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报的版面中往往会有一个反映市民生活小问题的专栏，其中常常可以见到诸如“老式藤椅何处有修”、“哪有卖高压锅垫圈”之类的询问。这些询问的出现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上确实还存在着需要这些服务的阶层，二是这类需求已很难获得企业的响应。
正是当事人遍寻无果才只好借助报纸一角来寻求帮助。这与企业对于大款需求的“紧逼盯人”模式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市场影响力上的阶层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再来看第二个方面：消费状况与企业决策中的角色的关系。在企业中，各种资源的投入人按各自资源的重要性而结成了权利各异的共事关系。其中，对于市场机遇的捕捉能力总是属于最稀缺、最珍贵的资源。因此，该资源的所有者，不管其原有财产的多寡，往往可以在企业决策中担任最重要的角色，即使在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早期也不例外。
号称比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还要富有的爱德华·多西尼原本不过是一个流浪汉，在石油因运输不便而无利可图时，他凭着对于市场消息的敏感性而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别人纷纷抛售的油田。果然不久后，油田因巴拿马运河的修建而大涨，多西尼由此而走上了石油大亨的道路，并在1925年财产总值超过了美国最富有的洛克菲勒。
在今天物质资本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发现并变现市场机会的能力就更是举足轻重了。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微软的比尔·盖茨、雅虎的杨致远、盛大网络的陈天桥都是典型的凭借能力而致富的个案。
那么，这种决定个人在企业中地位的能力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还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就一般而言，这与人的综合素质，从而与其生活质量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虽然不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类的案例，比如上例中的多西尼，但总体上看，生活质量的提高总是有助于增强人的体质、聪明和学识的，从而有利于形成优秀的人力资本。下面所引用的国外新近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案例：“富人为何更长寿？”
2004年6月20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富人为何更长寿”。文章一开头就问“为什么在全世界收入更高、文化水平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各种健康指标也更高？”显然，这是就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状况而发问的。文章首先历数了原有的几个研究结论，如“可享受的医疗条件更好”以及“穷人因不平等产生了更大的对健康不利的紧张和焦虑”。但作者认为，这些答案均不够有说服力：前者解释不了为何在英美有利于下层的医疗保健计划出台后，上下层的健康差距却仍在扩大；后者则不能证明下层工人的紧张与焦虑程度就一定比外科医生、企业总裁和政府高官更强。文章根据最新研究而给出了新的答案，那就是：因为富人们因生活质量而更聪明。聪明的作用表现在：一是智力与社会地位一样，都对健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二是智力有助于增进对于保健知识的理解；三是智力也与预防疾病及避免不良生活方式相关。文章中还分别列举了对上述理由的支持性数据。
二、消费权利的意义
1.决定人们对于生活的幸福感和信心
消费权利的大小决定着消费的满意程度，从而决定着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一般而言，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是与其职位、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正相关的。据《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一书中的数据，高收入组、高收入家庭、高收入阶层及职业社会地位高的从业者，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得分都明显地高于相反的对照组。
个人的经验感受也会支持这一点。2005年1月24日的《学习时报》
上刊登了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欢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日子过得快是一种感觉”。其大意是：在和谐的年代里人们的心态是放松的，不用担心和恐惧，因此就会觉得日子过得很快；而在动乱不和的年代里人们就会因整日处在心惊肉跳之中而觉得度日如年。这种经验和感受想必是多数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会理解的。
2.决定人们对于工作的态度
个人消费得如何，不但会影响到他对于生活的感受，而且也会影响到他对于工作的态度和参与的热情。生活得有滋有味的人，工作挣钱的积极性也高；否则就会觉得收入没多大用处，工作也提不起劲来。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接待过一位海外华人学者。他对于我们当时引以为荣的优先出口创汇之举很不以为然。
他指出：应将资源和精力主要用于改善国内人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上，只有这样人们的收入才会有价值，工作才会有劲头。否则的话，创汇虽多，但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就不会有工作的积极性。
他见我们有些不以为然便进一步发挥说：“什么叫工作积极性？不光是出满勤，而是上班、下班都在考虑如何对产品再作改进。”后一句话击中了要害，因为我们当时确实认为只要天天上班、完成定额就是有工作积极性了。今天在耳闻目睹了市场竞争中的无数创举之后我已完全能够理解那位友人的批评了。真正的工作积极性能够造就出许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这又岂止是出满勤可同日而语的呢？
3.决定人们对于社会及社会制度的认同感
消费生活得如何，既是折射了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又必然会影响人们对于社会的态度。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只有落实在多数人生活消费的改善上才会得到人民的认同，反之则难免会为人民所不屑，甚至唾弃。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仍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少人们都对国家的命运充满了担忧。正值此际，邓小平以其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而尖锐地指出：“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到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到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这一真知灼见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和政治主张只有实现人民生活的改进才能站得住脚，否则说得再好听也是没有用的。
三、与消费者行为学的不同
1.对象不同
消费者行为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人，即使涉及阶层也是为了了解它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阶级或阶层，即使涉及个人也是为了从中找出阶级或阶层的共性。
2.内容不同
消费者行为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个人消费行为及其决定因素的。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是以揭示各阶级或阶层在消费上所结成的经济利益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发展规律为主要内容的。
3.方法不同
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性的，如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等，以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至于结果的好与坏则一般不加以评判。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不但要采用实证性的方法，而且还要加入规范性的讨论，对实证性结果予以好不好、对不对、该如何处置之类的评判。
4.效用不同
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结果可帮助个人成为理智、精明的消费者，比如克服人性的弱点、加强决策的合理性等等。研究结果对于企业的相关决策也有帮助，可以让企业的市场决策更加有的放矢和对症下药。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处理消费中所发生的利益关系问题，以求建立更为理想或和谐的利益关系。
下面就以最近所发生的一件真实事件来加以说明。
案例分析：关于“奶妈业”的争论
2005年3月9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2月20日香港《南华早报》题为“奶妈公司让时光倒转得太多”的文章。它记述了中国某家以介绍奶妈为主业的民间公司如何诞生，又如何在各界尤其是在妇联的强烈反对下而仓促歇业的真实故事。
报道中的主要当事人陈顺强原为江苏省扬州市的一名下岗工人，经市场调研而发现该市有8%的妇女不能或不想以母乳喂养孩子。其中有些是因为产后没有奶水，有些是无法在家呆几个月的职业妇女。同时因去年爆出的伪劣奶粉事件又使得很多人不愿意使用配方奶。鉴于已有多人委托寻请奶妈，陈先生决定成立专门公司来为供求双方牵线搭桥，并借此而盈利。这本来似乎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商业设计：一是客户满意。公司对“产品的质量”严格把关，被雇用的妇女全都相貌端正、体检过关、年龄在25至30岁之间，至少是初中毕业，并服用公司专职厨师配给的营养食物。从实际效果看，第一批的20位奶妈被一抢而空，“再有200个也不够”。二是“员工”增收。被雇用的妇女每月收入达2500元左右，远远高于本地一般女工的月薪，故公司称“在江苏省农村所找的妇女中有40%以上的人都愿意来公司”。三是公司盈利。
每位奶妈每月收取3000元费用，公司可从中提成10%至20%，故而几周内公司已在全省开出了4家分公司，并与上海和北京的相关机构达成了合作协议。至此为止，若仅从市场行为学的角度看，这似乎只是一个下岗工人靠敏感的市场嗅觉而成功创业的案例。
然而故事的发展很快就急转直下。当南京的一家报纸率先报道了此事之后，抗议的电话便络绎不绝。很多人还直接闯到公司来，情绪激昂，“大多是妇女”。很快当地妇联也开始介入，并发表了罕见的公开声明，号召妇女们抵制这种将母乳作为商品出售的封建旧社会的现象。当地政府官员也介入了调查，声称可能违反了某条规定，但究竟是什么规定也搞不清楚，结果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就走人了。由于社会的反对声浪过大，公司只得暂时歇业，尽管还不时地有电话进来要求介绍奶妈。
这里并不想对故事中各方的观点予以谁对谁错的评判，因为单凭这篇报道还不足以了解全部的情况。不过从妇联的声明来看，它的立场和角度倒是更接近于消费的政治经济学的。首先它所关注的不是个别妇女（无论是奶妈还是需要奶妈的人）的市场行为，而是竟然有一群体要靠出售母乳而营生的“严重性”；其次它不去评判这种交易是否符合市场规则，而是直指这种消费交易中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关系属于“封建旧社会的糟粕”，必须予以反对和抵制；最后它的目的不是考虑当事人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考虑妇女在消费市场中的应有地位和权利。
四、借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政治经济学和消费者行为学理当互相借鉴，但这里只讨论前者向后者的借鉴问题。
1.可能性
这两门学科都是有关个人消费问题的，都会涉及个人消费的决策及效用等问题。这种研究内容上的重叠性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向消费者行为学借鉴的可能性。
2.必要性
阶级或阶层的共性特征是通过所属成员的个人行为表现出来的，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也总是通过成员的各种行为或态度表现出来的。没有对于个体行为的研究，就根本不可能认识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特征。至于揭示各阶级或阶层在消费中所结成的利益或权利关系，就更不用谈了。有些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之所以被大众嗤之以鼻，并不能归因于大众的觉悟问题。从原则和教条出发，闭门造车、按图索骥，这样的研究成果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指导实践，人们为什么要花钱去买、费时去看呢？因此必须强调从现实的消费者行为中发现问题和线索的必要性。向先行一步的消费者行为学借鉴其成果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以上对于消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视角和关注重点作了大致的讨论。接下来就是要将上述原理运用到对于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着的大转折时期的分析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