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上帝的面上，大夫，”她高声喊道，“少说两句俏皮话吧。我看，匿名帖儿准是您贴的！”这句话把希拉尔多大夫逗笑了。出来的时候，他匆匆地扫了一眼放在卧室一角的钉着黄铜钉的皮箱。那是寡妇准备出门带走的。“等您周游世界回来，”他在门口嚷道，“别忘给我带点东西。”寡妇不慌不忙地开始梳理头发。
“放心吧，大夫。”
寡妇没有下楼到客厅去。她呆在床上，直到最后一名客人离去，才穿好衣服。卡米查埃尔先生进来时，看见她正对着半开的阳台门吃饭呐。
寡妇两眼盯着阳台，随口和卡米查埃尔先生寒暄了一声。
“不管怎么说，”她说，“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女人的，她真勇敢。”卡米查埃尔先生也朝阿希斯寡妇家瞥了一眼。快十一点了，她家的门窗还关得严严实实的。
“本性难移嘛”卡米查埃尔先生说，“您看她，天生只会生男孩，性子也只能是这样。”说着转过脸来对蒙铁尔寡妇说：“您今天可真象一朵玫瑰花。”
好象为了证实这句话，她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有件事，您知道吗？”她问。卡米查埃尔先生迟疑了一下，她抢先回答说：
“希拉尔多大夫认为我发疯了。”
“哪里的话。”
寡妇点点头，又说，“也许他和您谈过了，要把我送进疯人院。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卡米查埃尔先生真不知怎样摆脱她的纠缠。
“今天一上午我根本没出门，”他说。
说着话，他坐在靠床边的那张皮软椅上。寡妇忽然想起何塞·蒙铁尔患脑溢血以后，在临死前十五分钟就坐在那张椅子上。“既然如此，”她不愿意多想这些晦气事，就说，“今天下午他一定会找你，”她面带笑容地换了个话题说：
“您跟萨瓦斯老爹谈过了吗？”卡米查埃尔先生点了点头，表示谈过了。
的确，礼拜五和礼拜六他多方试探，打算了解一下唐·萨瓦斯对变卖何塞·蒙铁尔的遗产有什么反映。唐·萨瓦斯这个人城府很深。据卡米查埃尔先生推测，他好象愿意买下来。寡妇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平心静气地说：“那就下礼拜三办吧；不行，就再下一个礼拜三。”无论如何，十月底之前她一定要离开这个镇。
镇长一伸左手，倏地拔出手枪，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差一点扣动扳机。这时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进来的是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奶奶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吓得呆若木鸡。
“以后您少来这一套，”镇长说着话收起了手枪，又一屁股跌坐在帆布椅上。“我睡觉时耳朵特别灵。”
“门没关上，”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午夜回来的时候，镇长忘记关门。他实在太累了，往椅子上一坐便呼呼地睡着了。
“几点了？”
“快十二点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的声音还有点发抖。
“困死了，”镇长说。
他伸个懒腰，打了个大呵欠，心里觉得时间仿佛停滞不动似的。尽管他工作勤恳，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匿名帖儿还是照样出现。就在今天凌晨，他的卧室门上也贴了一张：“中尉：用枪打兀鹫，白费弹药。”镇长走到大街上，大声地自言自语说：准是参加巡夜的人站岗站腻了，到处贴匿名帖儿解闷儿。他心里明白，镇上的老百姓知道这件事一定开心死了。
“别想那些事啦，”阿尔卡迪奥法官说“，咱们吃点东西去！”镇长一点也不饿。他想再睡上一个小时，洗个澡再出门。阿尔卡迪奥法官和他正好相反，精神焕发，身上干干净净的。他在回家去吃午饭的路上经过镇长的宿舍，看见门开着，就走进来，打算跟镇长要一张夜间戒严后用的通行证。
中尉一口回绝了，说：“不行。”然后又用慈父的口吻解释说：
“您顶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
阿尔卡迪奥法官点上了一支香烟，两眼瞅着火柴的火苗，让胸中的怒火平息一下。想顶撞他两句，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好。
“您别往坏处想，”镇长又说。“我真巴不得和您换一换，晚上八点躺下睡觉，愿意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
“那还用说，”法官回答说。然后又用十分明显的讥讽口吻说：“我白白活了三十五岁，就缺少一位象您这样的慈父随时关照我啦。”
法官背过身去，象是从阳台上观赏外面阴沉沉的天色。镇长冷冰冰地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他斩钉截铁地说：
“法官！”阿尔卡迪奥法官转过身来，两个人的视线碰到一起。“我就是不发给你通行证，明白吗？”
法官咬了咬香烟，似乎要说什么，又克制住了。镇长听到他脚步迟缓地走下楼去，突然俯下身来喊道：
“法官！”
法官没有回答。
“咱们的交情还在嘛，”镇长喊道。
还是没有回答。
他猫着腰打算听一听阿尔卡迪奥法官有什么反映。
只听得他关上大门。屋里又剩下他一个人了，脑海里翻腾着一些过去的事情，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他睡不着，觉得自己身陷在这小镇的泥潭里拔不出脚来。按说，他掌握小镇的命运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小镇还是那么陌生，捉摸不透。记得那天清晨，他带着一只用绳子捆好的旧纸箱，偷偷在小镇上了岸。上边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个小镇。当时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恐怖。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张护身符是给一个暗藏的亲政府分子的一封信。第二天，他在一家碾米房门口找到了这个人，只见他穿着衬裤坐在大门口。按照那个人的指点，他和三名花钱雇来的心狠手辣的杀人犯一起完成了任务。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他周围渐渐织起了一张无形的蛛网，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天下午，那怕他稍微明智一点，也会问一声：究竟是谁控制了谁？
面对着淫雨下的阳台，镇长瞪着两只大眼一直躺到四点多钟。起来后，洗个澡，穿上军衣，下楼到饭店去吃饭。然后又照例在警察局里巡视了一番。走到一个拐角，忽然站住了，两手插在衣袋里不知干什么好。
黄昏时分，弹子房老板看见镇长走进来，两手还是插在衣袋里。老板从空荡荡的大厅尽头打了个招呼，镇长没有理他。
“来瓶矿泉水，”镇长说。
老板从冰箱往外拿瓶子的时候，响起了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
“这一两天您得去做个手术，”老板说，“准保肝上净是小汽泡。
镇长端详一下杯子。喝了一口，打个嗝儿。他把胳臂肘撑在柜台上，眼睛盯着杯子，又打了个嗝儿。广场上连个人影也瞧不见。
“我说，”镇长问“，出什么事了？”
“今天是礼拜天，”老板说。
“噢！”
他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柜台上，没有告辞一声就走了。走到广场的拐角，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仿佛拖着条大尾巴。来人对他说了几句话，他一时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朝警察局走去。三蹦两跳地上了楼，根本没有注意到门口围着一群一群的人。一个警察迎面走来，递给他一张传单。用不着看，镇长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他在斗鸡场上散发的，”警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