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民工的供给仍保持着平稳的增长，短缺主要是由于需求方面的强劲增长而导致的。
（2）工资太低。虽有需求增长远远超过供给增长的问题，但农村中毕竟有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这一储备力量又为什么没对民工短缺的市场信号作出常规的反应呢？答案在于民工的待遇太差。
民工出外打工，原本是为了获得比在家务农更大的收益。然而如前所述：12年来，珠三角民工的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与此同时，一斤猪肉或一斤大米的价格已涨了3倍以上，公务员的工资也涨了5倍以上，东莞的GDP则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着。相较之下，外来工“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民工们也认为，“工资太低”是民工荒的成因。在深圳沙井镇，某电脑配件厂的工人介绍，厂里普通工人的工资是480元（也是深圳特区外的最低工资线），扣除230元的水电费和伙食费，实际只能拿到250元。由于厂里伙食像“猪食”，他们不得不经常在外吃饭，而一份盒饭就要5元，仅靠这份工资几乎难以维生。他们的纯收入几乎都是靠加班费来获取的，这意味着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左右，周末也不能休息（周末开工8小时工资为12元，每小时1.5元）。即使是这样的工作量，每月的收入也仅为500—600元（含250元的基本工资）。一位24岁的小伙子说，他出来已3年，一分钱都没寄回家里，不知如何面对父母，很后悔出来。
1990年代中期，一项大规模的调查显示，民工外出工作，主要依靠同乡或亲友提供信息和帮助，比例高达75%，远远高于依靠政府、传媒和中介。于是，常有这样的例子发生，一位民工对一个企业或一个地方感到失望或愤怒，家乡整个村子甚至邻近村子的人都不会再去那个地方打工。由此可见，普遍性的“待遇太差”肯定会遏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去填补民工的短缺。
（3）招工范围过于狭窄。民工荒的出现也与企业对于招工对象在年龄和性别上的限制有关。业内公认，这次的民工荒实际上是指青年民工荒，而25周岁以上的民工还是充足的。若把18—50周岁的劳动力算在一起，那么现在工厂招工的人数只是总劳动力人数的15%左右。此外，民工荒可以进一步定义为“青年女工荒”，在珠三角经济中占大比重的电子、服装、食品等企业里，男女用工比例为1∶10是正常现象，在深圳这一现象尤为突出———西铁城厂区里“几乎就看不到男工”。当地的用工需求中，女工的比例仍然数倍于男工。若能放宽这些限制，民工荒就会基本缓解。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2005年6月，侨兴集团按照男女工1∶10的比例招工，近一个星期，只招到了十多个人；七八月间，这一比例调整为1∶5，一个多星期内就招到了100多人；后来再次将比例调整为1∶1甚至2∶1之后，很快就招满了1000多人。同样，深圳华发集团将男女招工比例下调到1∶2，甚至1∶1之后，短缺的情况也大大缓解。
综上所述，2004年的劳工短缺实际上是特定年龄、特定性别以及特定工资水平下的产物，并不存在绝对的短缺。
2.深层原因：盈利模式的落后性
（1）对于劳工剩余价值的过度依赖。长期以来，部分沿海地区主要是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企业盈利的主要来源不是产品、技术和价值链管理上的创新，而是劳工的剩余价值，即工人在补偿了工资成本之后继续工作所创造的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太低以及每天的工作时间受到生理原因的限制，因此每个工人所能创造的盈利必然有限。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企业只能靠扩大工人的规模。在这种“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模式下，经济增长越快，对于员工数量的需求也越大，由此就形成了像深圳那样对于外来民工的需求年均增长10%的状况。
顺便说一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与创新并不是不能结合的，在第八章中所介绍的比亚迪及永康一些企业的做法就较好地结合了两者。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亦可通过创新来获得更多的盈利。
（2）不对称下的过度剥削。如前所述，民工与企业之间，在信息、组织力量、政治资源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这就为通过剥夺民工的应有权益而增加盈利的做法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将剥削界定为民工所得明显低于其市场均衡价（亦即出清价）的话，那么一系列的不对称都对这种剥削作出了贡献：首先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民工盲目地涌入某一城市或地区，到了才发现工作远没传说的那么好找；接着是谈判筹码的不对称，表现为离家所带的钱已所剩不多或已用尽、城里的起码生活费却每天必须支出。这种状况决定了在与业主的谈判中毫无底气可言，再低的工资也比饿肚子、无处睡要强。因此，民工的第一反应总是先接下来再说；然后是信息、知识、政治经验的不对称，导致了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物价及企业利润的增长。工人虽然觉得工资太低，但由于不了解市场的有关行情、也不懂得如何借助于政府或法律来维权，因此导致了实际工资年复一年地往下降。加上缺乏回家的钱和勇气（没赚到钱怕丢人），因此多数人只好继续留下来，期望着能够攒钱或遇到更好的打工机会。最后，在多年的剥削下，有不少的民工再现了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那种状况：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仍然是除了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
由于不对称的普遍存在，致使剥夺民工应有权益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据某课题组专家介绍，在2003年年底深圳市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导致了员工的频繁跳槽。
2004年上半年的深圳重大劳资纠纷中，80%是由欠薪而引发。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民工荒是在严重的不对称并未缓解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剥削已达民工可承受底线的产物。应该说，这种“触底反弹”的形式是最平和的，若采用群体性骚乱的形式，损失和负面效应就会大得多。事实上，后一种反弹形式也多有发生。据2004年10月19日的《国际金融报》，该年国庆期间，深圳金宝通公司3000多名员工集体上路讨说法，导致交通要道瘫痪4小时之久，引来近千名警察、保安和防暴队员到现场维护治安。据员工反映，老板每月只发给底薪230元，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小时2.1元，且不包吃住。员工虽多次向厂方和有关部门反映，但一直未得到解决。
过度剥削的存在，固然有企业主本身素质不高的原因，但更严重地所反映的却是制度上的缺陷：民工受剥削的情况由来已久、路人皆知，为什么总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一些地方官员虽然口口声声地以“三个代表”自居，逢年过节也会在媒体摄影机的陪同下去看望几家穷人、送点礼品、抱一下孩子，但如果不关心、不解决劳资间的严重不对称问题，上述种种表现不过是作秀和逢场作戏而已。问题正在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地方官员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构造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力量对称上、而是热衷于做和谐的表面文章呢？如果公众，尤其是弱势团体的利益和选票可以影响地方官员的前途的话，这种现象还会普遍存在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中作专门的讨论。
（第三节）历史性的拐点即将出现？
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这些征兆意味着什么呢？能否将其理解为新阶段将要产生的前兆呢？让我们先就收入分配演变的一般轨迹进行探讨。
一、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就个人收入分配的演变轨迹提出了倒U字型假说，其内容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本轻微的不平等会逐渐提升。但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水平时，不平等也就达到了最高点。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平等又会逐渐下降。整个过程犹如倒写的U字，故称倒U字型曲线。
库兹涅茨认为，早期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增长所需的投资和储蓄基本上掌握在少数富人手里，因此增长的主要成果也自然归少数富人所有；二是增长中必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由于城市内部的不平等比农村更严重，因此社会整体的不平等就会加重。至于后来不平等的降低，库兹涅茨的解释是：一是累进税制等再分配措施的实施；二是富人对于生育的率先控制；三是新技术及新行业的不断出现降低了传统行业的财产和收入份额。
库兹涅茨的理论提出之后，尽管有人批评和质疑，但是支持的研究成果似乎还是占了上风。只不过在支持者的报告中，对于倒U字型的形状描述以及成因的解释上，往往还是与库兹涅茨有所不同而已。下面将以库兹涅茨的倒U字型曲线为参照，来探讨上述新现象的涵义。
二、底层止跌？
收入的两极分化主要是因最富阶层的收入份额上升和最穷阶层的收入份额下降所致。鉴于多数民工往往来自贫困的农村，因此尽管最穷的人们并不一定都是民工，但是这里仍不妨将民工作为社会贫困阶层的代表。所要讨论的问题是：首次出现的民工荒是否意味着社会底层的收入份额将要停止下降呢？
从整体上看，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因此根据供求决定价格的原理，劳动价格似乎还会下跌，最穷阶层的收入份额也还有继续下降的空间。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下跌趋势已明显地受到一些因素的反制。
1.民工工资已跌无可跌
前面的一系列分析已经表明：现行的民工工资既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又严重地落后于消费物价的上升，因此并非单纯的市场供求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供求双方力量不对称、并存在过度剥削的产物。民工荒的出现表明：这种工资水平已经触及或超过民工所能承受的剥削底线，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低于这一底线的工资将不再能吸引民工前来“卖力”。
让我们更深入地来探讨一下这个底线的内涵。虽说是底线却依然可有两个层次：一是比在家务农有更多的盈余，二是能维持在打工地区的基本生活。前者是农民在考虑是否要外出打工时的底线，它要求除了能养活自己以外，外出打工尚应比在家务农可挣得更多的“闲钱”，否则就没有必要外出了。“外面挣钱更容易”正是多数民工离乡背井的初始动机。另一种底线是已经身处他乡的民工的最低要求，意味着：此时即便实现不了离家时的初衷，但只要能在当地生存下去也就可以接受了。后者的水平显然已经低于前者。虽已无甚“盈余”，但只要能过得下去就还有能力来等待或寻找更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