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一，弹子房又开门营业了。一群兴奋的顾客一拥而入。球台上蒙着一块紫黑色的绒布，看上去弹子房真有点儿象殡仪馆。墙上贴着一张通知：“本室无球，暂停营业。”人们走进来读着通知，好象在看一件新闻。有人久久地站在通知前面，律律有味地一遍又一遍地读通知，真叫人感到莫名其妙。’
达马索是来得最早的一批顾客中的一个。他平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台球观众席上度过的。弹子房一重新开放，他马上就光临这里。不过，对他来说，这次光临弹子房就象前来吊唁一样，心里感到一阵短暂的难过。他隔着柜台拍了拍老板的肩膀，对他说：
“怎么样，罗克先生？”
老板苦笑了一下，摇摇头。然后叹口气说：“你自己看吧，”说完就忙着招呼其他顾客去了。这时候，达马索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眼睛望着蒙着紫黑色丧布的鬼一样的球台子。
“真是少见，”他说。
“是啊，”坐在他邻近凳子上的那个人说，“我们就好象在过受难节一样。”
大部分顾客回家吃午饭去了。达马索把一枚钱币丢进自动电唱机里，挑选了一张墨西哥民歌的唱片。这张唱片放在哪一层格子里，他记得很清楚。这时候，罗克先生正把小桌子、小椅子挪到大厅里面去。
“干什么呀？”达马索问。
“我想摆上点扑克牌，”罗克先生回答说。“在弄到台球之前总得搞点儿什么玩艺啊。”
他一只胳臂上挎了一张椅子在昏暗的房间里走动着，就象是一个新近丧妻的鳏夫。
“什么时候能弄到台球？”达马索问。“用不了一个月吧，我想。”
“再过一个月，丢的球也该找回来了吧，”达马索说。罗克先生惬意地瞅了瞅摆成一排的桌子。
“不会的，”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又说：“他们从礼拜六起就不给黑人饭吃，一直饿到现在。可是他就是不肯说出把球放在哪里了。”罗克先生一边说着一边透过被汗水模糊了的镜片打量着达马索。
“我想他一定是把球扔到河里去了。”达马索咬了咬嘴唇。
“那二百比索呢？”
“也没找到，”罗克先生说。“在他身上只搜出来三十比索。”他们互相望了一眼。达马索也说不清为什么他总觉得他和罗克先生互相望这一眼就好象在他们之间达成了通同作弊的默契似的。当天下午，安娜从洗衣池那里看见她丈夫象个拳击师一样一蹦一跳地回到家里。她跟在他屁股后面走进屋里去。
“行了，”达马索说。“老家伙自认倒霉，已经托人去买新球了。现在单等大家把这件事一忘，就算没事了。”
“那个黑人呢？”
“没事儿，”达马索耸耸肩说。“找不到球，他们就得把他放掉。”
吃过晚饭，他们俩往街门口一坐，和邻居们山南海北地闲聊天，一直聊到电影院的扩音器停止播音。睡觉的时候，达马索十分激动。
“世界上的好事全让我赶上了，”他说。
安娜知道他从傍晚起一直就在琢磨这件事。
“我打算从一个镇转到另一个镇，”达马索接着说。“在这个镇上偷台球，到下一个镇上把球脱手。反正每个镇上都有弹子房。”
“不定哪一天你准会吃上颗枪子儿！”
“什么枪子儿不枪子儿的，”他说。“这种事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得见呐。”他站在屋子当中，感到得意洋洋。安娜开始脱衣服，表面上装做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她一直在细心地注意听达马索说话。
“那我就去买这么一大排衣服，”达马索一面说着一面用食指比划着一个和墙一样宽的假想的衣柜。“从这儿到那儿。再买上五十双鞋。”
“但愿上帝能听见你说的话，”安娜说。
达马索面色一沉，瞪了她一眼。
“你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他说。
“照我看这些都还远着呐，”安娜说。她熄了灯；脸冲墙躺下去，然后又颇为怅惘地加上了这么一句；“等你三十岁的时候，我都四十七了。”
“别那么傻了，”达马索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火柴。
“到那时候你也用不着再挣着命洗衣服了，”他用带着歉意的口吻说。安娜替他划着了火柴。她两眼直愣愣地盯住火光，直到火柴着完，然后她把烧剩下的火柴棍丢在地上。达马索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又接着说：
“你知道台球是用什么做的吗？”安娜没有回答。
“是用象牙做的，”他继续说。“很难买到，所以得要一个月才能弄来。你懂吗？”
“快睡吧！”安娜打断他的话说。“五点钟我还得起床呢。”达马索恢复了常态。整个一上午他都躺在床上抽烟。午睡后他又梳洗打扮起来，准备出门去。晚上，他在弹子房里听垒球冠军赛实况转播。他这个人就是有这样一种美德：什么主意都是来得快，忘得也快。
“你还有钱吗？”礼拜六他问安娜。
“还有十一个比索，”她回答说。接着又轻声地说：“这是缴房租的钱。”
“我提议咱们做一笔买卖。”
“什么买卖？”
“把钱先借给我。”
“还得缴房租呐。”
“以后再缴。”
安娜摇了摇头，达马索抓住了她的手腕，不让她从刚刚吃罢早餐的桌子旁边站起来。“就用几天”，达马索说。他心不在焉地抚摸着安娜的手臂，又说：“卖了台球，咱们就有钱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晚上，在电影院里，达马索一直搂着安娜的肩膀，就连休息时和朋友谈话，他的手也没有离开安娜的肩头。他们看到的只是电影的零零碎碎的片段，最后，达马索不耐烦了。
“那我只有去拦路抢劫了，”他说。
安娜耸了耸肩。
“不管碰上谁我就给他一闷棍，”达马索说着话，一把将安娜推进了从电影院往外走的人群中去。“这么一来，我就成了杀人犯，就会被关进监狱。”
安娜暗自笑了笑，还是不肯让步。两个人整整争吵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达马索急匆匆地穿上衣服，故意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架势。当他走过妻子身旁时，咕哝了一句：
“我永远也不回来了。”
安娜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视你一路平安！”她喊道。
达马索狠命地把门一摔。这个礼拜天对他说来真是又空虚又漫长。集市上摆着五光十色的零星物品。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闪光衣服的妇女们望完了八点钟的弥撒，领着孩子从教堂里出来。这一切都给广场增添了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只是天气愈来愈热了。
这一天达马索是在弹子房度过的。上午，那里有几个男人玩扑克。午饭前，有一阵子人多一些。然而，弹子房显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只是傍晚转播垒球冠军赛实况的时候，才多少恢复了一些昔日的热闹。
弹子房打烊以后，达马索来到了一个阒无一人的广场上，一时间也不知往哪里去才好。这时他听到远处传来了一支欢快的乐曲声，就顺着那条和码头平行的大街往前走去。在街的尽头有一所宽绰、简陋的舞厅，里面装饰着褪了色的纸花环。在舞厅紧里面，乐队坐在一个木台子上。屋里飘动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脂粉香气。
达马索站在柜台前。一曲奏完，乐队里敲镲的那个小伙子走出来向跳舞的人收钱。在舞池中央，一位姑娘离开了她的舞伴，朝达马索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