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屋里跟着了火一样。”
“我不是一直这么说嘛！”她说。
本哈民先生走到最后一个窗子口，转过身来向她表示祝福。诺拉·德·哈科夫看到本哈民先生告辞走了，把电扇拿进卧室，关上门，脱光衣服。然后，和每天吃完午饭后一样，走进浴室，坐在抽水马桶上独自一人想心事。
每天她都看到奈斯托尔哈科夫从她门口走过四次。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有了四个孩子，人们把他看做是一位模范的父亲。近年来，有好几次他带着孩子从她门口走过，但是从来没和他的女人一起来过。她看到他消瘦了，苍老了，面无血色，成了一个陌生人，过去那种恩爱关系已是不堪回首。有时候，她独自一人睡午觉，也曾热切地怀念过他。只不过不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而是在莫尼卡出世之前的样子。当时他们相爱时间不算长，但是，论感情却是如胶似漆，没有闹过不和。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睡到正午才起床。他到了办公室才听说出告示的事。他的秘书呢，从早晨八点镇长让他起草告示起，就一直惶惶不安。
“不管怎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知道了详情以后，思忖一下说“，措词太激烈了。没有这个必要。”
“法令总是这样。”
“那倒是，”法官表示同意，“不过情况变了嘛，措词也应该改变。说不定把人们吓坏了。”
后来，到弹子房打牌的时候，他发现主要的情绪不是害怕。倒不如说，人们有一种集体的胜利感，因为大家看到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阿尔卡迪奥法官离开弹子房的时候，迎面碰上了镇长。
“看起来，对付匿名帖儿值不得这样搞，”他对镇长说。“人们都在看笑话呢。”
镇长抓住他的胳臂说：“我们不是跟老百姓作对。这叫做例行公事。”这样边走边谈，阿尔卡迪奥法官实在有些吃不消。镇长象要办什么急事似的，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走了半天还不知道要上哪儿去呢。
“这种状况不会延续一辈子的，”镇长接着说。“从现在起到礼拜天，我们一定把那个贴匿名帖儿的小丑关起来。不知为什么，我猜想准是个女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不以为然。秘书汇报的时候，他吊郎当的没用心听，不过大体上也有一个看法：匿名帖儿不是一个人贴的，也不象有什么统一的计划。最近几天又出现了新花样：在匿名帖儿上画漫画。
“可能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干的，”阿尔卡迪奥法官最后说，“八成是几个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干的，而且是各搞各的。”
“别把事儿弄得太复杂了，法官，”镇长说，“您应该知道，不论什么事，参加的人虽然很多，可罪魁只有一个。”
“这话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中尉，”阿尔卡迪奥法官回答说。他满有把握地加上这么一句：“总而言之，我看现在采取的措施是荒唐的。贴匿名帖儿的人干脆往旁边一躲，等到戒严一结束，就万事大吉了。”
“不要紧，”镇长说“，说到底，总要维护权威的原则嘛。”招募来的人开始在警察局集合。小院子四周围着高大的水泥墙，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让人想起了过去的岁月。当时，监狱里容不下那么多人，犯人只好呆在露天。当天下午，那几名被解除武装的警察穿着短裤在走廊里来回闲行走。
“罗维拉，”镇长在门口叫道“，给小伙子们弄点喝的。”叫罗维拉的警察穿上衣服。
“甘蔗酒？”他问。
“少跟我装疯卖傻，”镇长大声说道。他一边朝他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走去，一边说“：弄点冷饮。”招募来的人坐在院子周围吸烟。阿尔卡迪奥法官从二楼的栏杆那儿看着他们。
“是自愿来的吗？”
“想得倒好，”镇长说“，我从床底下把他们拉出来的，象抓壮丁似的。”
法官看了看，全是熟面孔。
“好象是给反对派招兵买马嘛。”
办公室沉重的铁门一打开，从里面冒出一股凉气。“您是说，他们全是打架斗殴的好手。”镇长打开这座私人碉堡里的电灯以后微笑着说。屋子的一头摆着一张行军床，床底下放着一个便盆。凳子上有一个玻璃罐，上面扣着一只杯子。几支步枪和冲锋枪斜靠在光秃秃的水泥墙上。屋里唯一的通风口是开在高处的那几扇窄小的天窗。从天窗可以控制住整个港口和那两条主要的街道。屋子的另一头儿是写字台和保险柜。
这是镇长亲手布置的。
“没什么了不起，”他说“，我要给他们每人发一支枪。
罗维拉尾随着他们走进来。镇长给他几张钞票说：“再发给他们每人两包烟。”等罗维拉走出去以后，他又对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您看这事儿办得怎么样？”法官心事重重地回答说：
“一次无谓的冒险。”
“老百姓一定会吓得目瞪口呆，”镇长说。“另外，照我看，
这些穷小子拿着枪也不会摆弄。”
“也许一开始他们会不知所措，”法官表示同意，“不过这种情况长不了。”
法官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他尽力忍耐住。“您要多加小心，中尉，”他一边想一边说。“别落得个鸡飞蛋打。”镇长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把法官拉出了办公室。
“不必担心，法官，”他俯在法官的耳朵上说。“他们拿到的都是放烟火用的子弹。”
镇长和法官下楼出来，院子里已是灯火通明。招募来的人正在肮脏的电灯下喝汽水，大麻蝇一个劲儿往灯泡上撞。雨后，院子里有几处水洼。镇长从院子的这头走到那头，用长者的口吻向大家交待今晚的任务：他们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地在各个主要的街角站岗。只要有人走过，不管是男是女，叫三声就得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他要求大家既要勇敢又要慎重。过了半夜，有人给他们送夜宵。镇长最后表示，愿上帝保佑，一切顺利，并希望全镇居民体谅政府为保持社会安定所作的这番努力。
钟楼上响起八点的钟声，安赫尔神父从桌旁站起来。熄掉院子里的电灯，上好门闩，在经书上画了个十字，嘴里念叨着，“以主的名义”。远处的院子里，石行鸟在歌唱。阿希斯寡妇坐在走廊上一边乘凉一边打盹，旁边的鸟笼子全用黑布罩住。听到打第二下钟声，她没睁开眼就连忙问道：“罗贝托回来了吗？”一个女仆蜷缩在门洞里回答说：罗贝托七点钟就躺下了。在这前几分钟，诺拉·德·哈科夫把收音机的声音放低，陶醉在一首从某个舒适洁净的地方传来的轻音乐声中。仿佛是在遥远的地方，一个若有若无的声音呼唤着某个人的名字。镇上的狗汪汪地叫起来。
牙匠还没听完新闻，忽然想起安赫拉还在院子里的小灯下猜字谜，他连看也没看，就喊道：“关上大门，到屋里来猜。”他的妻子被惊醒了。
罗贝托·阿希斯是在七点钟躺下的。这时候，他站起身来，从半掩着的窗户朝广场张望了一下。广场上只有一片黑黢黢的杏树，蒙铁尔寡妇家阳台上的灯最后也熄灭了。罗贝托·阿希斯的妻子打开床头灯，压低声音要他赶快躺下。一只孤零零的狗还在叫，直到钟楼响过第五下钟声，才不叫了。
唐·拉洛莫·斯科特肚子上摊着一张报纸，眼镜架在前额上，在闷热的房间里呼呼地打鼾。房间里堆满了空铁罐和落满灰尘的小药瓶。他那位瘫痪的妻子用一块破布驱赶着蚊子，默默地在计算时间。一想起过去也曾有过象今天一样气氛紧张的夜晚，不禁浑身发抖。远处的人声、狗吠声和悄悄的跑步声消逝了，镇上笼罩着一片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