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给把扫帚吧，”理发师回了他一句。“抓巫婆，扫帚比什么枪都顶用。”理发师正在给今天上午第一位上门的顾客刮脖梗子，连看也没看镇长一眼。镇长说的话，他压根儿没当真。直到镇长查问这些人里谁是预备役军人，谁会打枪，他才明白自己也被选中了。
“真的让我们去摆弄这玩意儿吗，中尉？”他问。
“啊，他妈的，”镇长回答说。“你们整天嘀嘀咕咕地说要枪，现在给枪了，你们又不信。”镇长站在理发师身后，从镜子里可以看到全屋的人。
“说正经的，”他改变了口气，下命令说，“今天下午六点钟，一级预备役军人到警察局报到，”理发师在镜子里正好和他目光相遇。
“我要是得了肺炎呢？”他问。
“那就到监狱里去治，”镇长答道。
弹子房的留声机正在放一只伤感的歌曲，放着放着走了调。
屋里空无一人，在几张桌子上还摆着没喝完的瓶子和杯子。
“现在可倒好，”唐罗克看见镇长走进来说，“什么都完了。
七点钟一定得关门。”
镇长一直走到弹子房的里边，赌牌的几张桌子也空着。他打开厕所门，又看了看库房，然后回到柜台。走过球台时，突然把台布掀起来，说：
“好啦，别装蒜了。”
两个青年人从台子底下钻出来，掸了掸裤子上的尘土。一个人面色苍白。另外那个年轻一点儿的，脸上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儿。镇长轻轻地把他们推到门口的桌子旁边。
“看起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镇长对他们说。“下午六点钟，到警察局报到。”
唐罗克站在柜台后面没出来。
“这么干，”他说“，八成是要抓走私吧。”
“也就是两三天吧，”镇长说。
电影院老板在大街拐角的地方追上了镇长。“怎么又来了这么一招儿啊，”他大声嚷道。“敲十二下钟就够呛了，现在怎么又吹起号来了。”镇长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打算扬长而去。
“我要把电影院没收，”他说。
“不行，”老板顶撞说。“电影院不是公用事业。“”在戒严状态下，”镇长说“，电影院也可以宣布为公用事业。”
他收起了笑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警察局的楼梯。上了二楼，他伸开两臂，又笑了起来。
“臭狗屎，”他喊道。“您也来了？”
马戏团老板躺在一张折叠椅上悠悠自得的活象东方的君主。他出神地叼着一只海狼牌烟斗。象在自己家里一样，示意让镇长坐下。
“咱们来谈谈生意吧，中尉。”
镇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老板那只戴着五光十色的宝石的手托着烟斗，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手势。
“可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镇长挥了一下手，表示可以。
“由打看见您刮脸的那天起，我就了解您的为人了，”老板说。“这么说吧，我这个人是很有眼力的。我知道，这次戒严对您来说……”镇长打量着他，脸上露出了寻开心的神态。
“……可是对我来说，我花了钱安好场子，还要养活十七个人，九头驯兽，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那又怎么样呢？”
“我提议，”老板说“，十一点开始戒严，夜场的进项咱俩平分。”
镇长满面含笑地坐在椅子上没有挪动一下。
“想必是您已经在镇上打听过了，”他说“，有人告诉您，说我是强盗。这种事，用不着费多大劲就能打听到。”
“我说的是正经的生意，”老板抗议说。
老板没有留神，不知什么时候镇长拉下了脸。
“礼拜一再说吧，”中尉不置可否地说。
“到礼拜一，我肚子都得饿瘪啦，”老板顶撞说，“我们是穷人呐。”
镇长轻轻地拍拍马戏团老板的后背，把他推到楼梯口。“别跟我叫苦了，”他说。“这种事我清楚。”两人站在楼梯前，镇长用安慰的口吻说：
“今天晚上叫卡桑德拉到我这儿来一趟。”
老板想转过身去，但背上那只手使劲扳住他。
“当然可以，”他说。“咱先不谈这个事儿。”
“叫她来，”镇长坚持说。“有事儿明天再谈。”
本哈民先生用手指尖推开纱门，但是没有走进去。他憋着一肚子的气，大声道：“窗户，诺拉。”
诺拉·德·哈科夫是个中年妇女，身体高大，头发剪得象个男人。她躺在昏暗的房间里，对着电风扇，正等着本哈民先生来吃午饭。听到喊声，吃力地站起身来，打开临街的四扇窗户。一股热气冲了进来。屋里的地面上漫着花砖，每块砖上都画着一只模样相同的孔雀，家具上蒙着花布。房间的装饰给人一种愈穷愈讲究的印象。
“大家议论的事儿是真的吗？”她问。
“议论的事儿多着呢。”
“比如蒙铁尔寡妇，”诺拉·德·哈科夫进一步说，
“人们都说她又疯了。”
“依我看，她早就疯了，”本哈民先生说，随后又没好气地加上一句：“是这么回事儿：今天上午，她要从阳台上跳楼自杀。”饭桌的两头各摆一份餐具，从大街上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上帝降罪啊，”诺拉·德·哈科夫说着拍了拍手，叫佣人上菜。她把电风扇挪到餐厅里。
“从今天上午起，她家里满屋子都是人，”本哈民先生说。
“这倒是个好机会，可以从内里看看这个老太婆，”诺拉·德·哈科夫答道。
一个头上用红缎带扎着发结的黑人小姑娘把热汤端到桌上。餐厅里顿时弥漫着一股鸡香味儿，屋里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本哈民先生把餐巾放在脖子上说“：祝你健康。”他拿起调羹想喝口热汤。
“吹一吹，傻瓜，”诺拉·德·哈科夫不耐烦地说。“还不把上衣脱掉。你这种不开窗户不进屋的毛病都要把人热死了。”
“现在更得让窗子大敞四开了，”他说。“免得人家说从大街上看不见我在你家里干些什么。”
本哈民先生得意地笑了笑。诺拉，德哈科夫看见他露出了象火漆一样鲜红的牙床。“别出洋相了，”她喊了起来。“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在乎。”热汤可以喝了。他们一边喝汤一边断断续续地拉家常。
“我倒是担心人家议论莫尼卡，”她指的是她十五岁的女儿。自从上中学以后，莫尼卡还没回来度过假。“至于我，议论来议论去无非是那些人们早就知道的事。”
这一回，本哈民先生没有象往常那样向她投过不赞同的目光。他们默默地喝着汤，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两米长的桌子，这是他规定的最短的距离，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二十年前，她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本哈民先生给她写过几封长长的情书，她也总是热情地回信。有一次假期到农村野营，奈斯托尔哈科夫喝得醉醺醺的。他抓住诺拉的头发，把她拽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说：
“你要不和我结婚，我就毙了你。”毫无商量的余地。假期一完，他们结了婚。十年后，又分居了。
“说来说去，”本哈民先生说，“还是别关上门，兔得让人家胡乱猜想。”
喝完咖啡，他站起身来说：“我走了，米娜该等急了。”走到门口，他戴上帽子，高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