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就好，看起来一切又开始好转了。邓一群想。不好的事情就一桩，妹妹在信里说：老大邓一彬和嫂子刘正菊在家里办起了一个饲料加工厂，生产鱼食，销路却不好。大半年下来，已经亏了上千块，现在愁得不得了。
蚀点钱就蚀点钱吧，他想，别的太平就行了。
他马上就给家里回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提升了，当了三科的科长。他告诉他们，他现在的一切很好，只是工作很忙，没有机会回去。肖如玉在银行里的事情也很多，走不开，等再过一些时候，他一个人回去一次。最后祝家里人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踌躇满志，他想。只要老家一切平安，他就可以放心地在城里好好干，努力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去奋斗。
晚上他把老二媳妇回来的消息告诉了肖如玉，他以为肖如玉一定也会为他家里的事而高兴。毕竟只有老家那边太平了，他邓一群心里才会舒畅。但肖如玉听了，并没有特别的感动，说：“你家老二就不该找那样的女人。现在正在打拐呢。这样的女人，不会好到哪里去啊。”
邓一群没了言语。她不懂得农村，不懂得农民。她和我的家人没有感情，怎么会为这样的事感到高兴呢？之间的距离是明显的。她至多只会为了我的事而高兴。她怎么可能会喜欢乡下的事呢？他默默地想，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出身不同，想法不同，感情也就不同啊！
第五部分
第113节：第九章(1)
第 九 章
［52］
邓一群现在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了。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干部，在城里结了婚，算是真正扎了根。回想起当时他和葛素芹的事被机关里人发现后受到的那份嘲弄，今天想起来还是值得的。他是明智的。也可以说，是机关里人的嘲弄，及时地唤醒了他，使他迅速在短时间里和肖如玉亲和。断开和葛素芹的联系，对他并没有什么大的痛苦。因为，他内心里事实上早已经感觉到现实差距的存在，他没有第二个可能的选择。
新婚时的邓一群感到相当的幸福，知足了，与他的那些同学相比，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剩下还有什么好想的？那就是事业。
你要是一个演员，追求的就是演艺事业是否达到了高峰；你要是个科学家，就看你一辈子有没有重大发明；你要是个作家，重要的就是看你一辈子是否写出了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品……在机关里工作，所谓“事业”，说穿了，就是仕途。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你在仕途上是否顺利，最终能到达一个什么位置。你要是能做到省长，那当然很了不起，你要是到了厅长，证明你的努力也是相当成功的，至少，你要成为一名处长。如果你在机关里干了一辈子，却还只是一个科长，那么可以说，你这一辈子就是白干了。能否当官，跟很多实际利益是相关的，比如工资、房子，甚至车子。到了厅一级，你上班时就不用总是蹬自行车了。机关行政科的老孙，才刚刚五十出头，可那长相看上去比退休六十多的老人还要苍老，脸上全是横一道竖一道的沟壑，累的，人不精明，又不会拍马，家里负担特别重，四口之家，住着一套四十平米的房子。他的妻子是在郊县上班，于是老孙的家也就住得远。他就这样每天骑车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光单程在路上的时间就要花一个半小时。特别是夏天，有两次邓一群在路上看到他，一头花白的头发，随风飘着，一件很旧的汗衫完全被汗水浸透了，紧紧地贴在后背上。
邓一群不想这样，他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树。有建树，自己就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谁不希望自己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几年的机关生活，邓一群耳濡目染，一些人为了上去，暗地里都在用功。科级干部想到处级，处级想到厅级，厅级也想要往更高的目标去奋斗。当然，能否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却不能不努力。
走仕途，是坐机关的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
现在，邓一群感到自己有了很好的现实基础，年龄上又是很大的优势，如果自己不去努力，那么他就是糟蹋了自己的才能，他想。
第114节：第九章(2)
人人都可以看得出，结了婚后的邓一群比原来更热爱工作了，他对三科的工作格外认真。邓一群心里清楚，要提拔，必须有一定的工作实绩，一个人到了什么位置，绝不是浪得虚名。另外，他好好地表现对提拔他的领导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待。
刘志新副厅长和龚副厅长之间有些矛盾，邓一群感觉到了。计划处这一块工作从前年开始由刘副厅长分管，邓一群和刘副厅长也时有接触。刘志新可以说是个非常称职的领导，他对计划处的工作了如指掌。什么工作该做，什么工作要缓一缓，刘副厅长比几个处长更清楚。他就像个高明的棋手，知道什么棋子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最合适。可以说，这两年多来，计划处在机关里越发地醒目，与刘志新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
邓一群对刘志新是怀有感激之情的，特别是那次处分的事，如果不是刘副厅长的一句话，也许他的档案里真的就会有一份处分。那样的后果真是不可想象。自从刘志新分管计划处以来，邓一群总是努力表现自己，他想要让他明白：他当年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而刘厅长对邓一群的工作也是满意的，夸奖之余，时不时地要同邓一群开一两句玩笑。有时，两人偶尔还会谈谈人生。邓一群感觉他心里还是有一种辛酸的东西。严格地说，刘副厅长并不适合从政。在机关里，刘志新是最没有威严的领导，因为他从不会板起脸来训人。谁要是做错了什么，他也绝不用大道理去批评，只是让那做错事的同志主动承担下来就算完。也许是自己知道自己的仕途到副厅也就终结了，所以，他有时候表现得就像一个小孩。有时候他常有惊人之语，说什么一等人才做学问，二等人才做教师，三等人才去当官。计划处的处长和下属们听了就笑，一起批评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你们不知道当官的累，要不我跟你们换换。”下面一起喊“要不得”。中午，他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有时开饭时间延长，他也像一般机关人员一样表示不满，使劲敲打饭盒，只是他敲打出来的是音乐的声音，而且还是西洋音乐，前后的人听不懂，他就介绍说，这是什么圆舞曲，这是什么咏叹调，等等。吃了饭就网罗人打牌。他打牌时特别容易激动，常常为了一张牌而争得满脸通红，全然没有厅长的架子。有时，眼看输了牌，就作弊，偷牌，没有被发现，得意得不得了；被对手发现，先是千方百计地抵赖、狡辩，一旦关键被揭穿，立即乐得前俯后仰。那笑声，整条走廊上都能听见。
作为机关里的一般群众，最愿意接触的也就是刘志新了。邓一群也喜欢刘志新，不仅因为过去刘志新对他有恩，关键是后来他们还成了一对牌友。在机关里，邓一群的牌技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他头脑灵活，而且记性很好，一局牌下来，他能清楚地记得整个牌路过程。省级机关有时举办打牌比赛，邓一群常常能得个什么奖回来，运气再糟糕，至少也是三等奖，绝无落空的时候。有时出差，刘副厅长也喜欢带上邓一群，一方面在工作上，邓一群很能理解领导的意图，另一方面晚上打牌可以联成对手。刘志新不会跳舞，所以，有时下到市里，晚上只能搞点打牌活动。邓一群很喜欢陪着刘志新。
在周润南没退之前，龚长庚和刘志新之间应该说并没有什么矛盾。那时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周润南和龚长庚之间。但当龚长庚一旦成了主要负责人后，他们中的裂痕就在不知不觉中增大了。这里面的原因，外人平时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邓一群知道这一隐情是因为那个下午周润南打电话问他关于机械厅上报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的材料情况，邓一群回说刘厅长还没最后签字，龚长庚听了，“叭”的一下生气地挂下了话筒。一分钟后，龚厅长又打来电话，让邓一群到他办公室里去，邓一群进了他的办公室，小心地关上门。龚厅长说：“小邓你把材料准备好，送我一份。”邓一群说：“好的，龚厅长。”
他该听谁的？当然是龚厅长。这份材料厅里已经研究过好多次了，虽然最后有了初步意见，但反对的意见并不小。龚厅长鼓励省属新桥机械厂上一个新项目。所有的设备也都在一年前看过了，由韩国的一家机械公司提供。刘副厅长看后却认为韩国公司的那套IS标准有一定的问题，比较而言，他更觉得德国公司的要好。回来后他和省计经委的同志联系，发现计经委整个对这一项目并不看好。于是，他就把原准备马上上报计经委的材料压下来，叫邓一群和新桥机械厂联系，再找些材料来看看。
第115节：第九章(3)
项目最终通过了，但龚刘之间的矛盾却加深了。龚对刘分管计划处的工作也越来越不放心。
邓一群在心里想：和刘副厅长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在岳父母的家里，邓一群表现不错，尊老爱小，处处谦让，连保姆都说：“这个二姑爷人真好。”他正常上班下班，下了班就回来，要么看报纸、电视，要不就陪岳母说话。他和岳父之间说话很少，但他却表现得对他老人家很尊重。有时聊起来，就免不了要向老人家讨教人生的经验。其实邓一群自己心里清楚得很，他那个岳父哪里谈得上什么人生经验。能当那样级别的干部，说到底只是他运气好而已。有时候命运的确会偏爱某些人——尽管他本来还可以升得更高些，但就他本人的能力来说，这样已经确实偏得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