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搞好战备，不仅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还要做好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
根据档案里所保存的有关斯大林发言的上下文来判断，朱可夫对它的描述大体上是可信的。16但是，由于书刊检查机关的缘由，元帅不得不删去了某些重要的情节，即涉及红军所发动的进攻战的情况和把德国看成苏联潜在的敌人的情况。还在1944年时，就出现了原来的罗马尼亚驻莫斯科公使格里戈尔·哈芬克所写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他很肯定地说，斯大林对军校毕业生的发言中，称赞了红军的英雄主义的战斗精神，并强调指出，苏联士兵不应该只局限于防御问题的解决，而应该准备在与那些妄图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这里的意思指的是德国）的冲突中显示自己的进攻才能。据当时在场的К.谢苗诺夫提供的资料看，这样的提纲是存在的。
而根据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的记录，斯大林是这样说的：“在反对德国的阵线中，我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1914年到1918年期间，我们的加入注定了德国的失败……苏联正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欧洲没有资源，可是美国和苏联有。这些和平的力量就决定了斗争的结果。”与此同时，领袖还直接指出，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接下来的欢迎宴会上，当坦克部队的一位少将提出为斯大林的和平外交政策干杯时，斯大林很有说服力地反驳道：“请允许我做一下修正。和平外交政策确实保障了我们国家的和平。采取和平政策是一件好事。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防御路线，直到我们用新武器装备了军队，并用现代化的战斗手段武装了军队。而现在，我们已经对军队进行了改造，并提供了现代化的战斗技术装备，我们已经变得强大起来了，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军事政治思想转到进攻的军事行动上来。我们必须用进攻的精神来调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及我们的出版业。红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是进攻的军队。”
军队宣传工作的改革表现在《关于近期政治宣传工作的任务》这一指令的草案中。1941年6月4日，总军事委员会对它进行了讨论，而6月20日，确定以它为蓝本，对它进行修正后发往各部队。在这份指令中，明确指出：“战争直逼我国边境。每时每刻帝国主义都有可能向苏联发起进攻，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用自己的进攻军事行动（暗指先发制人进攻的5月计划。--作者按）去制止敌人的进攻……军事行动的经验告诉我们，防御战略在摩托化部队占优势的情况下收效甚微，并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对付德国必须采取这种有强大的技术装备支援的进攻战略。红军全体指挥人员的任务就是，研究现代战争的经验，并把它运用到我们战士的训练中去。红军各兵种的整个训练过程要牢牢贯穿进攻精神这条主线。”
“德国军队还没有遇到与它实力相当的对手，实力相当不仅指部队的人数，还包括他们的技术装备和战斗能力。但是，这种会面已经为时不远了。”
在德军中类似的宣传方针也传达到了每一个战士，时间是6月21日晚上，正是入侵苏联的前夜。比如，德军第102步兵师的列兵К.弗兰克在1941年7月10日写给家里的信中叙述道：“……6月4日我们团开始行军。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去哪儿。开始，告诉我们说是去波兰，然后又说是去东普鲁士。但是，6月19日我们到了苏联边境。我们每个人都开始问，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开始回答我们说，我们在苏联上车，然后去伊拉克，为的是和苏联人一起打败英国人……6月21日晚上大约8点钟，组织全连政治学习。我们的连长谈到了对英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局势，然后开始说起我们在苏联边境的任务。学习快结束时，我们的大尉才开始讲起了正题。他说：‘同志们！苏联计划在7月18日进攻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的元首以及元首所采取的英明而又有远见卓识的政策，所以，我们不准备等到敌人发起进攻，我们要先向他们发起进攻……’”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日记中写道：“6月21日（1941年。--作者按），我被叫到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并且让我写两首反法西斯的歌曲。于是我感到，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在等待着的那场战争，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战后，他这样解释这段话：“在那天晚上，诗人们都被召集到无线电广播委员会写反法西斯的歌曲，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有一个投诚者阿尔弗雷德·利斯科夫越过西南边境向我们报告了德国人进攻的时间。接着，又发生了一些最平常不过的事--收到了几个边境军区司令部的例行侦察报告。”根据西蒙诺夫的说法我们可以知道，斯大林和铁木辛哥直到6月21日晚上--尽管从边境传来令人不安的报告，他们还是没有决定向部队下达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而且关心的是如何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反法西斯作品的创作。难道，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和他的同志们被召集到无线电广播委员会，这也属于这一天之前很早就制订好的进攻德国计划中的一部分吗？这一计划需要相应的宣传保障，是不是也包括这些歌曲？这个假设是不是也太没有逻辑了？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红军在部队总人数上较法西斯德国有优势，苏联的坦克和飞机也要比敌人多得多，所以，他们便在数量上占了优势。从未在部队服过役（如果不算革命前在预备役团里短暂地待过一阵儿）的“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便深信不疑，红军指战员们在战斗能力上也一定不比德军官兵差。而这正是一个致命的误解。海军上将Н.Г.库兹涅佐夫在1966年出版的第１版回忆录《前夜》中写道：“斯大林把我们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工作估计得过高。在完全准确地了解了最新式飞机的数量后--根据他的指示全部部署在边境军区的飞机场上，他以为，只要战斗一打响，这些飞机随时可以起飞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当他得知，我们的飞机还没有来得及起飞，就直接被消灭在飞机场上时，简直目瞪口呆。”在这本书后来的版本中，这段话不见了。也许，新闻检查员突然醒悟，机敏的读者可能会从这得出一个反动的结论：既然斯大林可以夸大红军的备战能力，那么，他完全可能在考虑进攻德国的问题上也这样做。
而朱可夫怎么想的呢？也许，他当时对于红军的战斗能力和备战能力是持另一种意见？要不他怎么是后来的最高总司令呢！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只要看一下朱可夫于1941年12月在高级指挥人员的会议上的发言就足够证明这一点。他在会议上说：“……芬兰战争的重大意义是什么呢？它的重大意义就是：位于卡累利阿地峡上的方面军的司令部在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展示出对坚固的防御工事区进行突破的艺术，为了突破这种一流的防御工事区，他们使用了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工业给予我们的最有威力的现代技术装备。红军部队的军事进攻行动在第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完全不规范的进攻战役的训练，其后果是第一阶段的战役被迫中断。同芬兰人进行战争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尤其是不熟悉地形，路况不好，再加上积雪和严寒。所以，这些条件再加上已经知道的失误和在其他方向上的不规范的军事行动，就导致了不如人意的后果。”
朱可夫把“冷战”中的失败只归结为第一阶段的战斗军事行动，并牵强地解释为与其说是苏联战士的准备工作不充分导致失败，还不如说失败的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天气条件和地形特点所致。朱可夫把最后向曼纳林的进攻差点儿要称为军事艺术的杰作，这也证明，红军对现代战争是有准备的。
如果朱可夫不能肯定，红军在任何方面也不比法西斯德国差，难道他还会制订进攻德国的计划？要知道，万一失败可是要掉脑袋的。难道他还会在6月22日--战争爆发第一天，签署指令让3个苏联方面军进行反击，并部署在24日前控制卢布林的任务？如果朱可夫对红军没有进行战备深信不疑，那么，他应该把这一情况不仅向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报告，而且应该向斯大林本人直接汇报。他应该警告他们，在1941年夏天准备进攻德国是很危险的，应该继续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把部队调离边境，在离它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安营扎寨，以便部队免受来自敌人领土上的炮火之苦。并且，如果他的建议不被采纳的话，就要求退役。但是，在1941年的5月到6月间，类似的事情朱可夫一件也没有做。相反，当被德国占领的那些国家的外交官们离开莫斯科时，苏联政府断绝了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据Г.哈芬克证实，朱可夫在与南斯拉夫的武官波波维奇上校告别时，曾神秘地说，南斯拉夫很快就会理解苏联对它的真正感情。这里暗示的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南斯拉夫在伦敦的侨民政府又会成为莫斯科的盟国。
实际上，对于与法西斯德国相比较而言力量处于弱势的红军来说，最适宜的军事行动方式是防御，而不是进攻。Л.Д.托洛茨基还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很有远见地警告，在战争开始的最初阶段，红军应该做的事不是进攻，而是防御，甚至要退到领土的纵深，以便赢得时间动员一切兵力和资源。只有在这之后，“我们身后拥有了空间和兵力，我们可以镇静而自信地拟定出一个地区，在那里被我们的弹性防御所保障的动员才可以训练出足够数量的兵力集结，以便我们转入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