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我们的刊物上，（在74、75年间）召开过座谈会，讨论金庸（当时他的作品仍只能在“地下”传阅，仍未“正式登场”于台湾文坛，那当然是非关作品质素，而是其他敏感的政治因素之故）、古龙的作品，引起热烈也激烈的反应，几乎把我们文社也视作“毒害人心”的“黑道”。我的《四大名捕会京师》、《白衣方振眉》是在台湾最早以纯文学书籍包装、以“武侠文学”名目推出的武侠作品系列（由“长河出版社”约英在76、77年间出版），非常意外的得到好评，销量也好，许是因为在这之前，从没有这样做过，接着，古龙和金庸等的书，都纷纷以这个“以正视听”甚至更加华贵美观的方式推出，从此成了风气。
在这之前，台湾全省有上千家租书店，他们出租的大都是武侠小说。那种装订甚差、设计也不讲究、质素更十分低劣的薄薄小册，甚至连作者版权也从不予尊重，时常张冠李戴，颠三倒四，作品也良莠不齐，盗印翻版，不胜枚举。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有群众支持、消费价值、传统特质、文化菁华的一种文学特殊类型。却受到这样的贬待、歧视和忽略，虽然不知有多少高质素的读者仍为她疯狂入迷。
台湾那时候注重现代文学（正统文学当代化的一种统称）和乡土文学（台湾本土文学）
的抗争与对垒，对这种跨越界限、不分阶层的作品根本不予重视。我在歧路与迷途上继续创作和研究武侠小说，惹来不少诽谤号流言。我一直希望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批评、整理，甚至期待有人能深入探讨和整理中国“侠”的特质与历史，到最后，我盼望会有有心人出来为武侠说些话，做些事，然而除了一些作家（例如古龙）仍然为我们写些好小说之外，最多只有三数位名士学人，在片章残篇里偶然以高姿势为武侠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之余，我委实得不到什么支援的声音，只有孤军（幸好这种“孤军”在世界各地、海内海外都有呼应）作战到底。
那时候，武侠小说里的一些信念，仍影响了我和我好些朋友；我们相信“侠”是可以存在于现代的。侠不一定要拿刀子、见血光、出人命的。一个仗义执言、知行合一、秉着良心骨气做人作事的律师、教师、商人、警察、学生、记者乃至于屠夫、清道夫都在“行侠”，都是“侠者”。“侠”的定义其可贵性都不在于他武功高不高、武力强不强大，而是在他有没有具备一颗“侠义的心”。而文学不分类别，只要写得好，不管侦探、言情、武侠、神怪，俱可成为伟大的文学经典。武侠写的是极度情境中的人性。凡是为大众接受并可流传广远的作品，必有其深层价值。
那时候，我正从少年步入青年。也从武侠小说的爱好者进入研究者（包括敦促鼓励别人去探究），我在香港武侠世界连载“四大名捕系列”，并已写完了《神州奇侠》故事。那大的是70年代至末的事，古龙在台湾一纸风行，金庸的书在坊间以各种名目流播，台湾武侠各大名家的写作黄金时期，已开到荼靡。
恰好在新派武侠小说第二次高潮全面归于消租时期，我也“迫不得已”离开了我办文艺社团最巅峰（指”得心应手”）的台湾，经过一段岁月在海外流浪流亡之后，终于定居香江。
我说第二次新派武侠小说的巅峰期全面干寂，系指这段时期，武侠小说或任何通过武侠的形式或本质表达的作品、成品和消费品，已失去了焦点，没有了市场，甚至缺少了那原有的一股朝气蓬勃的原创（动）力。可不是吗？以中国功夫打出名堂扬威世界的“武神”李小龙，已在7O年代初期逝世。70年代起，金庸已不写新的武侠作品。不过，他的旧作却在这段期间经苦心删修后正式“登陆”台湾和中国大陆，引起风潮，风靡天下，独领风骚，极受注重，甚至兴起“金学研究”我也为研究他的作品写了几本专书。但他的作品是“推出”而不是写出新的著作来。他不写了，自然是读者和“武侠文坛”的一大损失。可是，其“后遗症”更是“可怕”：在港台文坛，都觉得好的武侠作品都给金庸写光了，再写，谁也写不过他，不如不写了；或是，武侠小说金庸写得最好，看他的，就够了，别的都不用看了；尤甚者根本认为金庸不写了，加上80年代的前段武侠文坛另一大师梁羽生也金盆洗手，而一代怪杰鬼才古龙也醉卧西天、武侠小说已经可以划上句号，余无足观，寿终寝了。
这种观念很有理很有力也很“名正言顺”的摧残的武侠小说可以承先启后的生机。新一代的武侠新秀，根本寂寞无人管，任其自生自灭。人赞金庸作品“空前绝后”：“空前”自是必然的，也是恰当的赞誉，但对一种文类的存在价值而言。“绝后”决非好事，甚至对金庸作品的评价也因而“略减颜色”。后人不一定要（能）超过金庸，但大可写出自己的特色来。有比较才能见出该种文类的恒存价值、不朽成分。假使李白之后，没有杜甫，没有白居易。没有李煜、晏殊、苏轼、黄庭坚，那么，唐诗宋词或许就不见得那么伟大。而李白的天才也难名因而逊色，虽然他们在诗词方面的成就并不见得能超越李白。可是，读武侠小说者难免都有“幕古倾向”，就是金庸作品也常透露出这种观念：上一代或已逝的一代往往比下一代的新锐更强，人格更完美，境界更高尚。这对古代的向往与道回，运作在现实层面上，很容易使会对正在撰写和努力尝试的作家生起漠视和冷待的反应。金庸作品，冠绝同侪，受到尊崇，理所当然，当之无愧；不过，这种现象无疑对武侠小说的发展生机，有所扼杀，恐怕是十分不妙的。
同时，武侠小说市场全面崩败，老一辈武侠前贤，多已辍笔不写，或者，仍在撰写的却写不出当年虎虎生风、凛凛神威来？现代人太忙碌了。报章杂志上的武侠长篇连载，已不适应社会节奏。这非关有没有好作品出现的问题，而且认真创作的武侠作家（不分老幼）根本生存不下去了。就算写得像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白羽、金庸、梁羽生……，这样出色而曾在报刊上连载风靡万千读者的作品，换作这时候在报上逐段刊登，只怕也不复盛况。别忘了，就算当时古龙名声如日中天，作品多为电影电视改编拍摄，但作连载发表时的反应，也远不如上列时期的武侠名家来得哄动，余者可想而知。人们娱乐更多了，花样多，选择也太多了；电影（港台中外都有）、电视（卫星电视有多种多国选择）、琳琅满目各式其式的杂志书报。资讯爆炸、电子游戏机纵横大街小巷……这都是前二代的武侠小说家不必面对的挑战，不需面临的危机。
在香港，这样一个急促节奏快皮应和经济挂帅的大都会里。从事写作（要是没有学院的支持），而又是认真的写作（且又没有兼营的正职），并且是认真的去写作通俗的作品，这是一件非常奢侈也十分冒险同时是相当孤寂的事。
这段时期，许是因为武侠素材的改编“盛极必衰，”致使70年代几10部电影有9部是“武侠片”的趋势，争遽直下，成了一年制作的电影里，居然连一部武侠电影也无，继续苦心悉力去写好这种文类的人愈来愈少，大家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武侠一代大宗师金庸身上，加上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的作品已多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梁羽生锋头为金庸所掩盖，古龙英年早逝，武侠小说潮流于是进入“一枝独秀，全面沉寂”的“冰河时期”。新秀们没受到培养、鼓励，他们既不敢写。也缺乏条件写，没有兴趣去写。
这时候，武侠小说已可以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流传，造成高潮迭起，风靡一时。而且在台湾及香港各地。已展开了“金学研究”对武侠小说一代大师金庸的作品。提出多面性和多角度的金庸开快的精采意见，但都是以趣味性为主。台湾方面，叶洪生专事研究整理中国武侠名著，重新修订推出，确也保存和推动了不少佳作巨构。不过，除了中（象章培恒）、台（如龚鹏程）少数几位学者作家注意到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与特质，写下了为数并不多的（多是对前代或已给认定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评奖或研究之外，我几乎仍完全找不到在20年前苦苦追问的指引，什么是武侠传统？什么才是好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能不能成为文学？“侠”的定义为何？武侠小说在现代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
我在这时候，却似自己撰写的一部武侠小说：《逆水寒》的题名一样，足足“扒”了10年的“逆水”，专事写作。而且以武侠小说为主，并希望能够为“新派武侠小说”之后摸索一条“超新派”的路向。由于这条路向是雨生、多险阻、荆棘清途的，而我不仅个人冒险寻觅，也得要支持勉励好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一辈并请同行，所以价外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但已箭在弩上，不得不发。
30年来，我仍在期待一本（甚至是大量的）对武侠小说传统、历史、文化取向。精神价值、文学评介作全商的研究比较的专业论著。这时候，大概是80年代初至末的期间，中国大陆的“武侠热潮”方兴未艾，海外侠坛，金庸文学地位已受全面肯定，日丽中天，众星消殒，百家沉寂。
90年代一开始，海内外“侠坛”有两大盛事；一是“武侠电影”的复生。过去的名家作品重新受到注意。争相翻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跟六、七十年代改编武侠名著大为不同，这“改编”简直是“改头换面”，不再是影、视企图透过武侠小说来争取观众、吸收灵感、丰富题材，而却变作了一种反客为主、财大气粗、任意删改、曲解丑化的“牟利工具”或曰：一种“噱头”。