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收入阶层率先购车时，轿车因量少而价高。而当厂家继续扩大生产规模而降低了价格时，中等偏上阶层就加入了购买的行列。如能有序地接力下去，就会铺就汽车业的正常发展之路。
3.富人消费衍生新的收入机会
富人阶层在率先实现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又会衍生出许多相关的需求，并由此而催生出许多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由于这些机会多具服务和零碎的性质，因此往往为投资实力较弱的中低收入阶层创造了合适的创业和收入机会。
在当前的大转折中，对教育的重视为学校和教师带来了更多的收入机会。狂热地购房为购房中介、家庭装潢业及家政服务创造了收入机会。在外用餐的升温又为饭店、厨师等增加了更好的机遇。
这些均属对已有服务业的推动。其实，在大转折中从富人的间接需求中还会衍生出许多新的职业来，比如说由于情感方面的需要而衍生的新行业。它们虽然算不上消费大头，但同样反映了为竞争所累，并已拥有较多物质财富的阶层对于精神慰藉的需要。
案例1：年入10万的宠物“红娘”
2005年3月8日的《精采周刊》摘录了《中国证券报》的一篇报道，记述了一位下岗女工刘静的创业事迹。2003年初，下岗后的刘静给一家有钱人当保姆。那家所养的一条纯白迷你贵妃犬，深得主人的宠爱。可是每到发情期，母狗就会烦躁不安，主人也十分着急，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公狗。刘静想起一个亲戚家里似乎有一条同样的雄性犬，经联系终于促成了这桩“狗姻缘”。主人给了刘静500元以示酬谢。刘静当时还觉得受之有愧，但得知怀孕的贵妃犬将能带来上万元的利润后，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开一家宠物介绍所呢？通过朋友介绍和上门服务的方式，刘静结识了很多宠物的主人，并用借来的数码相机为宠物拍照，建立起档案。
又到各宠物医院、宠物用品商店跟老板商洽：若介绍需要求偶的宠物，事成之后则利润对分。由于操作上严格规范，服务上细致到位，开业一年来已为近千对宠物配对成功，刘静也因此而获利10万元。
对于刘静的创业案例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从这里讨论的主题出发，我们则看到了从富人需求中所衍生出来的、可为中低收入阶层所利用的创业机会。刘静原当保姆，收入自然较低。但正是这种地位使得她发现并乐意从事由富人养狗而衍生的服务性工作。若是换了别人，也许即使发现了这一机会也不愿去干。刘静的务实、加上对于富人衍生需求的把握，就产生了更高的收入机会。
案例2：“复活”宠物赚大钱
无独有偶，2005年第1期的《人生与伴侣》也介绍了一位年轻女性所创建的与狗有关的事业。主人公叫李菡，农大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便来上海先当起了超市理货员，后来又来到一家私营宠物医院当护士，月收入1200元。时间一长便想到了一个问题，人们在感情上如此依赖宠物，一旦宠物死去就会给主人造成很大的打击。若能将宠物尸体做成栩栩如生的标本肯定会受到欢迎。
她悄悄地做了一项调查，90%的宠物主人认为制成标本比扔掉或火化更人道，可视作宠物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上海目前有数百万只宠物，每年的开支达6亿元，若制作标本能够成功，一定有不小的市场。通过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寻访博物馆和动物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士及退休人员，小李终于掌握了一整套的宠物标本制作技术，并以筹集来的3万元租了一个只有10平方米的店面正式开始营业。最初的成功令客户和媒体都感到新奇，他们的传播又为李菡带来了更多的客户。业务多了就要增加人手，10平方米的店面不够用了就换成60平方米的大店面，业务跑不过来了就购了一辆奇瑞QQ代步。两年下来，25岁的李菡已拥有了70多万的资产，一个更大的扩张计划正在筹划之中。
李菡成功的原因，除了敏感的市场嗅觉和敢想敢干的精神以外，就其市场和盈利的性质来看，也是同满足富人消费的衍生需求分不开的。
4.各阶层的消费差异导致了市场的多元化
即使在同一种商品上，各阶层在消费选择上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其各自对于价格和数量的要求都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细分市场，并成为同一行业内部展开差异化定位的基础。
一般而言，高收入阶层购买的产品档次高，出价也高，但由于人数少，因而需求数量也少。不过，由高价与较少数量的乘积而构成的市场规模，也足以支持相应细分产业的存在。中等收入阶层往往注重产品的性价比，所购的产品通常是价格适中，而中产阶层的逐渐膨胀则产生了较大的需求量。由适中价格和较大需求量的乘积所构成的市场规模，也足以为相应定位的企业群提供施展的平台。中低收入阶层经济拮据，一般只购低价产品，但其目前所占的人口比重还很大，故而需求的数量也大。以其低价格与大需求量的乘积所构成的市场规模，也可以支持相应定位的企业群进行规模化的运作。
由于各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在经济实力和经营特色上各有不同，若市场单一就可能让很多企业没有立足之地。而各阶层消费选择的差异化则形成了要求各异的细分市场，这就为条件不同的企业寻求适合自己施展的舞台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也为各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案例：1元店的火红说明了什么
2005年3月1日的《精采周刊》转载了《现代家庭报》的一篇报道，讲述了下岗女工刘薇靠创办1元店而成功的故事。刚下岗的刘薇无所适从，应远嫁义乌的女儿邀请而去义乌住了一阵。在那里各种生活小用品琳琅满目，而且价格平均不超过1元。返家时刘薇特意买了一大包。没想到，带回的小商品却受到亲朋好友们的格外青睐，像高压锅垫子、手柄、胶水、灯头、钢丝球等等很快被一抢而空。刘薇由此而受到启发，既然这种小商品这么受欢迎，何不专门进货来卖呢？在义乌女儿的支持下，刘薇在镇上开起了一家售价均为1元的小商品店，还分门别类地划出了文化用具、日用百货、娱乐用品等等。慕名惠顾者络绎不绝。别看价格只有1元，平均获利却也有50%，四年下来刘薇也净赚了10余万。
与前述下岗女工靠满足富人衍生需求而赚的钱不同，刘薇则是靠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而创业的。钱赚得虽不算很多，但光其一人的收入也足以令3口之家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了2004年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刘薇的故事说明，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在消费上虽有价低而量小的特征，但由于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很大，因此零打碎敲的需求若加总起来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市场规模，并足以支持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
综上所述，阶层之间在消费能力上的一定差异，可以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多种的良性影响和作用。
二、不良效应
1.强烈反差与社会不满
如前所述，阶层之间适当的消费差异会诱发较低收入阶层的追赶动力，但如果差距太大情况就可能会有所不同。当差距大到经努力也无法达到的程度时就会失去激励作用，并诱发气馁、不满和越轨行为。
2.消费断层与产业困境
如前所述，各阶层之间在购买力上所呈现的阶梯式差异对于产品正常地通过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是很必要的，平均化的购买力所导致的同步振荡现象是多数产品都难以承受的。然而如果各阶层在购买力上的差异过于悬殊就可能致使消费接力的中断，从而导致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某个阶段便告夭折。
案例：康佳彩电的农村“滑铁卢”
2002年4月10日，一向业绩不错的深圳康佳终于亮出了巨亏7个亿的2001年年报，平均每股亏损高达1.16元，震动了整个业界。其后不到一个月，才上任不到一年的康佳总裁梁荣便宣告离职。康佳遭此大挫的原因很多，既有家电业持续不景气的大背景，也有自身战略决策上的错误。其实早在2000年彩电业的冬天已经降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康佳希望通过另辟战场来为自己营造新的发展空间。它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在城市彩电已严重滞销的情况下，农村尚有很大的普及空间。
1999年农村每百户家庭所拥有的黑白电视和彩电数量分别为62.35台和38.24台，2000年则分别为52.97台和48.74台。考虑到农村家庭的绝对数量，有待普及彩电的家庭真是极为可观。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康佳决心大力拓展农村市场，它投下了一个多亿的资金来建立县镇一级的市场销售网络。但资金投下去以后才发现，由于农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康佳的预望值，有些地区的收入甚至不增反跌，因此农村电视机的购买力不增反降。康佳在渠道上所投下的一个多亿基本上不见功效，通路上也积压了大量的存货。原本是指望农村来为滞销的彩电“接盘”的，却不料成了自己的“滑铁卢”。这显然也是造成康佳2001年巨亏的一个重要原因。顺便再献上两个数据，2002年和2003年全国农村每百户家庭所拥有的彩电数量分别为60.45台和67.80台。
彩电业的遭遇也可能会在其他行业重演。只要存在着消费能力过于悬殊的问题，高收入阶层发起的任何需较大耗资的消费项目都可能遭遇后继乏人的问题。根据前面所引用的资料，汽车业中会不会出现另一个康佳呢？
3.骄奢淫逸与社会风气
由收入集中而导致的富人经济，一方面可能衍生出新的服务行业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此而滋生出各种有悖行为规范和法律的需求来，并由此而误导社会，为日后的社会发展埋下隐患。
案例：到德国飙车去
2005年4月19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讲述了中国暴发户在德国乱飙车的行为。由于德国有逾六成的高速公路无车速限制，因此近年来吸引了不少中国大款越洋来飙车。尽管德国的出租汽车公司每次会向中国客人讲解西方驾驶礼仪，但这些中国驾车者却只当耳边风，拿出了疯狂驾驶那一套：慢线超车、禁区行车、视交通灯如无物，俨然成了德国高速公路上的路霸，令西方人瞠目结舌。“来这里就是为了追求速度，我们有的是钱，想要什么就买什么。”一位黄姓驾车者不屑地这么说。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到三点：一是出现了具怪异性质的需求。
这种需求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正常发展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但只要不会妨碍他人和社会，我们仍可视之为单纯的个人偏好而采取宽容不管的态度。二是把自己需求的满足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以他人的人格、尊严、安全的受损害作为自己称心如意的代价，这种行为已是有害于社会了。三是以钱搞掂一切。像飙车例中那位黄姓驾车人所说的“我们有的是钱，想要什么就买什么”那样的话，活脱脱地勾画出了暴发户收入高而素养低的特征，既让中国人汗颜，又让人担忧：果真钱能搞掂一切，还有什么社会公正可言呢？
4.富人需求的主控地位与穷人需求的被忽略
各阶层消费能力的差异有助于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市场，但在某些领域中过大的差异却可能导致富人需求的过度喧嚣和低收入阶层在市场上的“失声”，其结果往往是社会资源配置上的畸形和浪费。下面就以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房地产市场为例来进行讨论。
2005年第3期的《经济学动态》刊登了柳欣、郭金兴的文章，其中关于房地产走势的数据表颇能耐人玩味。
自2000年以来，别墅和高档公寓已成为我国房产业投资的主力品种，经济适用房投资的增长速度则显著萎缩。
同时，别墅和高档公寓的价格增长率却明显降低，而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增幅却逐步上升。这两类房产的数据表明：这几年的房地产投资主要的是奔高收入阶层的需要而去的，而且由于一窝蜂的行为导致了高档楼盘某种程度的供大于求，因而出现了价格增幅不升反降的现象。而以低收入阶层为主要购买者的经济适用房则相反，因投资增长乏力而渐显供不应求之势，并导致了价格增幅的稳步攀升。
本来似乎可以认为：各种房产的比价终于可以反映真实的需要了。因为，据上海现代统计中心2002年9月对于全市2100户居民家庭的一项抽样调查，当时已有83.2%的居民认为房价太高，超过了其购买力。约34.7%的居民希望购买的房子在20万元以内，56.1%的居民希望在20万元—40万元，也就是说，90.8%购房户希望购买的房子是在40万元以下的。然而没想到，上海后来的房价不但没有按照多数群体的购买力和愿望去发展，而是出现了一路狂奔的现象。
在2004年，房价的平均涨幅达到了24.76%，该年第四季度的成交均价为8485元\/平方米，12月份为8633元\/平方米，2005年1月份已为9336元\/平方米。以2004年度上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683元计算，这种收入还不足以购买2平方米的住房。
那么，不受绝大多数市民购买力制约的上海房价究竟听谁的“指令”呢？最直接的指令发布者恐怕就是那些手中掌握着巨资的外地及境外炒房团了。据2005年3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头版文章“外管局遏制外资炒楼”所披露的数据：2002年和2003年上海市三外人士（国外、境外、市外）购房的比例占25%左右。2004年前5个月单外资的比重已达到32.4%，所购楼盘大都为200万元至500万元一套的市中心高档楼盘，但对全市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力却达到了84%，并由此而拉动了中、低端市场价格的快速上扬。
由上可见，真正能够在房地产市场上发号施令的是那些掌握巨资的炒房团体。他们的人数虽然远远少于普通的购房者，所投下的资金也低于后者的购房资金总额。但由于采取了集中炒作高档楼盘的手法，因而在市场上所产生的影响力就会远远超过分散购买中低档房子的普通购房者。可见各阶层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比重并不完全等同于他们之间在购买力上的比例，在特殊的市场上完全可能发生集中的购买力被过分重视，而分散的购买力则被严重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