希斯寡妇家吃午饭的时候，神父就在脑子里开始酝酿一套布道辞。现在为了说服镇长，他掏出了几句考虑成熟的话。
“也许可以这样说，”他最后说，“这是道德方面的恐怖主义。”
镇长坦然一笑。“好了，好了，”他打断神父的话，说。“这些破烂纸用不着提到哲学的高度了，神父。”他把没喝完的汽水瓶放在桌子上，态度和蔼地让步说：“既然您把事情看得这么重，那我一定好好想想，看怎么办好。”
安赫尔神父对镇长表示感谢。他说，礼拜天为了匿名帖儿揪着个心走上布道坛，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镇长本想请神父再多解释几句，但他发觉时间太晚了，又让教区神父熬夜了。
军鼓象昔日的鬼怪一样又被抬了出来。上午十点钟，在弹子房对面擂起军鼓。鼓声惊动了全镇居民，大家连忙侧耳细听。直到最后“咚咚咚”连敲三下，鼓声戛然而止。愁云又笼罩在小镇上。
“死神”蒙铁尔寡妇看到人们打开门窗，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大声喊道“：死神来啦！”
她定了定神，拉开阳台上的帘子，只见人群围在一个准备宣读告示的警察周围。广场上鸦雀无声，警察用不着抬高嗓门儿。
蒙铁尔寡妇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听了半天只听明白了两个字。
家里也没人给她讲一讲。按照官方的惯例，告示宣读完毕，新秩序就算建立起来了。她问谁，谁都说没听清楚。厨娘看见她面色苍白，吓了一跳。
“告示都说些什么？”
“我正在打听呢，谁都说不知道。事情是明摆着的，”寡妇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好事从来不上告示。”
于是，厨娘到大街上去打听，回来以后把详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从当天晚上起恢复戒严，什么时候戒严的起因消除了，才能解除。从晚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任何人没有镇长签名盖章的通行证不得上街。警察奉命不管在街上遇到什么人，要连喊三声“站住”；不站住可以开枪。镇长亲自挑选老百姓参加巡逻，以配合警方夜间值勤。
蒙铁尔寡妇一下一下地咬着手指甲，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告示上没有写，”厨娘答道。“可大家都说是为了匿名帖儿的事儿。”
“我早就料到了，”寡妇惊恐不安地嚷道。“死神要在镇上作祟了。”
她一面派人去叫卡米查埃尔先生，一面派人从库房里取出那只钉着铜钉的皮箱，拿到她的卧室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成熟考虑。皮箱是何塞·蒙铁尔去世前一年出远门（他一生当中就外出旅行过这么一次）时买的。蒙铁尔寡妇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衣服、内衣和鞋子，整理好，放在箱子底上。她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在想：那种梦寐以求的宁静生活该有多么安适。她要远离这个镇子，离开这个家，找一间有壁炉和花坛的房子住。在那里种点牛至草，她可以尽情地怀念何塞·蒙铁尔，可以一心一意地盼望每礼拜一下午收到女儿们的来信。
她把必要的衣服收拾好，把剪刀、橡皮膏、一小瓶碘酒和针线装在皮匣子里；把念珠儿和经书装进鞋盒。就这样，她已经担心所带的东西是不是超过了上帝的允许。最后，她把圣拉法埃尔的石膏像放在一只袜筒里，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中间，把箱子锁上。
卡米查埃尔先生走进屋门，看见她穿戴得十分简朴。这一天，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带雨伞。这仿佛是一种预兆，但寡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从衣袋里掏出家里所有的钥匙，每把钥匙上都拴着一张小纸牌，上边用打字机打好是开哪个的。她把钥匙交给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我把何塞·蒙铁尔这份罪孽深重的家当全都交给您。您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长时期以来，卡米查埃尔先生一直担心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这就是说，”他试探着说，“您想到别处去，过了这阵子再回来。”寡妇用平静而果断的声音说：
“我永远不回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露出慌张的神色，他向寡妇分析了一下情况。何塞·蒙铁尔的遗产还没有清点完毕。许多以不同方式获得的财产还没有来得及办手续，其合法地位尚属未定。不把这部分混乱的财产何塞·蒙铁尔去世前几年连个大概的数也没有清理完，就无法解决继承问题。寡妇在德国当领事的大儿子和那两位留恋巴黎的花天酒地生活的女儿必须回来一趟，商定他们应该享受什么权利，不然就得请代理人来代办。在这以前，什么也不能变卖。
两年前，卡米查埃尔先生就提出了一套象迷魂阵似的手续，两年来蒙铁尔寡妇一直陷在阵里走不出来。但这一次却未能打动她。
“没关系，”她固执地说。“我的孩子在欧洲过得很幸福。正象他们说的，在这个野蛮的国度里什么也干不成。卡米查埃尔先生，要不您把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捆成一卷，扔到猪圈喂猪算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没有顶撞她。他说，要出远门还得准备准备，说完就出来找医生去了。
“好吧，瓜迪奥拉，你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镇长还没有走进理发馆的大门，理发师和在里面聊天的几个人就听出是他来了。“还有你们俩，”镇长指着两个年轻人说。“你们不是整天想着要枪吗，今天晚上就发给你们。看看你们会不会忘恩负义，掉过枪口来打我们，”听上去，镇长说话的口吻还是挺和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