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在民工的底线已被触及或击穿的今天，工资再往下降的可能性和余地已经很小了。
2.新一代民工的特点
如前所述，此次民工荒主要是青年民工荒，除了这类民工占民工总数的比例有限、从而更易供不应求以外，他们本身的特征也构成了对于过度剥削的抵制。
现在16—25岁的青年出生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后期，基本属于计划生育年代的孩子。用工单位往往感觉到，这批孩子们远不如他们的父辈能吃苦，而且流动性也更强。他们到城市里来，普遍地不会再像前一代人一样逆来顺受，流动率至少在30%以上。而且他们更愿意尝试进入城市人的生活，按照现在的工资，吃光用光、存不下钱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甚至还要家里寄钱。这与他们父辈打工存钱养家的行为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据沙井镇某厂的员工介绍，厂里新员工的流动率在80%—90%，每个月都有100—200人离开，宁可拿不到工资也要走人。因此，厂里用工的正常需求为1万多人，却始终缺工2000—3000人。而留下的员工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要求。8月22日，厂里的几千工人集体罢工一天，要求改善伙食，取消歧视性规定。
显然，新生代的民工有着与以往民工截然不同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无论是对工资、还是对权利的要求，也无论是采用离职、还是采用谈判的形式，所发出的信号却是一致的———他们更期望以平等而有尊严的方式成为企业的工人，而不是生产线上的一个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新生代民工都受过一定的教育，有些水平甚至高于企业的老板。仅就此项而言，以往劳资间的严重不对称现象也已有所改观，因此工资再要往下降的难度已大大提高。
3.政府的鲜明倾向
以务实、亲民、和谐为鲜明特色的中央政府已经在一系列问题上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信任和支持。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央政府在“三农”、“追讨民工工资”等问题上的作为表明，关心弱势团体、致力于社会和谐，已不再是停留在文件和宣言层面的漂亮辞藻，而是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政府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政府的这种角色和作用也会成为阻碍民工工资进一步下降的重要因素。
政府的干预或再分配是否会导致负面的间接效应呢？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大问题。但是只要是致力于维护各方基本权力的对等，那么这些措施就会既有利于收入不平等的缩小、又有利于市场效率的充分发挥。
4.农民的机会成本在提高
民工外出打工本来是为了比在家劳动有更多的收入。在家收入越低，外出的机会成本就越低、而外出的动力就会越大。然而，近年来国家新的农业政策已提高了农民对于务农前景的预期，西部开发以及内地经济的增长也产生了就近务工的机会。这样一来，外出务工和本地劳动的收益比较就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尽管这还不至于导致民工的大规模回流，但继续外出的必要性确实有所减弱。这一变化也大大缩小了工资继续下降的空间。
5.放宽招工对象等于提了工资
前面提及，用人单位若放宽年龄和性别上的限制，招工难就会有效缓解，这是否会再次打开工资下降的空间呢？
应该说，放宽招工限制确实有扩大供给的作用，但是对于工资的打压作用却是有限。因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招工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对于各类工人在效率差异上的经验和认识。因此若在原工资的水平上招聘效率较低的工人，实际上已将工资水平提升了。
因为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企业为防止效率更高工人的流失，必然会开出更高的工资，由此而导致各类工人的工资都会水涨船高的现象。
综上所述，收入分配中所出现的种种迹象很可能预示着：最穷阶层、特别是城市中的最穷阶层，其收入份额的长期下降趋势已经面临着转折，或者说已经离转折点不远了。
三、中层起涨？
各地普遍存在的中高级技术人才的奇缺及其报酬急升的现象也是值得寻味的。如果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么在收入分配的演变中所起的作用就不大。但如果是一种长期的现象的话，那就可能意味着中等及中等偏下阶层的收入份额正在提高。
从直接的原因看，是多年来重大学轻职校的教育模式导致了技工供给的短缺。由于教育体制对于市场反应的滞后性，即使现在开始抓起，市场上的人才短缺现象仍得持续几年。但实际上更为值得重视的是导致短缺的深层原因，即源自于企业战略变化本身所导致的长期需求，它的影响顺序如下。
1.差异化提升了岗位的专用性
如前所述，面对市场的分化与多变，企业正在逐渐放弃客户通吃的传统战略而采用了市场细分的差异化策略。它要求企业从自己的优势出发，选择其个性化需求更有利于扬己所长的客户群作为目标，然后通过优势强化和流程再造来更好地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以此与竞争对手形成市场区隔。
这种差异化定位所必需的优势强化和流程再造，会使相关岗位的专用性增强，也就是说，对员工的技术、尤其是对中高级技工的要求会有较多的特殊性。因此，一般的员工已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类专用性较高的岗位，只有经过特殊培训和较长实践的员工才能胜任这种工作。岗位专用性的增强一方面提升了产品的适用性和效用，另一方面也对员工的素质和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岗位专用性导致了对员工的依赖性
新的技术标准要求员工进行新的学习和探索。创新性越强、技术变动越大，员工个人所需付出的努力也就越大。在新的操作标准还未总结出来、并未能形成成熟的岗前培训方案之时，操作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员工的经验、悟性和工作态度。这就使得技术由原来的标准性、公开性转化为独特性和专有性。成功操作所需要的一部分重要信息具有了为个人所专有的特征。
信息的专有性意味着他人难以置喙与分享，重要信息的专有性则意味着即使是上级管理者也不敢随意置评或越俎代庖。这样在中高级技术岗位的操作中，员工就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员工的工作态度和配合程度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效益。如此一来就形成了管理者对于这类员工的某种依赖性，“拜托、拜托”之类的话语及姿态也就会逐渐地多起来。
3.依赖性导致了权力再分配
依赖性往往就意味着风险性，万一对方不愿配合或乘人之危岂不要造成依赖方的被动和损失吗？企业的管理层很明白这一点，通常会通过控制权和收益权的再分配来加以防范。
对于技术性和稀缺性处于中等程度的技工，企业往往会提升其工资和其他物质待遇。而对于技术性和稀缺性处于较高程度的技工，企业不但会赋予一定的管理权和工资，而且往往还会赋予一定的剩余索取权，造成高级技术人才的部分利益与企业的最终效益“捆绑”在一起的局面，以此来增强其工作的自觉性。
从今往后，更多的企业会走上差异化定位的道路，由此而生的对于中高级技工的需求就不是暂时的了。这种趋势性的需求往往会导致权力的再分配。从此出发，社会上中等阶层收入份额的扩大，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了。
四、上层滞涨？
如果发生中、低阶层收入的增加，高层的收入增长是否会出现滞涨的现象呢？
1.传统盈利模式的受挫
从理论上讲这是可能的。因为中低阶层目前的收入状况并不完全是市场供求的自然产物，因权力、信息的严重不对称而被人为压低的迹象也很明显。因此，若有上涨也不过是回归市场真实供求所要求的水平而已。如果企业的盈利模式不变、仍将员工的绝对剩余价值作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的话，那么由于剥削已达民工所能承受的底线、回升的概率大于继续下跌的概率。因此，企业的盈利增势很可能会受挫，企业主阶层、从而最富阶层的收入份额也就可能会出现欲涨乏力的现象。
2.继续暴利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另有其他的因权力不对称而导致的暴利途径，那么即使有中低阶层收入的回升，高层的收入份额仍有可能继续上升。
比如，沿海某制造业发达地区，曾发生过当地政府将大量土地廉价批给某著名民企而遭致众多人大代表质疑的事情。据笔者在当地的了解，许多中小企业（有些极具发展潜力）都面临着工厂用地不够的难题。因此，当政府将两三千亩土地以低廉的价格批给这家口碑欠佳的大企业时，自然会遭来广泛的怀疑和不满。据了解，其他地区也多有类似的情况。
本属全民共有的稀缺地产，由于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被少数人所占有，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巨额的资产再分配。不过再分配的方向和结果却是富者更富。如果继续有类似的致富渠道，那么即使有民工和技工工资的回升，富裕阶层的收入份额仍可能更快地向上窜升。
3.更可能的结果无论从广大民众的渴求、还是从新一届中央政府的作为来看，创立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毕竟是大势所趋。尽管官商勾结之类的现象还会有所存在，但其如过街之鼠的境遇必然会日甚一日。我们相信，通过政治民主化的改革，由权力不对称、官商勾结而导致的暴利机会会日渐减少。这样，由于中低阶层收入的回归性上升，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势头就会受到遏制。
那么，当企业改变了依赖员工绝对剩余价值的盈利模式、转而依靠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来盈利的话，由创新而导致的利润是否又会成为企业高层收入更快增长的新源泉、从而再次导致差距的扩大呢？
其实，这种情况本来就已存在，其作用已经反映到现有的收入差距中去了，因此它不太可能成为新一轮差距的原因。相反，有两个因素可能会削弱其助长差距的能力：一是创新是需要长期酝酿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与官商勾结的暴利效应相比，由此而产生的利润来源可能要平稳得多。二是创新的机会正在向基层扩散。随着市场基本面的变化，企业各部门对于市场的反应能力及相互间的协同能力变得更为重要，因此更多的岗位都具有了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创新不再是企业少数高管和高工的专利。创新的这种趋势会逐渐修正创新收入集中于高层的现象，从而也有利于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
因此综合来看，随着民工工资的止跌和技工工资的上升，高层收入份额更快上升的力量会相对减弱。
五、独特的拐点
综上所述，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很可能已经或将要面临着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是底层的先行止跌、中层的起涨，还是底层止跌与高层滞涨的并重，都预示着长期以来逐渐扩大的不平等正面临着由于加速而导致物极必反的可能性，不平等由扩大至缩小的历史性拐点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
但是，这种转折点以后的轨迹可能是很特殊的：它也许并不像标准的倒U字型曲线的右半部那样是一路下行的，而是稍有下跌后又走出一个平台或改走一个更加平缓的下降路线。原因在于：拐点是由人为压低的最低收入向市场供求的均衡价格复归的产物。但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整体上供大于求的状况仍将长期存在，因此当这个复归完成后，低收入阶层的状况可能会维持较长一段时期、以消化将长期存在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影响，而不会继续复归时的那种上升态势。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标志着不平等的高点已经形成的历史性拐点仍然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