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在校学习以及培训方面的投资来获得或增加。具有较多人力资本的人因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而可挣较多的收入。不过这种收入的提高往往发生在学习和培训之后的一段时期，而学习、培训期间个人却要现实地担负起两种成本：一种是直接成本，如学费、学习工具以及交通费等方面的现实支出；另一种是间接成本，如读书期间所放弃的收入机会等等。由于这些成本和代价的存在，人们需要在这些现实成本与未来收入之间加以比较，然后才能决定是否投资或怎样投资。
在现实的操作和经验中，今天的1元钱价值显然应大于若干年后的1元钱，因此在现实的成本和未来的收入之间，由于时点的不同而不能直接比较。比较前必须先将这两个价值换算在同一个时点上。下面我们借助于银行存款的复利计算公式来求出未来收入的现在值：
因为：未来收入＝现时收入×（1+利息率）n—1，所以：未来收入的现值＝未来收入\/（1+利息率）n—1。
现在时点统一了，投资者可以通过将未来收入的现值与现实成本的直接比较而作出是否需要或如何投资的决策了。不过一个问题也油然而生：按上述公式每个人的计算结果和结论都应是一样的，又怎么会产生不同的投资决策呢？
其实，上式中的利息率只是为了便于理解而暂时借用的，实际上应改为个人贴现率，即每推迟一年消费会给个人心理上带来的损失。
这往往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因家境困难或害怕风险或出于及时行乐的心理，可能会有很高的个人贴现率。因此，除非有很高的未来收入（上式中的分子），否则会觉得不值得投资；而有些人则家境殷实或天性乐观、敢冒风险，因而具有较低的个人贴现率，即使对于同一水平的未来收入也可以作出更为乐观的判断。顺便指出，这种风险偏好或风险承受力上的差异，同样可用于解释企业或其他方面的投资决策。
由上可见，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上，不同境况的人们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并由此而导致未来收入的不同。
（2）职业负面特征与收入补偿的选择。人们一般都喜欢轻松而体面的工作而逃避那些脏、累、粗的工作。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那些具负面特征的工作会因无人愿做而提高报酬，甚至可能高于相对体面的工作。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就属于个人选择的产物了：是宁肯收入少些也要做体面的工作，还是以牺牲体面来换取更多的收入？
2.遗传或遗产的影响
这是指由于祖上继承的原因而导致的收入差异。继承的内容可分为生理、心理上的遗传以及财富上的遗产两种。财富上的继承对于现实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很容易理解的，它事实上构成了人们在起跑线上的不平等，并在一定范围内扩大着不平等。相比之下，生理、心理上遗传的影响似乎不那么明显，但在今天人们也已日益感受到了它的重要作用。除了一般人都容易理解的智商、聪明对于学习和工作成绩的重要性之外，像体格、相貌、音质等特殊因素对于进入特殊行业，并获取较高收入的重要性也日渐被人们所理解。与物质财富的继承一样，遗传上的重大差异也会对起跑线及日后的收入不平等起到重要的影响。
3.劳动市场的不健全
在反映资源禀赋的增长模式下，劳动市场的充分竞争有助于效率和平等的兼顾。因为充分竞争所形成的市场出清价格，既有利于供求双方的合理决策，又因劳动资源的充分利用而让更多人可分享经济的增长。反过来说，任何破坏充分竞争的因素也往往会损害效率和平等。
为劳动力的流动设障，比如不准进入、提高办证费用等等，一方面人为地减少了本地区或本行业的劳动供给或供给竞争，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有些地区人满为患，从而削弱了对劳动需求的竞争。前者助长了现有工作人员的不思进取，并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后者却破坏了供求双方的基本对等，从而有利于对劳动的剥削。两者合力的结果，是既无效率又无平等。
就业歧视是指：由于非效率因素的考虑而导致的同质不同价的问题。比如对于民工来源地区的歧视、对于求职者在性别和年龄上的歧视等等。这些歧视的存在，既可能阻碍着合格劳动力的进入或积极性的发挥，又在扩大着收入的不平等。
4.机遇或运气
这是指令个人境况得以改善的意外或偶然因素。虽然这类因素较难掌握，但毕竟也是客观存在着的。
据2001年7月27日的《华商报》报道，7月25日当记者在省福彩中心见到第2001058期“陕西风彩”大奖477万元的得主艾先生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位艾先生正是自己在两天前，也就是7月23日刚刚采访过的前一期“陕西风彩”500万元大奖的得主。
机遇的不可思议性使得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很难有所作为。因此，根据有准备的人在同样的机遇下往往可有更大收获的事实，人们更倾向于说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由此又将解释回归到了努力的层面上，从而增加了对待机遇方式的可操作性。
5.政府的再分配
在市场不健全或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再分配而实现的收入转移是必要和有效的。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有税收、补贴、优惠政策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可造成各地区、各阶层人们的受益不同，由此而体现或实现着政府再分配的初衷或倾向。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再分配的力量和作用相当明显。
政府再分配具有两个作用：一是直接效应，表现为个人之间的收入根据政府的预期所发生的转移。二是间接效应，表现为直接效应对于当事人下一轮选择的影响。比如失业者因补助多了而不愿再找工作，国债利息高了可能削弱风险投资的意愿，等等。因此，在制定再分配政策时应“投鼠忌器”，既要看到直接效应，又要考虑到间接效应。
此外，由于政府掌管着较多的重要资源，其中既有物质形式的，亦有权力形式的，还有信息形式的，因此人们会努力地与政府“套近乎”。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成了影响政府资源投向，从而决定个人或企业受益度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决定个人收入差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各自在每个时代、每种制度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又往往是不同的。但不管怎么说，每个人所能拥有的收入和财富，基本上总是与其所拥有的收入因子的数量和结构相匹配的。社会总收入在人们之间的分配，也总是与各种收入因子在人们之间的分配相匹配的。
案例分析：富翁是如何产生的？
据2000年6月8日的《国际金融报》，国外的一项研究表明：
知识日益成为财富的主要源泉。16年前，美国最富有的400人中有32%是世袭的。而1999年来自通信、因特网和计算机领域的富翁占了近1\/3，世袭的比例则降至22%。
又据2001年9月15日的《参考消息》，在2001年的“美国40岁以下最大40名富翁”的排行榜中，入围者均为白手起家，没有承袭家族的荫庇。具体说来，尚有几个特征：一是高科技精英的独霸局面不再。尽管计算机公司的老板戴尔仍然高居榜首，但在2000年的榜单中前30名皆为高科技精英的状况，在此次榜单的第8位时便被打破。比如原来榜单上的风云人物，如雅虎的杨致远，随着雅虎公司的股价下跌了88%而地位岌岌可危。二是娱乐明星的“踊跃”加盟。本次的上榜富翁中，有6名运动员、2名演员和2名流行歌手。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排名第13位。好莱坞的英俊小生汤姆·克鲁斯则名列第19位。流行歌星西恩·科姆亦名列榜中。三是文化程度不高者居多。大多数入围者甚至没有念完初中。四是独身者较多。共有12名钻石王老五和1位待字闺中的女富翁。五是女性偏少。40人当中，女子仅占了2名，一位是曾为体操明星的珍尼特·西蒙斯，另一位是与同为伊朗人的丈夫共同创办美国电信技术公司的阿诺什·安塞拉。
再据2003年4月13日的《上海证券报资本周刊》，一份由内地媒体评出的、中国400富人榜中，入围者的基本特征是：（1）自力创业。400个入围者中只有5人是因为从父辈中继承了可观的财产，而其余395人都是靠自行创业而完成原始积累的。（2）走并购之路。入围者中的很多人曾经并购过数十家企业，并由此而使企业规模在短时间内完成几个数量级的扩大。（3）上市“圈钱”。在400个富豪名单中，身为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占了40%。
他们进入股市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将自身公司直接上市，二是通过购并取得上市公司的控股权而间接入市。无论哪种形式都创造了令人眼热心跳的财富效应。如王文京的用友软件公司上市后，其以市值计算的身价一度高达50亿元。（4）MBO魔方。在富豪名单中可找到不少的由于MBO而使个人资产明朗化的例子。比如方大公司的熊建明等。不过有相当多的公司采用了十分隐讳的MBO方式。比如江浙一带的公有企业改制已经完成，但很多企业家不愿意将结果公之于众，因而其中隐藏着多少富翁则无从得知。还有一些公司的高层私人控股则是通过员工持股会的名义来实现的，其中所隐藏的富翁也是难以确认的。
（第三节）分配所体现的权利
收入分配的状况，既体现了当事人在生产中所拥有的权利或地位，又决定着他在下一轮消费或投资上的权利。
一、产权的实现
任何资源或投入品都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在分别由私人拥有的情况下，这些资源的投入和运用须以投入人得到一定的收益为前提，否则的话，多数投入人则宁肯让其闲置。因此，这种收入实际上是投入人对于资源拥有产权的产物，是产权得以实现的一种形式。至于资源或投入品的内容，与资本主义早期相比，今天已不再局限于货币和物质资本，还包括着技术、发明专利、品牌以及管理技能等等无形资本。
另一方面，收入若从数量上讲，则反映了投入品的重要性、稀缺性以及相关投入人在博弈中的地位，因此属于企业控制权及收益权在分配上的实现，同时也反映了投入人将这种产权加以实现的能力。
如果投入人不善运用或博弈，致使投入品的回报低于应有的水平，则说明投入人在产权实现上的能力较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一句名言：“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的结果。”通过前面相关章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今天所谈的要素比过去时代有了丰富得多的内涵，但这句名言的真理性依然是那么地令人折服。
二、消费权利的基础
收入分配既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又是消费权利的原因。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消费权利的体现和意义，现在所强调的则是这种权利的原因。收入越多，人们可从社会总产出中拿来占为己有的比重就越大，同时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就有了更大的支配权。
相反，收入越少，这两方面的权利也就越小。
社会主人翁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权利的大小密切相关。
对于那些贫困阶层来说，由于所挣收入的微不足道，生活必需品来自救济，生产要素也来自救济，因此很难感受得到自己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和意义。而高收入阶层就不同了，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与其收入及权利之间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因此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关心度及参与欲就会大得多。
三、权利的冲突
在市场经济中，由收入而产生的上述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社会活动中还存在着更高层次或更基本的权利，这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这种权力关系到每个人起码的生存和尊严，具有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特性，而且是人人平等的。一般而言，这种基本人权与收入的权利并不冲突。然而在收入严重不对称或不平等的场合，收入的权限就很可能会“越位”，并用以交换本不可转让的基本人权。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交易。如果基本人权都可以买卖，社会对于金钱的权力就会失去控制，整个社会就真的成了一台万能的“自动售货机”：只要投入货币，就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任何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都不会允许这种交易的合法化。
然而，由于金钱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收入不平等的存在，货币权力向基本权利的挑战就会经常发生。如何防范这种“越位”就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