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收入集中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基本上呈现出差距逐渐扩大的走势。
首先从阶层之间的差异来看。以城镇居民最富的10%家庭与最穷的10%家庭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例：1998年两者分别为10962.16元与2476.75元，前者是后者的4.42倍；1999年分别为12083.79元与2617.80元，倍数为4.61；2000年分别为13311.02元与2653.02元，倍数为5.01；2001年分别为15114.85元与2802.83元，倍数为5.39；2002年分别为18995.85元与2408.60元，倍数为7.88；2003年分别为21837.32元与2590.17元，倍数为8.5。
其次从城乡之间的差异来看。以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相比：1995年两者分别为4282.95元与1577.74元，倍数为2.71；2000年分别为6279.98元与2253.42元，倍数为2.78；2002年分别为7702.80元与2475.63元，倍数为3.11；2003年分别为8472.20元与2622.24元，倍数为3.23；2004年分别为9422元与2936元，倍数为3.21。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的差距有所缩小，这究竟是一个转折的开始，还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尚有待继续观察。
最后从地区之间的差异来看。以上海农村与西部12省农村的人均纯收入比较为例：2000年两者分别为5596.37元与1661.03元，倍数为3.37；2002年分别为6223.55元与1820.87元，倍数为3.42；2003年分别为6653.92元与1936.01元，倍数为3.44。
由上可见，改革以来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这意味着收入在不断地向发达地区及城镇富人阶层手中集中。当原有的消费品种应有尽有以后，富人日益鼓胀的消费资金必然要寻求新的用钱方向，在发达国家消费的示范之下，上述新一轮的主导消费品种的替代就终于发生了。
2.消费新主流的补涨性与高收入弹性
新一轮的主导性消费，有些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收入弹性，如服装、汽车、娱乐等等，有些弹性虽然不大，但目前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则明显地低于发达国家，如住房等等。收入弹性大意味着随着收入的提高，这类消费需求的增幅会比收入的增长更快。而支出比重与发达国的明显差距则意味着，一旦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一定的水平，就可能发生阶段性的“补涨”现象。因此，这次新的主流的形成，除了有富人率先作出榜样的作用之外，以上两点对于新主流的蔚成风气也是功不可没的。
3.强大的示范效应
富人的选择还因为富人本身的社会地位而很容易被其他阶层所追随和效仿。虽然前述补涨性和高弹性说明了这种需求本身就具有普及和扩张的能力，但实现这类需求时所依循的标准却往往是权威阶层身体力行的产物。富人阶层有些直接处于企业和政府或单位领导人的位置上，有些虽无领导职位，但却身为社会名流。由于他们的权威和声望，他们的消费选择很容易通过传媒的放大和炒作而成为一种社会的标准或参照。
这种标准和参照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可减少后者在消费转型或升级换代中的相关成本，诸如如何消费才能更为得体、哪些产品更为安全可靠等等。后者在这些方面尽可通过照搬或参考先行者的经验来加以解决，而不必自己冒险尝试。
另一方面可能对无力转型者造成压力。对于那些在旧时的消费标准上尚未“达标”，对新的消费主流更是无力问津的阶层来说，起点更高的新标准就可能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不向新标准靠拢吧就会被他人看不起，有心靠拢吧又像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前些年曾流行过一个顺口溜，描写的是农村人对老也赶不上城里人的一种埋怨：“俺们刚用上公路，你们又兴上网了；俺们刚点上电灯，你们又兴点蜡烛了；俺们刚用白纸擦屁股，你们又用它擦嘴了。”这种新潮流下的挫败或失落感也同样存在于对新消费力不从心的低收入阶层身上，他们的心里也许也在埋怨：老式的潮流还没跟上，怎么又来新的了！
4.对社会领导生态平衡的影响
在我国，高收入阶层或者富人阶层在社会消费上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是从改革以来逐步地确立起来的，尤其是在收入的严重分化之后才明显地形成的。
在“文革”之前，虽也存在着原资本家家庭或华侨家庭比一般家庭更为讲究生活水平的现象，但在强调艰苦朴素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毕竟引不起人们普遍性的羡慕和效仿。在“文革”中，稍有“西化”特征的消费形式都会被情绪化的群众运动所禁止。“文革”初期的“扫四旧”活动就是从剪“尖头皮鞋”、剪“小裤脚管”和剪“大包头”的街头运动而开始的，此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千人一面的消费模式。
在改革初期，海外消费方式虽然随着境外投资和文化娱乐节目的进入而对国人有所影响，但无奈当时的恩格尔系数平均在50%以上，因此这种影响的效果也就十分有限。不过随着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这种影响的效果也就逐渐显现。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财富和社会地位均已显赫的富人阶层终于抛弃了对于“露富”的恐惧而领导发动了新一轮的消费革命。
与前一轮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体的，所谓“千元级”的革命相比，新的革命在起点上要高得多。在千元级的革命中，各阶层之间在追随的能力和时间上并无多大的差距，相反还常常发生“要买都一起买”的同步振荡的问题。可现在这场以10万元级为标志的革命，对于各阶层的响应能力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尽管在中低收入阶层身上确实发生了力不从心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这场革命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多数人还是纷纷地使尽全身解数来追随或靠拢这种新的消费标准。由此可见，富人阶层在消费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
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之间存在着互为影响的生态平衡关系。消费生活是经济领域中的基础性板块之一，现在富人阶层已成了这个领域中的领导阶层，它对于整个社会领导上的生态平衡关系是否会发生相应的影响呢？且不论这种影响的利弊问，而是先来讨论究竟有无影响的问题。
今天的中老年人都很熟悉毛泽东的这么一段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表明了中国的领导生态是这样分布的：共产党是政治上亦即各种事业灵魂上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意识形态上的领导。
那么消费上呢？语录中虽未提及，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由于各级党政干部的示范效应而同样体现了党对消费理念的领导。因此在过去的年代，我国在政治、思想和消费上的领导者是一致的，相互之间是没有多大矛盾的。
但今天呢？前两种领导并未变化，而消费生活则由高收入阶层来领导了，三种领导之间会发生什么不协调吗？对于现实中的利益关系或权利结构会有什么改变吗？
也许有人认为，消费纯属个人行为，与权利结构无关。但我们已多次证明：消费亦是一种社会权利，既体现了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又是进一步培育这种控制权的条件，难道这种权力的分配会无关社会的权利结构吗？也许又有人会认为，消费是中性的，无关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由谁“掌权”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权利无关。其实稍具社会经验、涉世稍深的人都会明白：消费中既有中性的内容，也难免会夹杂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东西。2000年8月13日的一份《休闲导刊》中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隐藏在美国电影中的险恶用心”。
其中所摘引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极为机密的行动纲领中的一段话颇为发人深省：“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广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毋庸讳言，今天在消费上全国学的是富人，而富人学的则是发达国家的富人。当人们在接受了发达国的消费方式之后，就往往可能会连同其消费理念和价值判断一起接受下来。
其中就难免会有些与我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成分。
考虑到我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本身还需要改革，而改革中也需要借鉴和吸收他国优秀文化的问题，上述随同消费方式而一起流入的价值理念也不见得都是“洪水猛兽”。但是，其中也不乏即使在西方有识之士的眼中也是不合理的成分，比如对于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过分强调等等。当这种不良的价值观夹杂在消费方式中一起流入中国，并为一部分中国富人照单全收时，就可能通过富人领导的消费革命而向社会扩散，同时也可能同我国在政治和思想上占领导地位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谁的力量更大呢？从表面上看，政治上的权力会更有力，但实际上消费上的领导却由于与千家万户的无形联系而更具渗透力，可谓是“润物细无声”。当这些貌似中性的消费方式进入到中国的千家万户之后，人们往往会由于接受了这种消费方式而习惯了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又因习惯了这种价值理念而不喜欢与之相悖的社会制度或管理模式。当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进行时，不单单是普通民众的立场，就连高级官员的立场也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结果会如何呢？
以这几年百姓最为痛恨的官场腐败为例。不少贪官污吏一方面在台上面大言不惭地大讲“三个代表”、为民谋利，一方面却在台下大肆地索贿受贿、勾结奸商、以权谋私。其中不乏有过不错的业绩、为人民作出过较大贡献的人。之所以会变质，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重要一条就是长久以来对于奢侈消费方式的欣赏、羡慕和享受，早已消蚀和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并使得那种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乘虚而入。此时别说是有人来拉拢了，就是无人来拉，其内心的冲动和向往也会驱策他去寻求机会。因此，不能说消费上的领导权与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就完全无关，也不能否认消费上的领导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政治上或思想上的部分领导权。
当然西方的消费方式中也有着不少值得借鉴的理念，中国的消费方式也并未完全受西方价值观的指导，中国的富人阶层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勤俭持家、乐善好施和追求人格完美的人，现实中的腐败恶行也有着中国自身的原因。但上述讨论所强调的是社会领导权结构上已经发生不平衡的事实，了解了这一事实有利于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这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重大课题，包括如何看待欧美消费方式、如何避免其糟粕和弯路、如何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富人的消费进行科学引导等等问题。完成这个大课题需要自然科学各界和社会科学各界的通力合作。若能有所突破，那就可能让中国人民以较少的资源消耗来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欧美国家后面。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有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很重视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如何抵制其对本国优秀文化有害的一面。相比之下，一向重视意识形态的我国在这方面却很少用心了。这到底是因为已经胸有成竹、见怪不怪了呢，还是一种对于过去年代极“左”做法的一种矫枉过正呢？
（第二节）各阶层之间的互动效应
各阶层在大转折之中，一方面由于能力和表现上的差异而互相区别，另一方面又因同处一个社会而互相影响。本节我们将重点讨论各阶层在大转折中的互动关系。
一、良性效应
1.消费差异与工作激励
各阶层在大转折中的差异主要地反映了他们在收入上和职位上的差距。这种差距既可能形成和巩固阻碍相互交流的阶层屏蔽，也可能由于现代传媒对于这种屏蔽的“穿透力”而引起相互间的比较。
一般而言，由于信息获得上的障碍，比较的重点除了与同层成员之间的横向比较之外，还有与邻近的上下层，尤其是与邻近的上层的比较。与邻近上层的比较可发现自己的欠缺与追赶的方向，因而通常可产生一种对于努力的激励，即通过更努力地工作来提高自己的职位和收入，从而缩小与邻近上层的消费差距。如果更多的人们由此而更加努力工作的话，就会带来社会与个人的共同进步。在今天的大转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效应。以公司白领为例，由于耳濡目染了公司中上层经理人在衣着、用餐、居住、用车、娱乐等方面的消费，自己的消费偏好也难免会潜移默化地提升。当现有的收入能力无法满足这种偏好的变化时，努力工作、争取更好的机会（晋升、跳槽或自立门户）、拿更高的收入，往往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首选。不少白领都有着“先打工学生意，然后自己当老板”的打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过上老板的那种舒适日子。
2.购买力差异与产品生命周期
各阶层在大转折中跟进能力的不同导致了消费升级上的有先有后和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对于任何一个产品或细分产业的发展来说也是必要的。
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在产品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有不同能力和规模的消费阶层来“接盘”。在产品尚处于新产品的小规模试产阶段时，由于产品的量小而成本高，需要有愿意率先尝新的高收入阶层前来“接盘”；在产品成本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有所降低时，则需要有人数更多的中收入阶层介入购买；当产品进入成熟期，成本由于大规模生产而大幅降低时，则需要有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加入消费购买的行列。这种阶层购买力上的差距可以支持一个产品顺利地通过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可避免平均分配年代那种“要么都买不起，要么就一起买”的同步现象，而这种同步振荡往往是多数产业都难以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