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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收入分配上的大转折(1)

    (第一节)新的重要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基本上沿着差距逐渐扩大的方向在演变。但近几年中却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不平等的加速上扬

    根据国家公布的数据(资料来源为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同),笔者计算了几个年份的全国基尼系数(国际上通用的不平等指标):1990年为0.31,2000年为0.40,2003年为0.47。从这几个年份的基尼系数可大致观察出我国不平等发展的状况:

    (1)逐渐上升阶段。1990年的0.31,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反映了我国的收入差距仍处在合理而较小的状态。从1990年至2000年的10年间,不平等则逐渐上升,但基本上仍属合理范围,直至2000年才正好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

    (2)加速上扬阶段。从2000—2003年的3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则由0.40而上升为0.47,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由于2004年的相关数据尚未公布,因此无法得知2004年的基尼系数。

    二、高级技工的紧缺和“涨价”

    2003年制造业集中的长江三角洲出现了高级技工奇缺的现象,不但是熟练技工、就连未毕业的职校学生也被预订一空。与2004年9月全国大学生就业率仅73%的情况相比,职校生的这种“抢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严重的供不应求导致技工的身价陡涨。很多高级技工的月薪已超过了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的水平。但即便如此,短期内也引不起供给的相应增加,因此企业的极度饥渴之需仍难以缓解。

    案例:技工紧缺身价直逼博士

    据2004年6月8日《光明网》载,2003年,长江三角洲部分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还不到60%,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往往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预订一空,绝大多数职业学校的就业率都在95%以上。在苏州,高级钳工的平均月薪超过硕士研究生的平均水平。在浙江奉化举行的“中高级技术人才交流会”上,一家企业愿出30万元年薪招聘一位高级模具技工,这让许多博士生自叹不如。技工的极度短缺已成为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南京市2003届大学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不到60%,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京交通高级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9%。明年才毕业的学生中,已有一半被用人单位预订,特别是汽车修理、检测等专业,可谓供不应求。技术工人的待遇也让不少大学本科毕业生羡慕不已。据南京交通高级技工学校介绍,该校的毕业生到一家普通汽修厂,月工资可达1500元,如果到三资企业,至少是3000元。在江苏省无锡新区700多家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普遍存在着“管理人才好找、技术工人难觅”的问题,技工缺口高达上万人。苏州高新区和工业园区现有4000多家企业,每年技工缺口至少在2.5万人。昆山市一些企业甚至喊出了“28万年薪聘高级电焊工”的口号。

    2003年,杭州汽轮机厂等浙江10余家企业,最高月薪承诺达6000元,却没有招聘到符合条件的技术工人。在实力和规模跻身全国前列的杭州汽轮机厂,数控技工的缺口大约就有260人左右。某企业为招聘高级塑料模具技工,开出了年薪16万元的高价,但最终因面试者寥寥而没有下文。尖锐的供需矛盾,使得长三角技工成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普遍不理想的情况下,“抢人事件”却频频在职业学校上演。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有着继续蔓延的趋势。据2005年7月20日的《每日经济新闻》,今年二季度全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中高技能人才依然供不应求,如机加生产线工、家用机电产品维修人员、裁剪缝纫工、维修电工等等。

    三、“民工荒”

    在前面已几次提到了“民工荒”的问题。如果说中高级技工的严重短缺还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对于普通民工的短缺就会令很多人感到诧异了。多少年来人们所关注、所亟待解决的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出路太少的问题,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仍将长期延续的预测更让人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而2004年,继中高技工出现短缺之后,一向多得令人发愁的民工居然也出现了短缺,有的地区缺工达10%,甚至更多。这一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技工的短缺更值得关注。

    案例:民工亦“抢手”

    2004年9月9日Business.Sohu.Com所转载的《南方周末》

    余力的报道中,生动地记录下了发生在珠三角的“民工荒”景象:

    8月23日,凌晨4点,数十辆大巴的抵达打破了清晨的寂静,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造成一片混乱。900多名来自偏远省份的民工,对于眼前的情景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已等候多时的数十家企业代表蜂拥而上,不由分说地把民工和行李往本厂的车上拉。不到一个小时,已有500多人被“抢走”,事先预定好的分配计划完全乱了套,场面一度失控。

    “活生生的就是抢人,”一位亲历现场的人力资源主管事后回忆时摇头不已,“大家缺工都缺疯了。”

    当地没有人对如此场景真正感到吃惊———在镇上及各厂区的墙上,“急招、急聘”的巨大横幅比比皆是,大小数十家职业介绍所的门前屋内贴满着样式各异的招聘张贴画,公共场所的告示栏则几乎全被招聘信息占领,似乎空气中都弥漫着“缺工”的气息。

    今年初以来,突如其来的民工短缺寒流席卷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其中深圳、东莞受创尤甚。位于深圳与东莞接界的松岗镇,同样身处其中。

    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深圳缺工30万人,东莞20万人,整个珠三角缺口在100万人左右,主要以缺技工为主。而行业中的人却纷纷认为,真实数字恐怕要高出许多,而且,与官方的解释相左的现实是,“技工是一如既往地缺,今年的问题是大规模地缺普工。”

    现实确是如此。当日在松岗被争抢的900民工,并不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人才,他们仅仅是30岁以下的普通农民,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出远门,甚至许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有11个人从同一村子里来,其中初中文化的只有3个。”

    在当地的顺业职业介绍所,电脑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共有2600多家企业在这里登记招聘普工,每家少则需要10人,多则数百人,累计需要近10万人。负责人孙成悟说,“我们只能满足20%的需求”,而往年的这个数字在70%到90%之间。

    缺少工人,已危及当地的制造业。一位电子企业的主管估计,今年他们行业用工需求约增加了10%—20%,缺口有三到四成,已经影响到了订单。“没有工人,接单也心虚。”压力之下,民工前所未有地成为了稀缺资源,成为被争抢的对象。与此同时,内地劳务部门派驻的代表也前所未有地成了企业的座上宾,“往年都是我们求企业给民工安排工作,甚至要付回扣。今年整个颠倒过来了,变成他们请我们吃饭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务代表形容道,这样的变化“有些让人反应不过来”。

    以上描述的是两个意义相反的现象:第一小节记录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和加速上升,后两小节则记录了近两年内所发生的劳动力供不应求以及工资上升的新现象。为了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关系,接下来先来探讨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

    (第二节)新现象的成因

    一、不平等扩大的原因

    从1990—2000年的10年间,全国的基尼系数由0.31扩大到0.40,增幅为29%。而从2000年到2003年的3年间,基尼系数又由0.40扩大到0.47,增幅为16.5%,显示了先缓后速的提升态势。造成这种态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

    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上的先缓后速

    1990年、2000年及2003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为2.22倍、2.80倍和3.46倍。其中从1990—2000年的10年间,这一倍数增加了26.13%,而从2000—2003年的3年间却增加了23.57%。这显示出了更为明显的先缓后速的增长态势。由于全国最富的20%人口基本上在城市,而最穷的20%人口基本上都在农村,因而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反映全国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也必然越大。当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先缓后速的增长态势时,全国基尼系数也自然会出现相应的增长态势。

    2.城市化以及城镇内部不平等的增长

    我国城乡人口的比重,1990年是26.41∶73.59,2000年是36.22∶63.78,2003年是40.53∶59.47。可见,城乡人口之间出现了稳定的彼消此长的变化。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对于全国的不平等究竟会起怎样的作用呢?答案取决于城乡内部的不平等状况。

    据笔者计算,1990年、2000年及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8、0.26和0.34。其中,2000年相比于1990年,在10年间增加了44%。而2003年相比于2000年,则仅在3年间就增加了31%,可见不平等有加速上扬之势。农村的情况,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与城镇的数据缺乏可比性,为准确起见,这里采用了2004年6月22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国家统计局严先溥先生文章中的计算结果,其中1990年为0.32,2000年为0.35,2003年为0.37。其中,前一个10年中增幅为9%,后一个3年中增幅为5.7%。

    与城镇相比,后者在不平等扩大的势头上明显较弱。

    综上所述,当人口源源不断地由不平等增势渐弱的农村而进入差距加速扩大的城镇时,全国的不平等必然也会有一个相应的扩大过程。同时由于全国最穷的阶层(比如最穷的20%人口)集中于农村、而最富的阶层(比如最富的20%人口)集中于城镇,因此当城镇内部出现了不平等的加速增长时(表现为最富人口收入的更快增长),反映全国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自然也会加速增长。

    二、高级技工短缺的原因

    近几年来所出现的高级技工的普遍性短缺,从需求方面看,显然与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的持续升温有关。如今,越来越多的贴着“中国制造”标志的产品漂洋过海,销往世界各地。长三角地区一直是“中国制造”的主力军,由此而对高级技工产生更大的需求也是很好理解的。但问题却出在“有行无市”上。据报道,南京市每年高级技工的需求量在10万人以上,而实际培养能力只有1万多人。目前,南京市56.2万名职业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仅占7%,技师占1%,而高级技师更是凤毛麟角,只有99人,占万分之二都不到,且大多已经退居二线或退休在家。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颇为雄厚的上海市,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也只有6.2%,这与发达国家高达30%—40%的比例相去甚远。上海市职业介绍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一季度上海市高级技工招聘岗位数量是求职人数的12倍,而技师的招聘岗位数量竟达到求职人数的20倍之多。由此可见,严重的短缺主要来自供给方面。这方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1.职校生源的严重短缺

    尽管全国各地设有3790多所技工学校,可是每年招生时许多学校都门可罗雀、少人问津。“九五”期间,当高校和高中招生分别以150%、140%的实绩而超额完成计划时,中专和职业高中却只完成了招生计划的80%。由于生源枯竭,长三角不少职高、技校不得不改换门庭,承包给别人搞电脑培训、家具展销,有的干脆关门大吉。

    2.鄙视体力劳动的倾向

    职校生源的不足,除了学校本身的原因外,主要与社会上普遍地鄙视体力劳动、认为当工人“没出息”的倾向有关。绝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而不是读技校当工人。就业市场与招工选拔中也普遍地存在着重大学轻职校、重学位轻实干、重通才轻技术的倾向。这些因素的合力便导致了每年问津高职、中专技校的考生寥寥无几的现象。加上近几年来普通高校的扩招,更是将众多家长和学生的选择从技校转向大学。

    3.企业忽略技术培训

    不少企业对于工人的技术培训也缺乏应有的重视。有不少企业宁肯花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高薪聘请技术专家,也不愿花几百元去培训一名技工。这种做法不仅出于急功近利,也与唯恐职工“跳槽”、为他人做嫁衣的担心有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企业越不重视员工的培养、员工的忠诚度就越低,而员工忠诚度越低、企业就越不愿做培训。事实上问题出在企业为什么得不到员工的忠诚上,而不在于员工是否拥有“跳槽”的资本。

    4.人心浮躁长期以来,成功而富裕的金领和白领形象总是舆论和媒体宣传的重心。经此熏陶而长大的年轻人也往往有着急于发财和出人头地的心态。这种心态之下,当上白领尚嫌挣钱太慢、风光不够,至于终日与机器打交道的蓝领就更没人看得上了。72岁的章煦平是苏州制造箭杆织机上的箭杆头零件方面的专家,可如今却面临着无合适传人的窘境。他坦言道,现在真正能在一线刻苦钻研的年轻人少得可怜。一门技术往往要经过四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掌握,而一些学徒们常常会因耐不住寂寞而中途放弃,从而使得一线的技术工人少而又少。

    三、“民工荒”的原因

    同时出现于珠三角、福建、长三角的民工荒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可分别从两个层次来找。

    1.表层原因:需求的特殊性

    根据媒体所报道的情况,可以发现: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面、而非供给方面。

    (1)需求的迅速增加。民工的短缺,既可以是供给减少或需求增加所致,也可以是供给增长落后于需求增长所致。从这一次民工荒的具体情况看,主要是因为需求增长过快所致。

    根据四川、湖南、安徽、山东等劳务输出大省的主管官员和劳务管理人员的分析,各地并没有出现民工大规模回流的现象,外出民工的数量保持了与过去几年差不多的增长。众多受访民工也向记者证实,他们的同乡和亲友还是“能出来的都出来了”,重回土地的人也有,但到目前为止并不普遍。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04年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8009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70万人,同比增长4.8%,与过去几年平均5%左右的增长率基本相同。

    由此可见,民工的供给并无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